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父亲——李克绍

中医书友会第1970期

I导读：我们大多数人对李克绍老的印象，都是中医学术上成就很高，却从未了解李老还是一个闻名乡里的教师，会讲诗、会唱京剧、会拉二胡导演戏剧、会盘火炕、连种瓜果都比别人甜的人。李老追求学术矢志不渝，又多才多艺，一生磊落而怡然自得，读之让人笑中带泪。

回忆我的父亲李克绍
作者/李树沛

又是一个多雨的季节。

窗外的雨依然淅淅沥沥地下着，雨水汇聚成众多的细流在路面上急匆匆地流向远方，仿佛像逝去的岁月。九年前的这个季节，1996年7月2日，这位在新旧中国生活了大半个世纪的老人，带着他对中医学术矢志不渝的追求，带着晚辈家人对他无尽地思念，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终年86岁。就在父亲临终的那一刻，沉闷的天空中响起了滚滚雷声，随之大雨瓢泼而下。我想，那可能是天人感应吧。

多少年来，父亲那高大的身影、慈祥的面容，总是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父亲生前与我们生活的一幕一幕就如昨天。

（一）

父亲1910年出生，幼读经史，后攻医籍，是一位一辈子手不释卷的读书人。母亲说父亲年轻时就读书痴迷，读书时从不受外部环境的影响，无论是平时还是逢年过节，不管家中来什么客人，都不能干扰父亲读书。父亲读书从不走过场，年轻时所读之书都要背诵，终生不忘。《四书》、《五经》烂熟于胸，诗词歌赋亦喜涉猎。

至今我仍常想起小时候趁父亲饭后心情愉悦，用手晃动着父亲的双腿让他给讲故事的情境。我所知道的《长恨歌》，就是父亲倚在床上，微闭双目、面露慈容、从“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开始，一字一句地把白居易的长诗背讲给我听。我上中学后父亲见我在读《红楼梦》，兴之所至，他又选咏菊诗中最喜爱的那首《问菊》背讲给我听：“欲讯秋情众莫知，喃喃负手叩东篱；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开花为底迟……”父亲把潇湘妃子质问菊花，菊花无言以对的意境，讲得入木三分。

父亲说，年轻时读书，就是先背书，把书背熟。父亲30岁前所读过的书，都如同印在脑子里，经典著作，丝毫不差。所以父亲无论是讲课或是与人探讨学问，联想到一段古籍，总是信口拈来，不用翻书。直到晚年，父亲仍每天戴着花镜，又手持放大镜逐字逐句，孜孜不倦地读书。

读书是他一生的乐趣。而正是由于早年打下了深厚的古文基础，才使父亲得以从医籍经典开始自学中医。记得有一段时间父亲所在教研室与古文教研室同在一间大教室内备课，教古文的老师常就备课中的问题向父亲请教，父亲深厚的古文修养赢得了古文专业老师们的尊敬。

父亲跟他们开玩笑说：你们是学古文研究语法的，写出文章未必不出现语法上的错误；我没学过语法，但我写的文言文及说的古文却不会出现语法上的错误。到了晚年，父亲经常抱怨说，记忆力差了，现在读的书都记不住了。父亲做事认真，他总能在读书读报以及看后人写的文章里发现一些错误，这与他早年广泛读书，博学强记是分不开的。

（二）

父亲读书，总是端坐在书桌前，态度认真。读书累了，父亲才会离开书桌到躺椅上休息一会，但他从不躺着看书。父亲说，读书姿态不端正，是对书籍的不爱惜、不尊重。另外，父亲读书时书桌上只放一本他正在读的书，父亲曾批评我把书摆满一桌，时而翻翻这一本，时而翻翻那一本的做法。父亲教育我说，读书没有目的，不知要读哪一本好，是读不好书的。

文革前期，泉城路上有家古旧书店，那里是父亲经常光顾的地方。父亲用的很多古书都是在那里买的。父亲对书籍十分爱惜，所藏所读之书，读时从不折页；每次读不完时，总是仔细地在书中夹一纸页，以方便翻阅。他从不在书上写字，亦极少在书中划线。凡书中需摘记的文字，他都是工整地记在笔记本上。父亲常说，看上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读书人，看看他读过的书就知道了。父亲看过的书，仍整洁如初；尤其是那些线装本，都是父亲几十年中常翻常读之本，而今依然保持着书的原貌。

父亲用的线装本《康熙字典》购买后发现第一册中缺了两页，父亲就借来同版字典，用毛笔以小楷字工工整整地抄录后补进书里。手抄的两页，小字略大于原书，字体几乎与原书一模一样，一笔一画，其字迹之规正，令人感叹。略微不同之处是后补两页用纸较厚、颜色稍浅，若不仔细分辨，很难发现其是后续之页。

