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坛往事 ▏饱受争议方药雨

《泉坛往事》一书,是马传德先生以其亲身经历,依据与其父马定祥的生前谈话和遗留材料,加多方努力,经多年从各个渠道获得的不少第一手资料写成。作者对清末民初中国泉坛涌现出的俊彦们,一一予以深刻的描写,披露了那个时代文人雅士的高尚情怀、生活趣事、收藏秘闻和人生悲欢等一些不为人知的生平经历。

丁福保、张叔驯、方药雨、罗伯昭、张季量、陈仁涛、张䌹伯、郑家相、王荫嘉、蒋伯壎、李荫轩、王希贤、戴葆庭、沈子槎、孙鼎、杨成麒、李伟先、王亢元、施家幹、张璜、耿爱德、千家驹、马定祥、罗斯、邬德华、徐寄庼、蒋仲川、秦子帏、王守谦……他们在振兴近代中国文化、钱币收藏和研究方面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绝不应被历史尘埃湮没。

我们特从书中节选部分精彩内容,陆续呈现给大家。

方药雨其人

天津方药雨与上海的张叔驯、重庆的罗伯昭并列,有“南张北方西蜀罗”之誉称,为当时古钱界最负盛名的三大收藏家之一,事实上,三者之中方药雨集藏古钱的历史最早。

海内古钱藏家有两位姓“方”的,人称“二方”。当时有不少人搞不清楚,二人其中一人为“江都方”方地山,是民国一大狂人也。方地山名尔谦,字地山,以字行,又字无隅,江苏江都人,擅长书法和楹联,是清末民初著名学者、书法家、楹联家,时被称之为民国“联圣”。而另外一人“宁波方”自然就是方药雨了,方地山自称大方,称方药雨为小方,而方药雨尊其为老方。

张䌹伯在1936年曾著文介绍“二方”:

津门二方,泉界耆宿,久享盛誉。地山自号大方,药雨则尊之为老方。大方泉界奇人也,于泉好奇而不求备,收圆钱而不收刀布,重纪元而略铢两,尤嗜宋徽诸钱,尝自称徽宗忠臣。好泉垂四十年,冬夏衣袷多囊,囊中累累皆泉也,寒暑无间,不嫌其赘……

据郑家相说,方地山唯泉币是好,在民国初年,其所藏古币称富一时。早年沪上诸大钱币收藏家皆与其有所交往,1917年,方地山曾来沪上与泉界同好聚会,当时在上海广东路,他和张䌹伯、郑家相、张叔驯、郑希亮、程云岑、邓秋枚和宣愚公等人一起品茗谈泉,并各自拿出最近新得的古钱互相品鉴,其中以方地山拿出的钱币最多。郑家相后来曾撰文:“独大方所携最多。在其衣袋间出泉十余串,每串三十或四五十不等,大小不一。唯钱经摩擦,色泽如新,真伪难辨。串中虽多伪品,而珍稀亦不鲜……予戏问之曰:‘先生置如许古泉于衣袋间,不亦重乎?’地山曰:‘予冬日袋十六斤,夏日八斤。视古泉为第二生命也,何重之有?’”

郑家相称方地山性格豪爽率直,谈吐幽默风趣,很受泉界同好推崇。故方地山有很多集泉逸闻佳话,也在泉坛之中流传。如袁世凯次子袁克文,是他的入室高徒,他们除了有师生之谊,还是儿女亲家,袁克文长子娶了方地山的女儿。两家定亲时,双方没有用世俗的聘礼,而是各自出了一枚珍贵的古钱币交换,算是完成了定亲仪式。到了结婚那天,也没有大办婚宴,仅仅在家中简办,当时方地山还即兴写了一联,以示纪念:“两小无猜,一个古泉先下定;万方多难,三杯淡酒便成婚。”

方地山与方药雨都爱好收藏古钱,二人互有交往,早年有位泉界同好写了他们两人之间的一件趣事,文中这么写道:

方地山嗜古钱,累累囊中皆是也,方药雨先生讥之,谓钱之朴茂,悉在古色斑斓,若久置囊中,磨擦精光,形存神失矣,先生曰不然,必如此,始知为大方之古钱,相与抚掌。

从此事中,说明“二方”皆是“嗜钱如命”的收藏家,一位是不忍钱失去古意,而置于匣中又加保护,一位是将心爱之钱时时摩挲,日夜相伴……两者都有各自的爱好的方式,虽大方的玩钱方式并不太妥,但各人爱好不同,他这种自得其乐也无可厚非。

