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 |《铜元探究与收藏》选登

编者的话

《铜元探究与收藏》是张培林先生多年研究铜元的心得。铜元在中国制造、流通不过半个多世纪,在中国漫长的货币发展历史上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其品类繁多、形制复杂也是史上任何一种钱币无法相比的。在收藏研究中有许多问题至今有待大家进一步探讨。因此,不断地探索与研究也是每一位铜元爱好者的责任。书中一些文章早些年曾在《中国钱币》杂志发表过,随着此后多年的积累还有一些内容充实在本书中,现将该书部分内容选登于此。

浅谈山西开国纪念铜币

光绪末年,清政府令沿江沿海督抚“筹财仿办”,按照广东的模式设厂铸造铜元,此后扩展至全国各地,最多时造币厂局达28 家,个别省份设有两厂或且铜质也有红铜、黄铜之别,这在流通中必然会造成混乱。就现在所知的三种辛丑铜元的重量,与纳音布的呈折也不相符,此枚制钱当一百个铜元,重达31.1 克,已基本接近纳音布所奏的200文铜元重量。至于40 文、60 文面值的铜元,不便于流通,也不可能生产。吉林辛丑铜元当属试铸,没有正式发行流通,因而流入民间的极为罕见,加之又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至如今更是凤毛麟角。

吉林辛丑当一百个珍品铜元的发现,是中国铜元研究中可喜可贺的事,也为进一步研究吉林铜元提供了实物佐证。吉林辛丑铜元原是为了抵制沙俄的金融入侵,急地方财政和流通所需而仿俄戈比铜币铸造,其基本图案仍以吉林银币式样为主,同时又采用了俄戈比铜币在英文纪地纪值文字外加装饰性线框及花饰的方式,更显得华丽精美,不失为中国近代货币史上学习西方货币文化的典范。

在这种情况下,唯山西设厂不予批准,不知是什么原因。民国初期,山西境内铜元稀少,主要流通制钱。辛亥革命后,特别是北洋政府时期,天下大乱,各地形成了军阀割据独立自治的局面,这些军阀为筹措军饷,大都各自为政,自行设厂铸币,南方诸省首先发行铜币,初铸时以“开国纪念币”为主。

其实,早在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不久,孙中山先生就深感铸币事关重大,遂于民国元(1912 年)三月九日“临时大总统令”中指出,“查币制改良,新民耳目,自属要图……其余通用新币中间应绘五谷模型,取丰岁足民之意,垂劝农务本之规。”所以民国初期,各省所铸开国纪念铜币,基本图案多为嘉禾图和“双旗图”,这已成为当时铸币之定式。最初的交叉“双旗”为“十八星军旗”和五色国旗,后改为国民党党旗和国民党政府旗。嘉禾图虽多有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

据史料记载,民国初期铸造开国纪念铜币的省份主要有:湖北(武昌造币厂)、江苏(南京造币厂)、安徽(安庆造币厂)、湖南(长沙造币厂)、河南(开封造币厂)及山西(太原造币厂)等。既然说山西曾铸开国纪念铜币,那么究竟为何物呢?笔者在铜元收集与研究中发现,有几种版式的“壹枚”开国纪念铜币。如图185:其面计值文字为“壹枚”(十文),直径27.8 毫米、厚1.5 毫米、重6.5 克,铜质略黄,虽品相不精,但图文均清晰可见。其正面中央铸竖读“壹枚”二字,左右嘉禾环绕;背面中央为双旗图,分别为“十八星军旗”和五色国旗,上缘铸“中华民国”,下缘铸“开国纪念币”,左右两侧各列“卷草花”。此种铜币并有多种版别,各种数据与此枚铜币基本一致(图186 至189)。笔者认为,此类币应为山西所铸开国纪念铜币。

