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钱业会馆谈宁波金融历史
中国人民银行于2016年3月28日发行宁波钱业会馆设立90周年金银纪念币一套。该套金银纪念币正面图案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并刊国名、年号。其中金质纪念币背面图案为“甬”字造型，配以宁波三江口俯视图形组合设计,并刊“宁波钱业会馆设立90周年”字样及面额；银质纪念币背面图案为宁波钱业会馆大门建筑局部造型，配以会馆内景组合设计，并刊“宁波钱业会馆设立90周年”字样及面额。
宁波钱业会馆位于浙江宁波城北战船街十号，它建于民国十四年(1925)，坐北向南，背靠余姚江，东临影都电影院，西近甬江印刷厂，南至战船街，占地面积约1500平方米。是一座前后三进，由亭台楼阁组成，中西结合，园林布局，砖木结构水泥嵌抹的二层楼房。除戏台被毁外，其余保存完好。现存的三块石碑，记述了解放前金融业发展的概况及建馆始末。环境幽静，交通方便。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9月由人民银行宁波市分行办成“宁波钱币博物馆”，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场所。
钱庄业的由来
钱庄是明清时期起源于银钱业兑换活动，专门经营存、放款和汇兑业务的机构，其中少数还具有发行银票、钱票的职能。
宁波之有钱庄，相传始于清朝初年到太平天国管辖宁波时，当时以方孔钱流通于市，嗣后因墨西哥鹰洋流入渐多，与方孔钱同时并用，由于兑换率时时变动，为求得全市标准的统一，确定以大同南货店每天挂牌作根据。太平军退出宁波后，因受战争的影响，市场萧条，各行各业资金枯竭，周转不灵，全市呈瘫痪状态，后来由地方绅士陈鱼门提出倡议，一律以三三拆支付，用抵押筹码作数来发展贸易促进生产。钱庄业为本身的发展，于清光绪二年(1876年)用提高利率的办法，吸收储户，使钱庄存款骤增。各行各业依赖钱庄的贷款，也随之发展。
钱庄股东的背景
在宁波开设的钱庄，都是由有声望的大股东作背景，在清代较大的钱庄股东:有三七市董家、半浦郑家、镇海蟹浦十七房郑家、洋墅徐家、王家墩林家、柏墅方方家、小巷李家、腰带河头秦家、江东严家、湖西赵家，嗣后又有颜料帮周宗良等。可见宁波钱庄业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与封建资本结下不解之缘。这些声势喧赫的家族，都有雄厚的资金，他们开设钱庄吸收存款，进而经营各实业和投机业。这些家族在好多家钱庄中都有股份。
在北京宁波人开设的钱庄具体起源于何时已无从查考，但根据清代同治四年(1865)的《重修正乙祠碑记》所述:作为浙东人在京经营银钱业的同行会馆，“正乙祠”(又称银号会馆)，“始于康熙六年(1667年)浙人懋迁于京者祠之，又奉神明，立商约，联乡谊，助游燕也。”由此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同行会馆的成立，无一不是为了协调和保护同行业的利益，北京银钱会馆成立的前提是同一行的店铺，必须有相当数量。从这里我们可以断定北京钱庄的兴起远远早于康熙六年。据记载:北京的银钱业最初主要业务是兑换铜钱与纹银，承做顾客签发票贴等业务，并揽做放款，据《道咸以来朝野杂记》所载:“当年京师钱庄，首称四恒，始于乾嘉际。”所谓四恒，即恒利、恒和、恒兴、恒源四家联号。开设于东四牌楼，是北京经营银钱业的主要金融机构，操纵着北京的银钱市场。“四恒号”的创办人及内部人员大多数为宁波、绍兴人。另据清朝京兆府尹陈夔龙著《梦蕉亭杂记》所载，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北京时，“东四牌楼著名钱铺‘四恒’首先歇业。‘四恒’者均系甬商经纪，开设京都已二百余年，信用最著，流通亦最广，一旦停业，关系京都四十万人财产、生计举国惶惶。”为此，慈禧曾特地关照陈夔龙由清廷借银一百万两，临时接济，加以维持。这说明宁波钱庄业对全国的影响之大。