方药雨生于清同治八年(1869年),原名方若,字药雨,初名方城,字楚卿,号劬园,自号古货富翁,小名谒宝。浙江定海人,方药雨祖上世代务农,后来稍有土地,到了他父亲一辈,不料家道开始中落,逐改行行医。方药雨为老大,下有两弟四妹,因家庭人口众多,生活贫困,父母把振兴家业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他幼时就进私塾念书,由于勤奋好学、天资聪慧,古文诗词、书法绘画、八股文章无所不精。19岁时方药雨通过县试中了秀才,是个才华非凡,出类拔萃的人才。因为他官员考核优异,所以被清廷升职,最高官职曾任知府。

1893年,方药雨经同乡介绍,谋得天津北洋学堂文案一职。后来方药雨的才华得到认可赏识,先后曾担任北洋大学堂教授,《国闻报》主笔,《天津日日新闻》社社长,利津公司经理,天津日租界华人绅商公会会长,日伪天津法院院长等职。

投敌为人生最大污点

1937年八年抗日战争开始,同年天津沦陷,方药雨当了天津治安维持会组成的天津地方法院的院长,由于这一职位是日本人赋予的,所以他在当时被视为投敌的汉奸。关于他的这段历史,方药雨的同乡,当代古典文学家,一代文史大家,资深出版人金性尧先生曾在其文集《金性尧集外文编》中写道:“一个大汉奸的塑成,和那些为了饥寒的逼迫而放毒粉的‘愚民’,是迥不相同。他是有他的生活基础,思想背景,和叛国的一贯的过程。死的如最近枪毙的黄秋岳,活的如就任天津伪法院院长方若等。”

关于后者,金性尧说:“我因为是同乡的缘故,所以知之较详。他是浙江定海人,前清秀才,一向周旋于封建士大夫阶层中。原名方苦,字药雨,后来他觉得苦必须要苦出头,就改为‘若’字。今年六十六岁,身材很矮。虽然旅津有数十年之久,可是讲起话来依然是一口乡下土白。他的性格相当爽直,少时家道曾经中落,十余岁就赤手空拳地跑到天津,住在日租界。他是不懂日语的,但第二个妻子却是日人,这是一个使他渐渐媚日的根源。现在家产已达一百余万,完全由贩运书画,古玩给日人而来。因此更给他有天天接近日人的机会。他是国内著名的古钱收藏家,素有‘南张北方’之称。上海的古泉学会,还聘他做过顾问。他的绘画润格,在北方也是很高的。他虽不是什么‘遗老’之类,但反对施行民主和嫉视国民党都很激烈。去年曾经回到乡下去,路过上海的时候,请他赴宴的几日无虚席。他所藏的一些古物中,要算几块‘石经’为最珍贵,据说,伪满的罗振玉曾代溥仪去向他出重金购买,而他竟非常狂悖地说:‘现在暂不出让,待到皇上入关就作为贡献的礼物。’可见他甘做傀儡的念头,是早已酿成的了。”

1940年,方药雨的亲家张弧的六女张同珍和外甥潘祖莘,因参加地下的抗日组织,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为了营救他们,张弧的儿子张同礼找到方药雨,方药雨答应帮忙并亲自出面向日本宪兵队要人,最终使二人得以安全释放,由此可见,方药雨当时也并不是光昧着良心只为日本人做事,他还是有着一定原则和底线的。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方药雨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逮捕入狱,审判时,当法官问到汉奸罪状,方药雨一再表白自己如何做“清官”,如何“廉洁”。法官又问,为什么在日本人手下做官?能说在沦陷时做“清官”就不算汉奸吗?方无言以对,只好认罪。

在天津解放前夕,方药雨被释放出狱。解放后人民政府委托北京清华等校考古系组成小组,对方药雨的贵重物品予以鉴定,将其中二十几箱运到了北京,只留给方药雨部分财物作为生活费。1954年方药雨在天津老病而死。

父亲与方药雨的古钱缘

四五十年代,父亲自开设祥和泉币社后,他去外地最多的地方是北京、天津等北方地区收购钱币,一是拜访当地的一些收藏家、钱币商等人。父亲告诉我方药雨处,是家父恩师张季量推荐的,临去前张季量还特地写了一封亲笔函,到了天津后,还是由当时在天津银行界任职的张䌹伯先生陪同, 拜访了方药雨先生的。

张䌹伯对方药雨的泉学造诣十分推崇,1936年他为方药雨的《言钱别录》特别写了篇序,说:“定海药雨方先生学原博古,制复通今,金石素所研究,艺术尤其余事。光绪中叶,继鲍李而起,侨居津沽,情专好笃,肆力搜储,卒令古代精英,炳焕行箧,益以出土之品,与夫采自海外者,不惜重金,挥斥罗致,陆离光怪,奕奕四壁,古今中外,用集大成,当时与张叔驯并称南张北方之誉,其为世所推重,盖可知矣。著有《言钱别录》、《言钱补录》,是二书者,订前贤谬误,示后学津梁,悉祛伪以存真,堪信今而传后,原原本本,殚见洽闻,称引精详,采访周至,为泉界放异彩,于泉学成专门,宜癖好之士,群奉为泰斗也。”

