唐诺——书：两千本的奇迹
导读：
iPad和Kindle出现之后，书的最终命运是什么？真的会消失吗？
一个写作者、编辑、读者，给出自己的答案。
[ 一 ]
如今我们活在一个不相信远比相信容易的时代，台湾这样，香港我猜也是这样，大陆好一点，但可能更快更暴烈会变成这样。但麻烦的是，人还非得相信点什么才行，什么都不相信看起来很轻松很潇洒，但其实最辛苦最疲惫，人会不想读书不想做事不敢恋爱不敢生小孩甚至提前衰老很难活下去。
我相信我们大家的生命基本经验不会有太大不同，这辈子我们多少都碰到过好的人好的事，甚至拥有某一段极好的感情，我们在漫漫人生途中也会心生善念，想做件好事或想做个更好更有意思的人，但善念往往睡一觉就消失了，好人会变坏，爱情会变质，诚挚纯洁的行动会一个一个被各种黯黑的力量渗透接收。因此，问题不在于没有好东西，而是这些好东西总是太小太微弱太短暂，如春花如朝露，来不及相信，它就在现实太阳的强光下蒸发掉。也就是说，我们的不相信是经验性的，它含着一次又一次被美好事物欺骗、愚弄、背叛的最不舒服经验，由此构成了一整个世代人极大的失望、多疑和满心荒芜。
这怎么才好？我喜欢的英国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在《一个被烧毁的麻风病例》里也问了这个问题，给我们答案的是书中那名在刚果治疗麻风病人的柯林医生，我自己很喜欢这个答案。柯林医生说，可能是我们自己弄错了，是我们去找“太大、太重要、太活跃”的东西了，善不是长这样子。
是啊，谁说美好的东西非要很大不可？除了我们心中期盼以及某个神话故事，你究竟什么时候真的看到过，美好的东西大得像无限、长得接近永恒而且一出现就威风凛凛所向无敌呢？如果非这样才算数，那大概真的没有，而且我们差不多就把所有的善、所有美好的可能一次全杀光了。
人类的历史经验，乃至于更久远的生物演化事实告诉我们，美好的、有意义的东西总是开始于毫不起眼的边缘角落里，开始于一个很微小、很安静的改变。比方说愈来愈多古生物学者相信，人类的演化和文明的创建，真正关键的一点可能只是人类开始直立，就这样而已。人站起来了，用两只脚支撑身体，解放了双手（成为生物界最灵巧的手），微妙地调整了喉部的发声结构（这是日后人类精致语言的生物条件），最终才是大脑的复杂发展。
美好的东西通常是碎片，不大，不持久而且还不容易存活。对美好东西最明智的保证，我以为是英国的自由主义大师也是最博学的读书人小弥尔顿，他指出，美好的东西，乃至真理，其实很容易被压制被迫害被集体消灭，但它有一个最动人的特质，那就是它不会就此消失万古如长夜。历史经验证实，它会一而再再而三被重新提出来，每隔一段时日，也许在不同的地方，由不同的人口中说出来，形态像一波波海浪，直到它恰恰好找到适合它生长的土壤。
朱天心写过一篇小说叫《我记得》，对这样一闪而逝、你我都看见过的好东西，某一个善念、某一张笑脸，她选择相信，并且像一个证人指证历史——是的，我看过，我记得。安伯托·艾柯则进一步告诉我们：我不仅相信，而且我捡拾，我保存，我拥有，我还努力不懈地想把这些碎片编组起来，让我们可以想象它巨大完整的模样，把相信化为行为，化为每一天经常性的工作。
我自己一直是个读者，也写过几本书，还干了大半辈子的编辑。我也乐意在这里作证，我看到书的世界的确长这样子，每一本书都是一个碎片，这是书最有意思的地方。
看了这个碎片图像，然后我们就可以来解释了，所谓两千本的奇迹究竟是什么？
[ 二 ]
很多年前，当时台湾《联合报》读书人版问我，为什么会选择出版这个并非太有出息的行业？我说出版有一点非常吸引我，我称之为“两千本的奇迹”，我不晓得其他哪个行业有这样的好事。
首先，两千指的是什么意思？在台湾，也只限台湾一地，如果你综合成本和收入这两端的所有数字，做一次不带情感的精密演算，来找寻既不赚钱也不赔钱，所谓损益平衡的那个点，就可以得出两千这个数字。也就是说，两千册，是一本书可否出版的最底线，是人的思维、创作能否获准进入商业法则所统治世界的窄门、是光和暗分开的那一个点。
