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门阀大族为什么会突然消失？| 访谈
中古中国烜赫一时的门阀大族，在十世纪为什么突然消失了？近日，美国汉学者谭凯在中国出版的《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一书，解答了这个谜。
谭凯目前任教于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他的父亲就是一位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学家。受其影响，谭凯很早就对历史产生了兴趣。他在高中开始学习中文。本科时，他读的是斯坦福大学生物专业，与此同时，他继续学习中文，同时逐渐了解中国的历史。最终，他走上了汉学研究的道路。
一开始，谭凯感兴趣的是宋史——在西方，人们普遍认为宋代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峰。谭凯关注宋初的精英，想知道他们是从何而来，于是他回溯到了五代十国。他的博士论文就与五代十国史有关。“然后我发现，刚开始是有门阀大族的，然后就没有了。那么他们之前是什么样子呢？”他继续回溯，一直追到了唐代。
为研究这段历史，他看到了一些墓志，尤其是九世纪的墓志，发现其中有着正史未记载的、罕为人知的鲜活故事。有的故事让他深为感动。他记得一个父亲为自己夭折的四岁儿子写的墓志。这个孩子被埋葬在爷爷的墓旁。父亲写道：“尔其有知，当为弄孙，代吾左右，承颜泉隧，其乐如何！”“这是真正的普通人的故事，你能感觉到他们的情感。”谭凯说。
谭凯主要是通过拓片来读到这些墓志信息的。拓片来自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等地，许多已经公开出版。他也去一些中国的博物馆，申请研究墓志实物。因为外国人的身份，申请并不是那么容易通过，有时会吃闭门羹。而在得到许可的情况下，他会拍摄大量照片，然后用放大镜慢慢研究。有的时候，博物馆还允许他往墓志上倒一些水，让字迹更清晰，便于观看。
在看过三千多方古代墓志后，谭凯在它们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海量的数据库。利用这个数据库，他搭建了晚唐精英家族婚姻网、中央与地方精英仕宦程度统计表，以及精英之间家族仕宦传统统计表等直观模型。用新的数据手段对史料进行定量分析，这在海外汉学界并不多见。
近日，围绕《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一书，腾讯文化对到访北京的谭凯进行了专访。以下为采访内容，文章经作者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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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有很好的关系，你更可能成功”
● 门阀大族的存在，维系了唐朝中后期的统一
● 黄巢之乱比安史之乱更具标志性
访谈▼ 腾讯文化记者 冯翊 陈默
受访▼谭凯 （Nicolas Tackett），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
▲谭凯(Nicolas Tackett)
“如果你有很好的关系，你更可能成功”
腾讯文化：对于中古中国门阀大族在唐代的存续、消亡和阶级升降等议题，陈寅恪、杜希德、孙国栋等人均有过研究。与他们的研究相比，你的研究有何不同？
谭凯：我看了更多的史料，比如墓志，并从总量上对它们进行了分析。又因为我的书是英文著作，所以我必须回答英语世界中提出的问题，这是第一。
第二，我弄清楚了中古中国的政治精英。我认为，只要精英能证明是门阀大族的后裔，就算大族精英。因为有更多的史料支撑，我就可以重建其婚姻网络。
第三，很多人觉得，七世纪到八世纪，唐代有很多制度与经济上的转变，这些转变令门阀大族慢慢衰落。我认为并非如此。九世纪时，这部分人很多，他们有政治权力，适应了新情况，地位也很高，并没有在中唐之后消亡。
腾讯文化：你认为社会地位、拥有的财富以及做官得来的权力，塑造了唐代门阀大族，在这其中，文化与精神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作为当时知识的垄断者，有无普遍的“士族认同感”？
谭凯：我也想比较中国门阀大族和欧洲贵族，二者都有贵族风貌，他们觉得，如果先辈是重要人物，那么自己也是先辈的延续。这就是文化认同。在这本书中，我觉得我不需要讨论这个，因为并无改变。
有人觉得唐代的科举代表新风貌，我认为并非如此，因为科举可能是大族之间、大族后裔之间的比赛，而不是跟别人。风貌并无改变，直到十世纪之后，这些大族都死掉了，才有改变的空间，新兴的寒门有了自己的风貌。
士族之间当然有认同感。大族的前代，每代都有人当官，占据重要的政治位置，这足以证明其社会中的价值。
至于他们之间的婚姻关系，士族之间不会直接表露与讨论，说“我的舅舅是宰相，所以我现在也入仕”。
腾讯文化：能否详细谈谈唐代门阀大族如何利用科举制度来实现地位的延续与晋升？
谭凯：实现地位的延续与晋升，科举制度仅仅是一个办法，门阀大族的后裔可以在此制度中获得成功，也可以通过别的途径获得成功。所以，有没有科举，对大族地位的延续和晋升没有直接影响。
门阀大族成员更多还是依赖亲戚等处于同一个社会网中的人。换言之，如果你有很好的关系，你更可能成功。
腾讯文化：你认为大族在唐代有很好的调试能力，诸如适应科举制度，并利用强大的婚姻网络和社会资本，延续稳定。孙国栋先生在《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里提到，晚唐选官时，一些在朝为官的大族会有意避开录用自己的亲戚，而刻意选取寒门子弟。是否可以说，这种风气的转变，意味着“稳定”有所松动？
谭凯：有可能开始改变，可我目前找不到太多这样的例子，所以持保留意见。因为史料比较少，我必须避免仅仅看一两个例子就来得出一个结论。