那年(1943年)家父还只是个28岁的青年,而方药雨当时已是74岁的老翁。方药雨第一次见到我父亲,就十分赏识,认为我父亲年轻有为,像他一样酷爱古钱币,所以两个人谈得非常投机,结下了“泉谊”,成了忘年之交。

清代乾隆、嘉庆时期,金石考据之学逐渐兴起,其时泉家辈出,著述如林,古钱学盛极一时。方药雨告诉家父,大概是在1900年 (光绪二十六年)他30岁时开始收藏古钱,他收古钱,一不收外国钱币,二不集重复品。在张䌹伯的《百四十年来泉家述略》一文中曾写道:“方氏好泉之始,在戊戌庚子之交。时老辈凋谢,鲍李云亡,乘泉界中衰之余,居北方冲要之地,嗜好既笃,经济又裕,大力搜求。嘉道以来,数十家菁英,萃于一箧,盖以出土之品,洋洋大观,蔚成当代巨室”。当时恰逢北方一些前辈名家将藏品陆续散出,在天津劝业场的古玩铺出让兜售却无人问津。因为那时出大价钱玩古钱的人很少,于是方药雨适逢良机,使他能搜罗到一些传世名钱、珍罕古钱。又因他早年一直对古代文物感兴趣,所以开始大力收购秦汉的古钱币。他收藏战国的刀布、圜钱非常十分丰富, 其中不乏非常突出的珍品。除了著名的残缺的覃邦刀、汉代的大半两之外,他后来还收集到唐代的大唐镇库钱,五代十国时期的开平通宝、开平元宝、乹元重宝、天策府宝、天德通宝,北魏“天兴七年”金钱,金代的崇庆元宝、至宁元宝等等。

据说方药雨当时收藏的历代古钱有一万枚之多,其中不乏名噪一时的稀世珍钱和孤品。其中如金代篆书崇庆元宝钱,张丹斧曾专门撰文介绍过,说此钱原为方地山所藏,后来介绍此钱:“地山既以六百金割爱与药雨,事隔十年矣,若今日之时值,故又当高出数倍,药雨篋中,类是者不乏,足令人咋舌也。”关于方药雨这枚金代篆书崇庆元宝钱,其出世后的经历可谓曲折离奇,仅我所知在此略作介绍:

篆书崇庆元宝最初为前辈藏家刘燕庭(清代金石学家、古泉学家)之物,他自己介绍此钱是在民国7年(1918年),从河北抚宁俞关镇一个铜贩子处购来,当时仅值几毛钱而已。据贩子说该钱是出土于当地,当时共出土古钱5,000余斤,内中皆是崇宁、大观等北宋钱,其中唯有此品钱文与其他钱不同,他觉得好奇,故留下未被熔化。刘燕庭获得此钱后,曾先后出示给多位同好欣赏,但看后大多数同好都保持怀疑态度。直到民国10年(1921年),此钱才被东北古钱收藏家王璞全买走。王璞全曾将该钱图文发表于某日本泉货会刊,不料被该刊评为伪品,因而该钱名声一落千丈,从此无人问津。过了很久,此钱被方地山见到,他认为该钱虽是初见品,但是真品无疑,并以200大洋之价买走。方地山得此钱后,当时有些人出于妒忌,也有些人不识此品,一时在泉界闹得沸沸扬扬。但此时有一位名士出来讲话,该人记得曾见过一幅元代画作,该画中有一个人物的衣服上系着一枚钱币,该钱钱文就是“崇庆元宝”!这位名士在当时颇有声望,他言之凿凿,肯定了这枚钱币的存在,从而此钱名震泉界。方药雨最终能从方地山手中获得此钱,也是他当年在追慕珍钱异品方面不惜代价,毫不吝啬的决心所致。

另外,金代至宁元宝也是方药雨不惜重金所获的,据郑家相说,该钱为古钱藏家范纬君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得于山东,后转售给天津的周季木,张䌹伯去天津时,看到周季木藏有此品,张䌹伯仔细观看后,觉得此钱虽然曾经过火烧(俗称火坑),故而铜色红紫而无锈斑,但文字挺秀,绝非崇宁钱所能改刻,断定此为真品无疑,便从周季木处以巨金购之。后来张䌹伯拿此钱给方药雨欣赏,方药雨一见,叹为奇遇,当场就愿出千金之价求购,故此钱最后又归方药雨所有。