大同行、小同行和“规元”交易
解放前的钱业会馆，就是宁波金融业聚会议事的场所。根据《鄞县通志》等记载:甬上金融向以钱庄为枢纽，方其盛时，资金在六万元以上的大同行有36家，一万元以上的小同行有30余家，几百元以上的兑换庄有40余家，其势力直达于沪、汉各埠。另据《鄞县统计特刊》记载:民国20年全县钱庄业已发展到160家，资金总额计3866万元。而不用现金支付的“过账制”(从清中叶开始)结算办法，也是宁波钱庄业首创。其次当上海还用银两时，宁波在清嘉庆年间己流通银元，也比其他各埠早百年。
银元一元值银两为七钱二分。商家要到上海办货，携带现金不方便，因此就委托钱庄为他们购办“规元”。这样一来，在钱业中就出现了交易所性质的钱业公所。每天上午，各钱、庄派出自己的代表，各自填写好需要“规元”的数量和限定价格，到钱业公所去评议，确定买卖。所谓“规元”就是规定当天甬洋与上海银两的比值。这种评盘形式，也叫场内交易。场内交易不敷之数，可继续向场外“伸手”，各庄代表以伸出的手掌正反面来买进卖出。这种“规元”交易，市价随时不同。有时差距很大。但一经成交，无论吃亏多大，都要恪守信用，不能赖账。这种交易也没有发生过任何差错。与这种规元交易并存的，是当地的现洋“升水”(又叫“申水，’)交易。如有些商家一时需要现洋或多余出现洋，就委托有交往的钱庄代为买卖，以现洋调换过账筹码，就出现“升水”。有时钱庄本身也进行现洋的买进卖出从中牟利，并平衡供需。
钱庄中的大同行，小同行与现兑庄除资本上有所区别外，大同行可以参加“过账”定名。全市36家即有36家招牌，给小同行及各行各业以“过账”户名，向大同行每天互相过账。如甲庄向乙庄收取若干，乙庄向甲庄收取若干，甲乙两庄收付轧过，甲庄应付乙庄余款若干，出庄单一张。每家庄单多缺，除在同业中自己转账外，轧过部分归日司(即当天负责主办的值日钱庄)，日司再分给其他各庄轧平账目。各钱庄每天轮流，月月如此。
钱庄业的鼎盛时期
各钱庄以吸收存款为主要业务。存款来源以股东存款为较多。如当时方家经营的瑞康钱庄，存款总额达到200万元，股东存款约100万元，往来存款仅数10万元，零星存款数10万元。这些存款流动不大。加上宁波人在外地做生意的很多，每到年终，所谓“烟囱款”从外地纷纷汇人，其数字甚大，都存入钱庄。加上大同行、小同行和现兑庄总存额当在5000-6000万元左右。这是宁波钱庄的鼎盛时期。所谓“走遍天下、不及宁波江厦”,宁波钱庄业全聚集在江厦街(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1913年一1934年，在这段时期工商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钱庄盈利迅速增加，也是钱庄业的黄金时代)。而且各商家与钱庄交往都用过账簿，很少使用现金往来，因此各钱庄除在本市和各乡镇经营贷放业务外并将多余资金投向省内杭州、温州、绍兴、金华及省外的上海、汉口、天津、营口等城市。光上海一地放贷额曾高达2000-3000万两白银之巨。这种贷款，称“放银盘”系长期贷款性质。
宁波的钱庄组织，一般为合伙集股制。有名望的股东，作为企业的出面人，有占一股的，有占全部股份四分之一、甚至有占一半的，其余属不出面而无声望的殷实股东，即所谓隐名合伙。多数钱庄设有经理、协理(副手)襄理(三把手)，下分里账、外账、放账、信房(负责往来信礼)。一般大同行有20余名成员;小同行和现兑庄最少也有10余人，方能应付业务。职工中每家有4, 5名练习生，都是股东介绍来的，普通人很难进人钱庄。经理大权在握，有盈利一般按三年一次分红。分作16股或17股分红。除股东10股外，经理至少可得一股，其余分给各职员。经理一般月薪约50元，其他职工按例递减。股东平时对业务不大过问。年终结账后，由经理向股东呈交“红单”;股东审阅“红单”后，视哪一家盈利最多，当吃岁饭时，就请这家经理坐首席，股东亲自执壶斟酒，以示奖勉。
宁波在上海的金融业