好，两千知道了，奇迹是什么？奇迹在于——比如说，我们随便走进一家超市、一家大卖场、一家百货公司，放眼周遭这些争奇斗艳如太平盛世的商品，然后假设，如果它们，每一面包、每一瓶可乐和鲜奶、一部电脑，一辆贵死人的豪华轿车，只能卖出去两千个单位；或者更进一步，在最初的生产时，生产者已经知道了，整个世界仅仅只有两千个人需要它会掏钱购买它，还剩几种会留得下来？还剩几种人们仍愿意去研发、制造、运送，并好好展售在我们眼前？你很可能发现自己正站在一个空无一物一人、只有回声的废弃仓库里。
写书的人知不知道自己写的书只会卖两千本呢？很多作家一定会告诉你，太知道了；编书的人知不知道只会卖两千本呢？当然也知道，每一天市场都在告诉他这件事。书的最大奇迹，不是某一本书，比方哈利波特能卖几百万本，哪种商品（比方球鞋）不是动辄卖这个量呢？而是就算整个世界只有两千个人需要它，它居然还成立，还不断被写出来印出来，这才是书最独一无二的地方。
好，不谈可乐不比球鞋，我们再拿书和比较相近的电影做进一步比较——在台湾，今天你拍一部电影（别想哪种有地球浩劫大场面或汽车好像不要钱撞来撞去的），成本很难低于四五千万（台币，下同），而一本书的正常成本，不浪费也不寒酸只要三四十万，两者大约100比1；换算到购买者另一端来看，一部电影因此至少需要三十万人次观众的热情进场支持，书则只需要两千名读者。
四千万台币不是一个可浪漫可冒险可想到什么就做什么的小数字，但30万台币，必要时就连我这样没什么经济能耐的人都挤得出来，意思是相差100倍以上的自由度、可能性。从购买一端来看差别大，你要说服30万人和只要说服两千人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这像站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力学世界，从一开始就意味着不同的题材选择、不同的内容构成、不同的讲话方式、不同的道德考量、以及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企图心和想象力。30万人的公约数得非常简单非常安全无害；两千人则可以非常自由非常剧烈，你甚至可以说各种实话，可以冒犯社会。
更好的是，这个所谓两千本奇迹不是推论，而是事实如此——这个事实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书的整体样貌，宛如繁花盛开的美丽样子。一般商品通常只有个位数种类的品牌，但书却同时有几十万种，我想不出任何一个领域，能这么多样又这么精细、这么广阔又这么深奥；人类的思维，包括每一种想法、每一个念头、每一次梦境，不管它多细碎、多奇怪、多私密、多难懂、多不合时宜、多异想天开，甚至于多幽暗恐怖邪恶，每一种你都有找到有效实践的可能，都有人当真，都有人想追问——不只是掏钱买下来而已。
我来自台湾，这是个小岛，大出版世界里一个边陲的、不起眼的小角落，但大家晓得台湾每年有多少新书出来吗？每年大概稳定有三万五千种。三万五千个碎片。我们这些做书的人都不免开起玩笑来，好像太多了，不是吗？是不是应该稍稍节制一下自我管理一下——有一种闯祸的感觉。
对商业市场机制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样的事有多困难而且多难得。今天，在我所置身的社会里，我们要说出某些话并不难，难的是这些话语如何不迅速散失于空气中像从没发生过一样。
这取决两面，一面是我们自己，我们所说的话究竟有没有意义，言论自由只庄严保证你的资格和权利，但不附带其结果；另一面则是严酷的外头世界，这往往很荒谬而且还让人很生气。我们晓得，人类很多需求是确确实实存在的，甚至还是迫切的，致命的，比方说非洲几乎从未真正消失过的饥饿问题，比方说非洲某种肆虐的传染疾病问题，但这些需求不一定能被满足，如果它没办法到达一定的购买力，形成所谓的“有效需求”的话。因此，我们看到的是，很多已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必须销毁，好稳定市场价格，而那些跨国大药厂更有兴趣的、乐意投注更多资源研发生产的，可能是生发剂、壮阳药或抗忧郁症药物。不是这样子吗？也就是说，人的话语、主张、论述和创造成果，基本上仍得完成某种“形式”或说“格式”，而且有着相当购买力的数量，才能通过或偷渡过市场大神看守的旋转门，才是有效的，才能被这个社会所登录，所记忆和存留。