良好的读书姿势，正确的读书方法，爱惜书籍远胜过爱其他任何物品，这都是父亲终生的习惯。

（三）

父亲19岁时因家境贫寒而无力继续求学，便在家乡教书。父亲教书闻名乡里，有很高的声誉。那时的县教育局，每年在县城考师资。父亲非常自信，他跟我说每次考试数学（算术）准是第一；语文不是第一，就是第二。父亲教学，总是拿同一学校教师中的最高报酬。而每到年底，学校的董事会总是与父亲把下一年的聘用合同提前签好。父亲说，如果我离开任教的学校，那是我想换个地方，都是我主动请辞的。但每次都是校方主动加薪极力挽留。但父亲又是位对学生要求很严的老师，记得母亲就曾抱怨早年父亲教大哥念书时，就曾用“戒尺”把大哥的手打肿过。

读过父亲文章的都认为父亲文章的逻辑性强，富于推理；可以说父亲的文章，令即使对其观点持不同意见者亦无懈可击。我想，除了文学之外，父亲对“数”有一种天生的探求心理。父亲一直喜欢求解数学题，即使到老年亦是如此。记得我上中学正值文革时期，学校偶尔上一点文化课。遇到我做不出的数学题，父亲总是很有兴趣地帮我解。父亲没有学过代数，但他仍能用算术的方法得出答案。父亲对任何未知的事物都充满了好奇心，他想弄明白的事，他就会一直做下去，不达目的不罢休。

（四）

父亲在烟台、大连等地行医多年后，时值胶东解放，因爷爷年事已高，家中又遇到了一些事情，就匆匆回到了乡里。从小读书、教书、行医的父亲，开始了他一生中一段特殊的“种庄稼”（胶东老家语，亦即干农活）的日子。起初连母亲都感到忧愁，从未手提肩挑过的父亲能干得了这些农活？而那时的父亲心里却异常踏实，同村里所有的人一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赤足奔走于山林丘陵，夏夜卧眠于种植瓜果的田间草棚。

晚年父亲跟我说，其实未参加劳动之前，也认为劳动是件苦事，因从教书到行医，一直身穿大褂长袍，也很难放下架子，顾及到面子，难免有畏难心理。等到真的脱下穿惯了的大褂，换上与其他劳动者一样的衣服时，心理上的第一关也就过去了。在夏季寂静的夜晚，身卧在瓜棚里，望着天上的一轮明月，耳边响起亲手种植的西瓜时而“砰、砰”的脆裂声，始感到了劳动收获的一种幸福。心境平静了，乐就在其中了。

这是在外漂泊多年的父亲经历了人生中诸多的坎坷磨难后对“种豆南山下”的一种体验。就是在这个时期，父亲也处处把智慧、求知和创新溶进了劳动中，溶进了生活里。

胶东老家的土炕是一家人冬季取暖团聚的地方，母亲说，父亲垒的土炕是邻居们公认的好烧易暖的火炕，只需烧一点柴禾，就能使整个炕面很快地热起来。那些垒了一辈子土炕的邻居们都纷纷前来取经。父亲说，垒土炕的道理其实很简单，想办法让燃烧后的烟火最大限度地在土炕里流通起来，效果就好了。

冬季里贮藏大白菜，家家都在院落里的地下挖一土池子，放进白菜后，上面铺垫些柴草泥土之类以防冰冻。那一年，很多人家窖藏的白菜变质腐烂，而父亲窖藏的白菜不但没有腐烂，而且新鲜如初。邻居们啧啧称奇。父亲说，菜窖的上方我特意预留了几个透气孔，所以白菜存放得好。父亲又谦虚地说，其实这件事也很侥幸，起初我也是因为懒，图省事，上边铺盖的浅，恰巧又逢上了暖冬，就成功了；若是碰上大寒冬，也说不准早把白菜冻坏了呢。而邻居们从来只是担心怕白菜冻坏，没有想到因捂而生热，使白菜腐烂了。

另外，相邻的土地，父亲种植的瓜果，较之他人种植的个大味甜，拿到集市格外好卖。村里的老人们感叹地说，“种庄稼”也要识字，有文化的人干什么也同一般人不一样。

早年父亲爱好广泛，喜爱戏剧，尤爱唱京剧，会拉二胡、京胡。农村冬闲，各村办剧团开始组团排演，准备春节期间的戏曲演出。当时父亲集编剧、导演、伴奏于一身，带领村剧团演红了乡里。父亲编的小剧“讲卫生”以创意新颖，知识丰富，生动而富有情趣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该剧还曾参加了县里的调演，得到好评并获得县里的奖励。村剧团一时成了众多乡村争相邀请的对象，整个的正月里，每天都忙于演出，以至于在那几年中，春节前就要预约，而从没有闲场的日子。村剧团不但戏剧演出屡获成功，而且剧团演员队伍的组织纪律性亦被人称赞。