基于我的墓志阅读，我认为，如果晚唐时如果那些大族还在，大概改变不大，但不排除小范围的变动。
孙国栋先生提到的例子很可能是个案。当然，这些个案很重要，可能代表一种情况。
门阀大族的存在，维系了唐朝中后期的统一
腾讯文化：你对“安史之乱后，唐代为何能在藩镇割据中延续了近一百多年”的问题做出了解释，认为除河北藩镇外，地方藩镇的藩帅、县令、刺史多由京城精英担任，他们任期结束后就返回京城，很少做出提升藩镇自主权的举动。从这一意义上说，大族内部是否存在普遍的对朝廷权威的认同以及相似的政治立场？
谭凯：我觉得应该有。门阀大族有很多后裔，必须区别我们认为重要的，和他们认为重要的。我觉得他们每一代都认为，最重要的是与朝廷的联系，认为首都最有文化，离首都越远的地方越没有文化。
可以说，门阀大族的存在，维系了唐朝中后期的统一。
▲《游骑图》（局部），（唐）佚名绘，现藏故宫博物院
腾讯文化：书中所用材料多是出土的中晚唐墓志，正史所用材料不多，似对唐前期士族存续状态着墨较少。
谭凯：我没看那么多的正史传记。如果你用了大部分人都用过的史料，最终结论就会没有新意。我读博士时，对一些文章提出自己的看法，却并非独见，是别人说过的，如果我看他们看过的史料，我的结果肯定会和他们雷同，所以我觉得，看一些其他的史料，比如墓志，或许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至于唐代前期的士族存续状态，我还不太清楚。从这些大族自己的观察来看，他们会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如隋唐初或在此之前，都没有太大改变。唐前期有很多不同的家族，只有一部分一直存续到九世纪。
我想用不一样的方法来分析更早期的历史，我将来想做这个。武后可能会有比较重要的改变，我看七世纪的墓志时，会觉得有从别的地方来的大族，会有一些改变，可我还是应该小心，避免用现在掌握的分析方法来看那个时代。
腾讯文化：对于门阀大族的消亡，包括你在内的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黄巢之乱的影响，即战乱造成了大族们的肉体消灭。历史上大族遭遇战乱并非第一次，大族为何没有像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样，建立自己的据点、武装来抵抗流寇、保护自己？
谭凯：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魏晋南北朝很乱，我不知道他们怎样可以更容易保护自己。
我也不敢把九世纪跟魏晋南北朝比较，因为史料还不够，我必须用现在一样的计量分析方法才行。
唐朝建立之时也很乱，可那时这些大族挺过来了，安史之乱也挺过来了，黄巢之乱就没挺住。我想应该要比较一下历史，诸如一万多人死掉的情况，黄巢之乱以前有没有发生？还是只存在黄巢之乱后的情况？
我的书里，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腾讯文化：从你的书中基本可以确定，阶级升降并未在唐代发生，你将这一转换定在哪一时代？
谭凯：黄巢之乱后，门阀大族差不多没有了，还活着的，之前积累的社会资本也丧失殆尽。这之后开始有新人出现，有了新风貌。
我觉得变化是从河北藩镇传来，这个地方的人严格意义上不属于唐代大族精英，尤其宋初的统治者，多从河北或河东而来。变化从这时开始。
唐代精英大族后裔到了宋代存续比较小，五代十国还有一些。在唐代，大族后裔会津津乐道自己前代是大官，会强调家族对于朝廷的价值，到宋代，很少有人会说是大族后裔，十一世纪末即北宋末，有人强调唐代门阀大族后裔身份，当时很多人就觉得并不可靠。
具体情况，我还要看更多宋代墓志才能描述清楚。
黄巢之乱比安史之乱更具标志性
腾讯文化：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提到门第消失对政治的影响，认为寒门骤然中试，对实际政治不免陌生。至于私人学养一切更谈不上（P88，九州出版社），对寒门政治评价不高。你如何看待这一判断？
谭凯：应该搞清什么是文化差异。如果你是一个社会精英，对于一些明显的差异，比如用筷子，以他们自己的规范、习惯为标准，一望便知是不是用得对。
而如果你不属于精英圈，你就不明白他们如何互相认识，谁是他们的人，谁又不是。如果太多人开始明白这一体系，他们就又会去找另外的东西。
那个时代有很多门阀大族会提到文化差异，这些差异的提出，基于各自对系统的认同感。
腾讯文化：基于你的研究，是不是可以说，黄巢之乱比安史之乱更应该作为开启唐宋变革的标志性事件？
谭凯：我觉得黄巢之乱更重要。
腾讯文化：是开启“唐宋变革”的标志性事件？
谭凯：对。特别是如果专看社会政治精英的变化，黄巢之乱最重要。因为我发现，安史之乱后，精英大族留下的散文、诗歌等文献记录特别多，而黄巢之乱后特别少，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大族经历了肉体上的消灭。
当然，如果你研究经济、制度，可能会看重安史之乱，仅就我的题目而言，黄巢之乱更重要。
腾讯文化：你书中对墓志进行了量化统计研究，请聊聊你运用历史“大数据”的心得。
谭凯：我看了3000多方墓志。在美国，历史有时属于人文学科，有时属于社会学科，我更偏向社会学科，数据让我更明白历史的模样。
刚开始，我会花2小时看一个墓志，读完之后，我会花更多时间做数据库。做数据库，我大概花了1.5万多个小时。
花费如此多的精力做数据库，我知道很多历史学家不会做，会觉得没意思。但做完数据库之后，我的研究就快了起来。
我想，以后读历史的人，可能也会学习一点计算机的知识。说起来，1960年代、1970年代，大部分在西方学历史的人都需要知道怎么做模型——那个时候他们使用很多统计的方法，所以需要做这个工作。可是1980年代、1990年代，后现代主义开始流行，很多西方人都觉得统计方法有问题，没有人想做这样的工作了。而到现在，人们开始重新恢复传统，利用数字方法研究历史。
▲《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美]谭凯著，社科文献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