所以两千个单位，从商品的有效规格来看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而且更好的是，两千本的书可以成立，便意味着有一部分其实不到两千本的书也夹带着出版了。当然，这些书可能存活于市场的时间更短，也让他们的书写者和编辑者感觉自己更像个失败者，但终究比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要强多了。在整个社会遗忘掉它们之后，也许仍有那么几个读者记得，甚至从中得到重要的启示；也像小弥尔顿告诉我们的，如果它自己够好，而且哪天够幸运的话，它仍有再一次的机会，或至少给了它的书写者下一次的机会。
书籍的发明当然远远早于商业社会的出现，它的第一次奇迹是书自己能力的奇迹，或者应该说实现了、扩大了文字发明的奇迹。人类曾经有过的所有语言系统，只有其中小小的5%发明出文字来，这一步促生了书籍，成功地抗拒了时间和人短暂的生老病死，从此人类的经历、情感、记忆、发现和发明不会一代而亡，让历史悄悄进入一个全新的翻天覆地时代；两千本则是书籍在当代的又一次小小奇迹，这次它克服的是粗暴的商业市场法则，以最小的损害，换取最大可能的自由，让书古老的、最大的奇迹仍可以继续发挥作用。
[ 三 ]
这些年来我逐渐发现，两千本的书不仅仅只是一个动人的奇迹而已，它更可能是书籍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形式，它解释了更多有关书的事，也更触及到书的本质。有大陆的编辑朋友称之为“基本款”，当然，两地市场尺寸不同，在大陆不是两千本，而是八千到一万，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奇迹公式，但意义是一致的。
谈到基本形式，有个盲点可能得先解决。我们说，地球上基本的生命形式是什么？已故的古生物学者古尔德是我很喜欢很佩服的人，他的每一本书我都读，古尔德同时也是顶尖的统计学者，他通过统计绘制出来的钟形曲线右边最尾端的小点上，是生命演化的一个意外，美丽（或灾难）的意外。真正在钟形曲线中央、数量最庞大的，其实是单细胞生物。
而且不只是数量大而已，如果我们人类不太自我陶醉的话，其实也很容易察觉的，真正让地球日复一日维持整个生命系统不坠的，当然也是单细胞生物；还有，我们今天所推论所想象的各种末日浩劫，最有可能安然度过的也是单细胞生物，这在几十亿年的地球历史中有很多次这样的经验。所以古尔德以为，如果要有所谓的生命基本形式，那必定是单细胞生物。
如果我们依销售量把书籍也绘出一张钟形曲线图，一样会看得出来，曲线最中央、量最大，构成书籍世界每一天主体工作的，也正是这些卖两千本的书。
这个简单的事实非常有意思，它再清楚不过地透露一个讯息——书不是纯粹的商品，它只是不得已必须应付商品的规格要求。商品竭尽所能追求最大的量，它的工作依据这个绝对目标组织起来；但书不是如此，它有自身更复杂以及更深刻的关怀和心事，它的工作方式因此更凌乱也必须更灵活，并且保有一部分古老知识工作者的思维方式和古老手工匠人的技艺。
我自己曾是个编辑，20岁不到就开始编辑工作，我可以老老实实告诉大家，一个正常合格的编辑不会只用销售数字来想事情决定事情，他甚至有点避免去想，非不得已最后才去想。我知道很多编辑不随便到弱肉强食的书店现场，你可以说这是逃避，但有一位编辑朋友说，不看书店是为了保持斗志、培养继续出书的勇气。绝大部分时间，编辑想的、在意的是书的实质内容，以及书的意义和价值，是我手上这本书实际探出了什么做到了什么等等。当他最终必须考虑销售数字，也不是一个利落的判决，而是不甘心不死心寻求可能性，看看还有没有其他途径，有机会偷渡、有机会骗过市场，这是一个好编辑最终极的技艺要求。
编者的身份自觉通常也不是贩售者，而是某种知识工作者，有多出来的责任，来自一个更久远知识传统的要求，因此对市场带着一部分反叛性格。不过是因为我们如今置身于一个这样的时代，人类的知识成果创造成果必须通过商业窄门才算成立。两百年前、三百年前他的先人不必这样，司马迁当年写《史记》也没去想销售量。