有一年春节，村剧团去邻村演出归来，途经另一村时，舞台上其他剧团正在演出，在不宽的街道上挤满了看戏的人，父亲带领的村剧团队伍被挤散，演员们大都翘足昂首以观戏。父亲看到后，哨子一响，本已散开的队伍立刻集合，在父亲的哨声中排成整整齐齐的队伍向村外走去。正在看戏的老百姓问：这是哪个村的剧团，纪律性这么好？马上就有人应答：这还能是哪个村的，肯定是东汤（村）的。父亲听后，心里非常自豪。

1975年春节，我由济南回到了家乡，在村里过了个春节。当时村里文化文艺生活十分贫乏，春节期间本应热热闹闹的村庄显得尤其冷清。村里的老人们由此想起了当年村剧团的轰动兴盛，怀念起了父亲——一位曾给村里人带来欢乐和自豪的有崇高威望的老人。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工作不分贵贱，无论做什么只要用心去做，就能做好。这是父亲的亲身经历，也是父亲对我们的亲切教诲。

（五）

父亲性格质朴而又平易近人，他对同事感情真挚。20世纪60年代初期，生活非常困难，父亲一人在济南工作，生活无人照料，身体很弱。有一段时期曾因病住院，出院后享受了病员的特殊食品补贴，每月能买一点鱼和几斤胡萝卜。父亲不会做饭，便请同事王景唐大夫的老伴帮助做鱼。鱼做好后，父亲邀王老大夫一起品尝，王老大夫坚持不肯，无论如何也不食鱼一口。父亲心中非常过意不去，便把每月补助的胡萝卜悉数送给了王老大夫一家，以度过那困难的岁月。多少年后，王老大夫仍深情的忆起这段往事，听之令人感动。

1965年秋，父亲将母亲和我接到了济南，在母亲细心地照料下，父亲的身体逐渐好转。父亲那时是讲师，高教九级，每月工资85元，母亲是家庭妇女，我还小，只靠父亲一人的工资生活，那时二哥二姐尚在农村，也时常需要父亲接济。每到周末，父亲总是带着我步行到南门一带的水产、牛羊肉店去买些鱼肉，有时买到了一条日常不易买到的鱼，或是母亲包了水饺，父亲就把当时仍然单身的胶东老乡请到家里来，改善生活。那时候都是父亲陪来的老师先就餐，老师们走后，我和母亲才能吃饭。经常是老师们吃完饭后，桌上的鱼就已经吃干净了。

记得有一次，牟平老乡李少川先生（“文革”中因突发心梗去世）来家里吃饭，少川先生为人爽快，直说大嫂（父亲较少川先生年长）鱼做得好吃，最后把盘中的鱼汤亦吃得干干净净。老师们走后，看到年龄尚小的我也没吃到鱼，母亲就抱怨了父亲几句。父亲解释说，这些单身老师身边没有家属，平常只能吃食堂，伙食太简单，能请到家里来改善一下，是件从内心里非常高兴的事。后来我想，父亲自年轻时就一人离家在外漂泊，他的经历使他更能体谅那些单身的老师。

还有一件事情，曾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文革开始后的一个晚上，中药教研室的中年教师刘东奎夹着一床九成新的毛毯来到家中，他面色憔悴，放下毛毯跟父亲说：我借你的40元钱，暂时还不了，你把这床毛毯收下用吧。父亲对刘老师说：你家属孩子都还在农村，生活比不了我，我借给你的钱，你以后有就还我，没有就算了，这床毛毯你用得着，你留着用。父亲硬让他把毛毯带回去，刘老师当时就流下了眼泪。父亲又劝慰了他一阵，刘老师就把毛毯带走了。

刘老师走后，母亲和我才知道，刘老师前几年做了件皮袄，钱不够，借了父亲的钱；最近在“运动”中说了几句话，自己觉得话说错了，后果会很严重，因此心理负担很重，思想压力非常大。后来，学校派人把他送回了农村家里，并跟他家里人交代了他的状况及应注意的事项。不想，没过多长时间，沉重的心理压力让他走上了绝路。后来，他家里人来学校清理遗物，他妻子还专门找到父亲，说刘老师回家后还向她交代过借钱一事，父亲对刘老师的死感到十分惋惜，并安慰其妻子说：刘老师一死，你更困难了，借钱的事就不用再提了。