郑家相在《梁范馆谈屑(五)》一文中,写到当年他去拜访方药雨的情景,现摘录如下:“一日予偕䌹伯赴津访旧雨楼,药雨出所藏以相示,刀则束之,布则匣之,累累不胜其数,刀如造邦开邦安邦晋阳,布如共半釿郛半釿三孔圆足,人一之而不得,药雨则蔚然大观,可谓海内冠军……”另外,郑家相还谈到:“药雨集泉之初,注重新莽以前之泉,莽以后泉尚未十分注意,迨䌹伯及予游京津后,鼓起兴趣,竭力搜罗,遂成海内巨擘”。早在1932年,钱币收藏家蒋伯壎观赏了方药雨的藏品,后给予评述:“珍奇古奥,光怪陆离,极加海内有数藏泉名家之上”。

方药雨平生好藏金石书画,尤迷古钱,自诩不贫于古,故晚号“古货富翁”。只要在工作、生活空闲的时候,他就潜心考究历代铸钱技术,验证各种古钱学学术,对古钱大小、质地、色泽、版别、纹饰、轻重、文字和伪劣等方面一一辨别,悉心研究,正是他这种孜孜不倦的精神,才使得他成为了一代泉界泰斗。

家父对我讲,方药雨是一个求精品,不求全的古钱收藏家。他与张叔驯、罗伯昭集藏的方式不同,张、罗两人都注重钱币的版式区分研究,所以张叔驯藏品为30,000多枚,罗伯昭亦达15,000种以上。以前的钱币收藏家都有一种秘不示人的习惯。我们称之为“秘藏”,凡是收集到一枚史料上没有记载的珍稀古钱时(钱界称之为“出谱品”),收藏家往往会把它秘藏起来自玩而不让他人知道。而方药雨不为这种时习所左右,他既无门户偏见,又不垄断数据,凡是他得到一枚出谱古钱时,不但拓赠诸友,还会邀请泉界同好到他家中欣赏研讨,共享其乐。据张䌹伯告诉家父,他在天津任职期间曾多次去方家——劬园参加这种泉友聚会。我曾在父亲早年珍藏的一份《晶报》上看到印有劬园的一张图照,虽然印刷模糊,但还是依稀看得出它的一些风貌,那是一座带有楼台亭阁的大庭院,这种豪宅,如果按现在估价的话,至少上亿元!

民国年间,在天津身居要职的方药雨财力雄厚,勇于购钱。其在收古钱币花钱最大方,所以北方一带许多藏家的古钱、包括当时新出土的稀有古钱,都一一辗转到了他的手中。在天津最早的游艺园“大罗天”(今天津日报社址),园内有京剧、杂耍、电影、焰火、餐馆,附设古玩摊铺,是当时天津唯一的古玩市场,当时在这里就经常能看到方药雨的身影。后来的北京“厂甸”、天津“劝业场”的古玩商都依然视其为大主顾。据说1920年他在北平购买战国蔺字圜钱两枚,竟出600银元高价而得,并戏称“为黄百川敲了小竹杠”,一时视为豪举而震惊泉坛。《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在其日记中写道:“与药雨争选铁钱,汗涔不顾也,杯盘罗席,守饥不肯释。”可见方药雨当年收藏古钱已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方药雨于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所完成的《方家长物》是其早期作品,为原钱拓本,主要是其先后收集的王莽泉币三十二品,并附楚布二品,以浓墨精拓,每页一品,初印仅20册,流传甚少。

后者有《言钱别录》《言钱杂录》二书。他于1925年写了一本书《古化杂咏》(古化,即古货,古钱之意)。 我父亲讲,这本被泉界推崇备至的书只印拓了50册分赠同好,方药雨后来也送了家父一册。我曾拜读过《古化杂咏》,内有他所藏的101枚珍稀古钱的原拓本,而且每枚钱都配了一首绝句,是方药雨的心得和有关古钱的轶闻趣事,是一本富有雅趣的钱币书。(方药雨赠送给父亲的《古化杂咏》已于1991年捐献给浙江省博物馆,现藏马定祥中国钱币研究中心)。

方药雨一生还出版了《古货菁华》《旧雨楼古货全稿》《古货今说》《古金银谱》等著作,弥补了国内古钱研究的一些空白。尤其他在民国十七年(1928年)相继著有《言钱别录》《言钱补录》,凡所列之论说,多有前人未发现者,尤以考定“永安一百、五百、一千”等为五代钱,赢得国内外钱币学界的赞同, 致令当时的泉界为之耳目一新。

此外,他笔耕不辍,著述如林,不仅在上海的《泉币》,日本的《货币》等钱币专业杂志上发表论文,还在上海出版的大众化《晶报》上撰文介绍推广中国货币的研究,为我国钱币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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