相对来说，依循单一市场的法则是最简单的。有没有这样的书呢？有的，少数流行的、畅销的书就是这样，你只要把自己像变形金刚，变身成一部印刷机器就可以了。
如今真相愈来愈清楚，畅销书的核心意义并不是书，它的主体工作也不发生在书的世界里，书只是某个更巨大流行工业最末端、最不重要的一个小环节而已，书在这场豪门盛宴里是个小跟班，连讲话的资格都没有。一本畅销书可创作几千万台币营业额，但在动辄几百个亿的大游戏里，这只是泡沫只是零头。书的形式被采用，只是不拿白不拿、收最后一笔钱而已；当然，也可能来自某种奇特的虚荣而不是经济动机，我不只是个成功的企业巨子、成功的影视或运动明星，我还是个很聪明有思考习惯的人，我的成功和财富是有理由的，有着智慧理由——借用的不是商品力量，而是书籍最古老的魅力及其暗示。
作为一个读者——我的读者资历远比编辑资历长。我的阅读经验也是这样，最多样的书是那些只卖两千本的书，最好最有意思的书通常也是这些只卖两千本的书，日后时代转变还不断需要重读的也是这些只卖两千本的书；阅读只有在这里才可能日复一日的展开并持续。偶尔，我也会翻翻畅销书，当个讯息当个例子看看如今人们在想什么，在热切追逐什么，跟我会看报、会收看电视新闻差不多。但作为一个读者，我们内心深处对书有更多的期待，比我们买一罐饮料一件衣服心思要复杂多了，也沉重多了，我们总感觉购买完成才要开始某件事，而不是已完成某件事，不是这样子吗？
前些年台北陷入经济衰退和萧条，很多人失业，你晓得冒出来最多的是什么？计程车、摊贩和小吃店，当然还有小偷和骗子。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会开车我也会开车，取代最容易，很少有人转行当个量子力学物理大师或太空船工程师。我们说，困难之后，才会逼出事物本身最独特的技艺和内容，从而形成最难被取代的存在。因此，“两千本的书”最独特的意义是，书籍成功地把仅仅只有两千个人的需求转化成有效需求，使得那些无法用其他形式收集保留的碎片得以存活，这才构成了书籍存在最难被取代、最坚硬的内核。往后任何想取书籍而代之的新尝试新形势，都得重新面对这一困难，依我看，截至目前为止，他们都还没成功，甚至才刚刚意识到，原来关键性的困难在这里。
“两千本的书”是书的主体形式，这个概念和视角，还可以帮我们延伸解释许多事情。比方说台湾和大陆“基本款”——两千本和一万本的5比1的比例，远小于两地人口之比，这说明大陆书籍市场仍有继续放大的潜力，这是好消息；比方说华文单一书籍市场的逐步无接缝成形，有机会让原本在台湾和香港不成立的书成为可能，那些藏放编辑抽屉里多年的书有机会了，这也是好消息；还有，近年来资金涌入，大陆出版人忽然变得非常有钱，但如果考虑到出版世界这种少量、多样、利润弹性有限的本质，我们几乎可以断定，一旦这些资金发现出版界获利不如预期，会哪里来哪里去很快撤回，这是什么？这是热钱，这就叫泡沫。大陆出版界的朋友可能得有泡沫破灭的心理准备才好。
[ 四 ]
想想看，书的终极命运会怎样？它真的像某些人讲的，很快会灭绝吗？
近年来，书籍的确愈来愈像颗洋葱，我们发觉它一层一层的剥落，先是影像，再来是电脑，跟着是网络，然后是电子书，每一种新工具都来拾它的工作，取走它的一部分。书会一样一样被肢解被拿光吗？一些爱书的人，习惯跟书谈恋爱的人忧心忡忡；而其间不断冒出来的恐吓话语，更让书的从业人员（尤其是编辑）听起来像末日讯息，好像自己注定很快会跟书一起消失。
“天国已近，你当认罪悔改。”很奇怪，一直以来，人们听到这一天国到来的福音，反应通常不是开心雀跃（不是应该开心雀跃吗？），反而是吓个半死，这是很有意思的，就像电视广告里他们努力呈现的未来美好生活图像，怎么看都是枯荒可怜的，能够的话，那样的未来我可不可以不要去？
这一普遍的疑虑和惊吓，可能意味着我们知道事情不全然是这样，我们感觉他们忽略了一些重要而珍贵的东西。