金融是各业血脉之源。要发展事业，首赖资金的周转灵活。宁波人在上海撑市面就靠这一点。他们以宁波的钱庄作后盾，充分运用资金投放的优势，权衡银根，从而促进了各种事业的发展。宁波人办金融的一个特点，就是极讲信誉。如著名的银钱巨子秦润卿，他十五岁(1891年)进上海豫源钱庄学业起，在上海银钱界工作了五十多年。他曾任上海钱业公会理事长、上海总商会副会长、中央银行监事、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四明银行常务董事长、上海垦业银行董事长、福源钱庄总经理、福康和顺康钱庄监理等职。由于他诚实守信，当宁波人创办的四明银行，迭遇风潮，也赖他同乡的合力支持，化险为夷。
据1934年刊《上海市钱业同业公会人会同业录》记载:共有入会钱庄65家，另据1941年的《钱业公会会员庄》载:上海有宁波人开设的钱庄有10余家。
在上海与甬人合伙的银行也有17家。据1934年统计上海的银行资本为24.210万元，与宁波人有关的银行资本为19.680万元，占80%以上。
此外宁波人经营的银号有5家，还有经营证券业的14家，保险业5家
“过账”制度
宁波首创“过账”制度，它起源于道光年间，洪杨在广西金田起义，浙滇间的交通断绝了，浙江省铸钱所用铜的来源由此断绝，那时上海还在草创期间，宁波居五口通商首位，钱币一旦阻滞，工商百业都感到周转不灵，后来想了一个补救方法，就是“过账”。各行各业与钱庄交往，通过“过账”方式进行，用不到现金支付。这种办法的好处是有利于发展信贷，做活生意，手续方便。在我国未设立银行前，用“过账”方式从事商业活动，说得具体一点就是钱业中的大同行以“过账簿”发给客户使用(客户有商店和个人)，客户在收付款时，告诉货主自己交往的是哪一家钱庄，双方即将货款总值与往来的钱庄户名载人簿内，侯傍晚时各自将过账簿交到往来的大同行钱庄内，钱庄将客户过账簿所列的收付款分别抄入“过账”各钱庄名下，次晨由各钱庄自行对账无误，分别在各客户过账簿中加盖图章，表示已入账完毕，由客户派人领回。如其过出的账发生错误，庄方照例应不通知账户，他们把这
笔账暂为宕出，习惯上叫做“欠账”，也叫“宕账”。只等过进的庄家前去核对。若过进的账目发生错误，庄方戳上一个“查”字，或是“查下家”。“查”字的原因，为过出的账户，没有将这笔账抄进，或是已抄进而钱庄方面没有录下。前者完全失效，后者到第二天核查后仍可补入。有的两家账户同在一家钱庄过进同样数目，而庄方收到的却只一笔，那么要查一查下家。如果下家的账户已经过出的，只要在账目之下再加一笔“某某出”，虽有那“查下家”的戳子，依旧可以过进的。庄方就把这三个字用墨点上三点算了。若注出的下家不对头，“查下家”的戳子下，再加一个“查”字，那笔账全失效了。这是指大同行钱庄之间的交往。
另外，如果客户与小同行钱庄有往来，则由小同行钱庄事先告诉客户本庄是与某一个大同行钱庄往来的，过账时应说明这一大同行钱庄名号。各小同行钱庄和现兑庄在傍晚收下客户过账簿后，把账目转抄入与自己有往来的钱庄过账簿内，送给各自往来的大同行钱庄，次晨也专派学徒去收回来，再分别在客户簿内加盖记账图章，表示核实无误。
其他，钱庄还有一种“存摺”，给客户使用。客户如需要支款或存款，可凭摺收付。对外埠或乡间客户，则用三联票。出票人在票头上写明“祈发”、“即发”、“即付”字样。持票人领到这种联票，要先到钱庄“注票”。钱庄根据该票的记号，分别予以处理。如票头是“祈发”则在票上注明支付日期并在票根上注明数字与日期，交持票人领回去，不是当即付给现金。一般可延期半月始予付给，侯日期到时再来取，钱庄在该票上加圈收回，并注明收票的往来钱庄牌号。这样持票人就毋需再向该庄另取其他凭证。入晚各自转人过账簿中。如联票头上写的是“即发”，则在该票上加注付款日期，一般为三天;如票头写的是“即付现洋”字样，即当场付给现金了结。