（六）

文革初期，学校停课闹革命，大字报像洪水猛兽，学校里的老教师们首先受到了冲击。在那段日子里，父亲也失去了往日的笑语，每天回家后都沉思不语。母亲也替父亲担忧，总问父亲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事情。父亲说，我一辈子做事光明磊落，坦荡为人，不会有事的。后来知道，当时省级党报开始批判“三家村黑店”在山东的代理人丁秀生的“历下漫话”，在组织批判时，直人快语的父亲说了句“我怎么也看不出这本书里有什么反党的言论”，结果被人称其为丁的“辩护士”，写大字报点名批判。这是我见到批判父亲的唯一一张大字报，好在也没引起多大波澜，事情也就过去了。

在那个非常时期，一句话就可以被人捉住小辫子上纲上线，使人身陷囹圄。父亲做事，洁身自律，对自己要求极其严格。他一生不做违心之事，不说言不由衷的话，从不会曲迎奉承，仰人鼻息。即使在那个特殊时期，不管牵扯到谁的问题，来人调查问证时，父亲都是据实说话，替人解脱。父亲刚直的性格，磊落的心地，赢得了老师和学生们的尊敬。他的人格与学问一样，有口皆碑。

父亲去世多午，早年曾与他同在伤寒温病教研室一起共事的周次清教授躺在病床上回忆往昔时，对父亲作了四个字的评价——铮铮铁骨。这也正是两位老人经历了那段风雨，心有灵犀的真实感受。

（七）

1988年2月，父亲退休。身体、精神很好的父亲开始不太适应。而后赋闲在家，父亲每日在他的“古愚书屋”内读书、会客、诊病。正是在退休后的日子里，八十岁高龄的父亲开始了他的又一项研究工作——医案选评。父亲从《名医类案》、《续名医类案》中筛选出近300个医案，逐案加以评注。每日笔耕，乐此不疲。每有老师、学生来访，父亲便与来访者谈医讲易。患者登门求诊，不论其来自城市乡里，贫富贵贱，一样详诊细察。有时遇到疑难病症，求诊的患者拿着处方走了，父亲仍在思索，经常可以看到父亲在留底的处方下写道：此方若不效，下次考虑某方、某药。

如遇有服药不效的病症，父亲总是苦苦思索，茶饭不思。当给病人解除了痛苦，以味轻药简的小方治愈了多年的顽疾后，父亲总是比病家更高兴。父亲常说：世上本无不治之症，之所以病不能除，都是由于医者研究不到的缘故。父亲一生淡泊名利，只求学问，总是在不断地学习、研究。父亲晚年除了读书诊病外，还在小园内侍弄花草，同时也和儿孙家人共享天伦之乐。“菽水自知儿女孝，娇嗔更喜稚孙顽”，正是父亲晚年的心情写照。

（八）

应出版社之约，我把父亲遗留的书稿整理了一遍。其中，《伤寒解惑论》、《伤寒串讲》、《伤寒百问》、《胃肠病漫话》以及父亲生前散在发表于全国各种杂志期刊上的重要论文，已经是父亲学术思想研究者、爱好者都非常熟悉的论著了。而此次收集的《伤寒论讲义》、《中药辑要》以及《医案选评》则是首次与读者见面。《伤寒论讲义》是1962年由学校印刷的父亲写的第一本伤寒教材，正是由这册《讲义》开始，建院近50年来，一直沿袭了使用自编《伤寒论》教材的特例。这是我校学术的自信，也是我校学术的骄傲。读者从这本书中，能够寻觅到父亲早期研究《伤寒论》的学术思想。另一部《中药辑要》，则是父亲对中药学几十年的总结积累，是父亲读书勤记的见证，是父亲临证常翻常阅的重要参考资料，父亲生前对它爱不释手。《医案选评》中有一部分曾在《山东中医杂志》连载，其余部分是本次整理中从父亲遗留的手稿中选抄出来的，这一部分，也是首次与读者见面。当我把父亲这些读者熟知的，或尚未见到过的著述交付出版时，我长舒了一口气。在父亲去世后的岁月里，有那么多的人在追念着他，追念着他的人品，追念着他的学问。尤其是当学校开设《李克绍与伤寒解惑论》课程时，受到了年轻学子们的热烈欢迎，每年（次）授课，座无虚席，几近爆棚。这是对其学术的认可，也是对其一生以学问立身、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己任的父亲在天之灵的最大慰藉。由此我想，父亲以毕生心血铸成的这些文字，应该属于更多的读者，属于更多的他的学术思想继承者、研究者，属于更多的、未来的、年轻的中医学子们。这是我汇集本书的目的和希望，并以此纪念我的父亲去世10周年。

父亲的学术永存，父亲的思想永存。我的父亲永远地活在我们的心中。

李树沛  写于2005年暑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