其理由有三:民国初期各地所铸开国纪念铜币,目前仅十文版式已发现近三十种,其直径多在28.2毫米~ 28.8 毫米之间,厚度多在1.3 毫米~ 1.5 毫米之间,重量多在6.5 克~ 7.5克之间;文字书体及图案设计各地铸品不近相同,但基本图案还是较统一的,唯此类开国纪念铜币型制较小,重量较轻,与民初各省开国纪念铜币格格不入,很难并入某一省份,这是其一。第二,就其铜质和币型的几个数据分析,唯与山西所铸壹枚铜币极为接近。山西所铸背纪地“山西”之壹枚铜币,直径27.8毫米,厚1.5 毫米,重6.5 克,与此类币完全一致;山西所铸无纪地文字之“壹枚”铜币,直径多在27.8 毫米~ 28.2 毫米之间,厚度多在1.3 毫米~ 1.5 毫米之间,重量多在6.2 克~ 7.1 克之间,与此币相差无几。铜质除背铸纪地文字(呈样币)较纯外,其余铜质均略黄,这是因为山西最初铸币时,正值欧战爆发,世界铜价暴涨,因此,铜之来源主要靠收集制钱及民间杂铜,虽经提炼,不免杂质较多。第三,从铸工、文图及纪值方式分析,此枚铜币与国内同类铜币比较,恐怕唯有与山西铜币类同。中国十文铜币纪值多采用“十文”或“当十”,另外还有称“一仙”、“一分”的,称“壹枚”者仅见山西一地;此枚开国纪念铜币之正面文字及嘉禾图,几乎与山西“壹枚”铜币同一版式,天下能有如此巧合吗?另外各地十文开国纪念铜币,外廓均铸有明显的窄缘,有的还以点饰或马齿纹饰,而此类铜币大多无廓线,部分铸有点饰纹也极为模糊,竟与山西“壹枚”铜币如出一辙。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此类币确系山西阎锡山所铸“开国纪念币”,时间应在民国七年(1918 年)铜元厂设厂之初,在铸背纪地横“山西”之前,属小批量铸造,后经多年来铜的回收处理,目前存世稀少。加之清末民初时,社会动荡,许多史实无记载,这些都给收藏与研究带来许多难题。民国初期,各省纷纷铸币,原来设厂者继续鼓铸,原来没有能力设厂者,也竟相购置机器设备,以阎锡山为首的山西军政府,看到各省大发铸币之财自不甘寂寞。于民国七年(1918年)开始采用机器铸造铜元,就目前一般认为,山西机铸铜币的最初铸品,为背铸纪地横“山西”之壹枚铜币,是送长官部审定的“呈样”钱,后因以阎锡山为首的山西军政府,在制造铜元时隐藏了一个阴谋,把样品钱上的“山西”二字勾掉,成为没有地名、没有政府名的“无主”钱。至于阎锡山在铸币上所耍的花招,根据其人所作所为, 事实是可信的,但就纪地“山西”铜币的图文设计及铸工来讲,说它是最初机铸铜币,似乎有些不太合乎逻辑。在设备简陋,技术条件差,从未铸过铜币的情况下,首次铸品竟达到如此“炉火纯青”,实在叫人猜疑。就现已发现的实物资料分析,山西于民国七年(1918)设厂后,最初铸品应为山西“壹枚”“开国纪念币”,因技术条件差,在雕版及铸工方面都存在不尽人意之处,致使此币文字及图案均较为拙劣,文字突起部分不明显,较易磨损,因此品相不佳。后来在条件成熟、技术力量具备的情况下,铸币仍有精良之品(图190),其精美程度一点也不逊色于大厂,此后山西改版大量铸造了具有山西特点的“壹枚”和二十文“中华铜币”。

近年来,随着“壹枚”“开国纪念币”的不断发现,泉友们提出两点质疑:一是此类币虽存世不多,但版式较为复杂,除两大版式外,版别多达数十种,如背边缘花星就有梅花、五角星、花中带圈等;二是此类铜币多发现于河北、山东等地,而在山西所见甚少。这主要是:

一、山西铸币之初,阎锡山下令,先在太原龙王庙街成立“山西铜元局”,随后在太原小北门外柏树院千佛寺内的陆军修械所内,设立铜元厂,由于设备落后和技术条件差,特别是在模具的雕刻及热处理方面不得法,所以极易损坏经常更换,成为版式、版别多的主要原因;

二、民国初期,当时阎锡山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他的目的并不是保守山西,而是要极力向外扩张,妄想有朝一日统一全国,从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 年)他占领北京后,立即成立“中华国家银行”的所作所为,就不难看出其当初从铜元上勾掉“山西”的用意,随着其势力范围扩展至河北、北京、绥远、山东等地,所铸铜元流入这些地区是很自然的事。

前些年台湾《新光邮钞》泉币杂志中曾有李永海先生撰文《闲话开国纪念币》,也谈及此币“……初获时疑系赝品,经详鉴之,故确认该品时下应为难获之品,颇为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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