我是一个只跟书保持基本友谊的人，对书籍没有超过内容、恋物癖式的多余迷恋。截至目前，我以为发展方向大致是进步的、合宜的。目前狭义的书籍，也就是纸本书的形式，当然不是每一个面向都完美、都最适合它。比方说字典辞书、百科全书或图鉴这类非阅读用的特殊知识载体，交给更方便收藏和查询的新形式当然再好不过了，也许损失掉一点点装饰客厅和书房的功能，一加一减仍是划算的。或者学生的课本教科书，只要眼科医生不反对，我也赞成改用电脑、网络或电子书，既减轻书包重量又消除城乡时差，还可以克服它们用后即弃、逐年修订调整的问题。（我念高中时，一堆人最咬牙切齿的梦想就是，妈的等大学联考一考完你试试看，第一时间便痛快一把火把它们全烧掉，就像秦始皇做的那样。）
建议大家回想一下书籍的历史，这有助于心思安定看清事实——如果你知道书的基本历史，你就晓得书籍作为一颗洋葱不是从今日始，事情一直是这样。沃尔特·本雅明指出来：大众传媒的出现和独立，便是书籍一次最重要的分解，把书籍负载和传递即时资讯的功能拿走，收音机和电影电视的出现，也让书籍的娱乐功能逐步收缩到最小，书的形式本来就比较沉重比较严肃，要求人脑比要求人的眼睛比重较高。
这两回大分解，一次是大众传媒的独立，一次是娱乐工业的建构，我以为其规格、其影响，都比今天的电子分解更重要更深邃，但书籍并不死亡，它可以更专注做只有它能做的事。
顺便提醒大家一下，如今是预言满天飞，每天都有人出言恐吓的奇怪时代，你要照单全信的话很容易自杀。我们可以保持冷静，稍微想一下预言者的真正身份是先知还是推销员——推销员的比例压倒性的高。像我的老朋友詹宏志热爱恐吓性预言，几个月前才要我们不惜一切加入电子书，最近又谈电子书不重要，重要的是其他云云。你稍稍睁大眼睛就能看到他背后的商业机制和贩售企图，如此，你就能如托尔斯泰一般大声地说：“他想吓我，但我并不害怕。”
假设分解会一直持续下去（这其实不大可能），最后会剩下什么？会剩下这最大一群碎片一样的、只卖两千本的书，书最坚实的核心，或者说书最没人要、最没利润可言的核心，这两者是同一件事。
几年来我的一个疑问今天已差不多浮现成为事实，尤其是今日电子书已真相毕露这一刻——我一直不相信的是，如果他们手握如此昂贵又如此powerful的武器，会好心拿来帮我们卖书吗？尤其是这些只能卖两千本、利润小到不值一顾、而取得过程如此麻烦、谈判对象（也就是一个个有不同怪癖、不同不讲理程度的书写者）如此分散的书吗？回想一下吧，电视网络铺设起来穿透每个家庭，读书节目只聊一格，且不断萎缩，梁文道每天只有八分钟，但这已近乎神迹了，是香港才有的骄傲；台湾的7-11打通全岛销售渠道称霸江湖，架上书籍如今剩不到20本（你听都没听过的20本），他们比较想卖的是御饭团、新饮料还有高铁车票不是吗？
谁要卖书啊？
电子书的真相是，iPad的书籍部分只是其复合性功能的小小一角，日后极可能只退不进，但光这样就当场打挂了Kindle，Kindle也很识相地立刻向游戏和音乐倾斜。大复合性电子接收器的大战也许持续方酣，但就实质意义的电子书而言，GAME OVER了！
是的，我们从头到尾说的就不是什么文化良心的哀求呼籁，而是商业机制最硬最不让步的工具理性问题。书籍最强韧，很荒谬但确实如此，不是寥寥那几本震动世界的大大畅销书——它们跑得最快；跑不掉的是这些碎片一样、尺寸太小、必然从市场大鱼网孔里流掉复归大海的书。这确实有点像庄子《逍遥游》里那棵没有用的大树，不值得一砍，所以活了下来。
[ 五 ]
还记得《玫瑰的名字》其中一段吗？“我把我所能找到的每片纸都收集起来，装了两只旅行袋，为了保存这可悲的遗物，甚至不惜丢弃一些有用的东西。”
“两千本的书”真正脆弱之处在哪里？在于它卓然克服商业规格的独一无二方式，其实来自于一些人“为了保存这可悲的遗物，甚至不惜丢弃一些有用的东西。”——书写者愿意用两三年或更久写一本书，以定价300元台币的书来算，只拿六万台币，相当于正常人一到两个月的薪水；编辑者愿意不为社会所动，从事这个不太有前途的工作，并相信其中有较大的志业而非职业成分；还有两千个读者愿意买，保有期望和好奇，不管这些书多沉闷多看不懂或读起来多不舒服。是这三者不约而同都做了一些背反当前社会主流的事才成其可能，所以我们才夸张地称之为奇迹。奇迹总是难得的，因此也总是脆弱的。