不论领用过账簿、联票往来的客户，多数都规定其透支限额，在限额内可由客户自由运用。例如今天我向钱庄透支，明天即可以将营业货款收入解进钱庄，由欠变存。每天都要计算毛利，存按存息，欠按欠息，这样给客户诸多方便，既不必临时向钱庄借贷，来日反存也不致在利息上吃亏。而现兑庄，除经营存放业务外，以银元，银角子收付为主要业务。一般现兑钱庄早晚派人到各业门市商店去收取钱币(现洋、银角)，在市场上(钱业公所)出卖，从升水中牟利。钱庄的利息计算常有变动，从存、欠息计算的高低差中取利。例如:每一千元日存利息为二角五分;向钱庄透支(即欠款)，每千元需日息三角七分半，比存息高出一角二分半。
宁波各大同行钱庄内部虽也有倾轧，如争夺存款对象，争夺有门路的跑街等等。但对外则团结一致，口径统一，从而操纵了整个金融业。这就所谓“链条帮”。甬城钱业的这种“链条帮”由来已久，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链条帮”才被拆散。
金融风潮
1935年，宁波发生了一次金融风潮。这次金融风潮的起因，传说纷纭，莫衷一是。但主要原因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上海等地工商业大批倒闭。宁波的钱业向以余款贷放上海等各大城市，于是也影响到宁波钱庄的信誉，存户纷纷提款。从而发生了金融风潮。于是造成连锁反应，在宁波所有的钱庄都受到影响。该年七八两月内共倒闭大同行信源等12家;小同行宝源等19家;现兑庄兴源等9家。一时风声鹤唳，人心惶惶，弄得存款者摸不到哪家可靠，纷纷提款。较有实力的钱庄如敦裕、益康、瑞康、天益、元益、恒孚等，都靠股东垫入大量资金，平定人心，得以幸存。
这次金融风潮，倒闭的钱庄，占总数40%以上。影响所及，宁波工商业普遍出现衰退情况:药行业几乎全部搁浅，64户药行中倒闭40户，其他各业也都缩小经营范围，棉布业批发业务，地区收缩到宁属各县，棉布月销从18万匹锐减至9万匹。钱庄业受此打击后，信誉扫地幸存下来的钱庄都缩小经营范围，以站住脚根。自此之后大量的民间存款，开始转人银行，特别是中国、交通、农民三家银行。本来银行存款不多，经过这次金融风潮造成银行存款剧增的大好机会。嗣后，上海市面“废两改元”，从前的规元交易，改为申洋交易，伸缩性不大，不如规元交易有利可图。自此宁波的钱业也就一落千丈了。
没落与淘汰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规定，凡在日伪控制期间开设的钱庄一律不准营业;因抗日而停止的钱庄则可以复业。所以当时能正式营业的钱庄没有几家。有一段时间，出现了挖买旧有钱庄招牌之风，出卖的以现兑庄招牌居多。但当时全宁波钱庄，也只有20余家，其经营范围也大不如前。究其原因:一是信用不如过去，存款不多;二是国家银行复业后，业务范围扩大，以大压小，与钱庄竞争;三是通货恶性膨胀，币价贬值，钱庄业大都投入黄金买卖，囤积棉纱等实物，保持企业资金不受损失。四是在棉纱投机市场的冲击下，汇款业务大大减少，存放业务仅以每天拆放为主，所以即使是一些比较稳健的钱庄，也只能惨淡维持。置身于投机棉纱市场的钱庄，也多亏损，难以维持营业。解放前夕，绝大多数钱庄，鉴于时局动荡，自动遣散职员了结。
解放之初，钱庄业者正处于仿徨观望之际，人民政府颁布有关私营金融业的开设条例，规定凡开设钱庄者最低资金为2500万元(即现在2500元)报领执照。各钱庄考虑到资本限额虽不大，但在共产党领导下是否有利可图，心存疑虑。因此向财政部申请登记而批准开业的，不到20家钱庄。在此期间，政府一方面取缔金银投机买卖;一方面加强对钱庄监督领导，各钱庄负责人思想动摇，纷纷申请歇业。加上1949年9月20日蒋机对宁波狂轰滥炸的一场大火，宁波钱庄业所在的江厦街被夷为平地。“五反”运动后，人民银行曾劝说其时尚存的五家钱庄组成合营的宁波钱庄，资本为5万元，已集资半数，终因意见不能统一而作罢。1953年由人民银行批准歇业。从此宁波钱庄业成了历史陈迹。五家钱庄员工除银行接收一部分外，其余劳资双方转业到人丰布厂。
（资料来源：本文《中国钱币论文集 第三辑》 本文有删改 图片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