商业机制的强大理性很难理解这样的心思、行为和信念，也就很难瞄准它摧毁它替代它；然而长期来看，我们难免是悲观的，毕竟它必须抗拒着求舒适、求立即性报偿的一部分真实人性。书写者、编辑、读者缺一不可，尤其是它所赖以成立的必要信念，正好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再受尊敬、一直在流失掉的东西。愈来愈少人愿意为了捡拾它而放弃掉一些有用之物。
如果你问过，我会说这个流失一直是进行中——它一点一点消散也许不易察觉，但消散一旦通过某个临界点，事情就危险了。像达尔文告诉我们的，当物种少于一定的量，灭绝的机制就开始启动了，单行道一般向着灭绝奔去。
还有更可怕的说法——知道著名的热力学第二法则吗？科学家告诉我们，尽管质能不灭，但质能会不断散失，直到所有质能完全均衡的分布。它不是消失，而是没有意义了，因为你无法回收它保有它使用它，或者应该说，你要回收它，都得耗用掉更大的质能。这个阴郁无比的法则，最终揭示了一个来日图像，一个再没有任何反应发生、万有归于沉睡的图像。宇宙从灿烂的大爆炸起始，以永恒的大眠告终，这很符合米兰·昆德拉对死亡的想法，死亡总是从我们记忆的眼角逸去，静静的发生。
我自己，跟很多人一样，相信人的善念是遍在的，时时处处在发生，并不会真的消失掉，就跟质能不灭一样。问题在于我们能否阻止它继续消散，让它保持有形有状，让它有意义。
科学家给我们阴森的预言，但文学家跟我们讲的，则是美丽而且明亮的故事——我说的是马尔克斯的《迷宫中的将军》，书里那位披着一身庄严光华从黑夜中走到玻利瓦尔卧房里的处女，她的光华原来来自发带，她把萤火虫粘在发带上因此闪闪发亮。可萤火虫不是很快会死掉吗？接下来我们看到了，她随身带着一小截挖空的甘蔗，当她解下发带时，便把萤火虫收进这截甘蔗里。原来如此，原来甘蔗里的那一点点甜汁、水分和空气就可以让萤火虫活下去，在下一个晚上、下一次盛宴时刻放它们出来依然庄严发光。
我自己读这段文字时非常震动，因为它解决了我童年至今长达四十年的一桩心事。我小时候抓萤火虫，每次以兴高采烈开始，但总是很快以悲伤告终，你所有的总是短逝的光华和一只只很丑的黑色小虫尸体。原来可以这样，原来一小截甘蔗就是答案，甘蔗在我们台湾乡下满地都是半点不值钱的。
对我个人而言，书，尤其是纸本的书，不过就是这样一截挖空了的甘蔗而已，最终，我们真正要保护的，是里面存活下来的萤火虫。
把梦、想象以及思维的成果写在纸上，印在纸上，并不是从我们这一代人开始；我们还知道，没纸张时，他们写在竹子上、纸草上、羊皮卷上、泥版上、大片叶子上，以及更早之前的岩壁之上——我的意思是，我习惯而且确实喜欢印成纸的书，尤其在浴缸泡澡或在长途交通工具上时，但我知道这不是书籍曾经有过最美丽的形式。我也能感同身受，当书籍开始用纸张大量印刷出来，当时一定有一些人也有他们情感上、习惯上以及美学上的慨叹和悲伤。但这无关宏旨。
我很希望马尔克斯的美丽故事能带给大家必要的镇静和心思清明。美好的人、美好的事、美好的书给予我们的通常不是所谓的欢乐，而是更稀有的镇静和心思清明。也许有一天他们真的会发明出来能养活这些萤火虫的更好的工具，像博尔赫斯带点天真期盼的，也许未来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也说不定。但在这之前，我相信还有相当长一段时日，我们还是得继续带着这一截挖空的甘蔗，一如大家今天放弃做更多有用的事来听这场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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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唐诺：
本名谢材俊，1958年生于台湾宜兰。长期从事图书出版工作，现为自由读书人，专注于与阅读相关的自由写作，自称“专业读者”。著有《读者时代》、《阅读的故事》、《文字的故事》、《唐诺推理小说导读选》、《球迷唐诺看球》等。 夫人朱天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