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佛的弟弟竟“佞佛”​

世人都知道唐代大诗人王维是位茹素的“居士”，但很少知道他的弟弟王缙“信佛”之心比老兄更有增无减。

王缙，字夏卿，名和字都来自于道教典故。据说黄帝时以“云”、“鸟”作为官号，其中主管夏天的神明便叫做“缙云氏”。而王维的名字却来自佛教经典《维摩诘经》。兄弟两人起名时竟泾渭分明地跨越了两个宗教，真令人称奇。

其实，王家的祖上是信仰黄老道教的，至于王维禅味十足的名字其实是他自己改的。在哥哥的一再带动下，王缙小小年纪便持斋念佛，断绝荤血。

到了大历二年，王缙已经因功被封为“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了如假包换的宰相。随着官做得越来越大，他心中不由得患得患失起来。对他来说，佛教也从单纯的精神寄托变成了一张保证功名利禄的“护官符”。

话说王缙的原配李氏去世后，他竟将位于长安黄金区位“道政里”的豪宅施舍为僧寺。还大张旗鼓地奏请唐代宗御赐“宝应”二字作为寺名。这下“宰相宅变和尚寺，娘子榻作老僧床”的戏谑有了生动的“写实版”。再加上那块皇帝御笔亲书的匾额，“宝应寺”的大名一时如雷贯耳。来随喜者蜂起云涌，险些把寺前的门槛都踩为平地。

如果你以为王宰相只是为了给大唐子民们创造一个休闲娱乐的公共场所，那你就大错特错了。这里面暗藏了许多连佛祖都不知道的“玄机”。

每年朝廷派往地方掌管钱粮政务的“观察使”们都要回京述职。和中唐后气焰熏天的藩镇诸侯“节度使”不同，这些“观察使”属于文官，很少兼管军政。他们一方面宦囊满满，一方面又没有“枪杆子”作保镖，正是“人人得而捏之”的“软柿子”。

老王看人下菜碟儿，每次都派家人领着这帮“土财神”逛“宝应寺”。“喏，这就是宰相家前堂改成的佛阁”，“喏，这个是王宰相卧室改建的方丈”，“欧，忘了告诉你，这块匾上的金字可是当今万岁爷的手笔！”等观察大人惊得气都不敢长出之际，再抛出最后的“杀招”——“最近寺里用度浩大，入不敷出，您看这……”观察使刚一点头，厚如青砖的“缘薄”便瞬间“飞”到了眼前！

王缙借着佛祖之名，行“绑票勒索”之实，赚来的不义之财何止车载斗量！但他却并不快乐，因为最高统治者唐代宗李豫深受爷爷玄宗李隆基的影响，是个道教的“脑残粉”。“宝应寺”的那块赐匾只不过是为照顾王缙的面子，丝毫不能代表皇帝的宗教立场。

如何才能将顶头上司也“拉下水”呢？让皇帝乖乖听话可不容易。好在唐朝是“多相制”，另一位宰相杜鸿渐同样是个佛教徒。王缙找到了帮手，马上左右开弓对唐代宗展开“攻势”——“您知道安禄山、史思明为什么'造反未成身先死’吗？佛祖保佑的！”“您知道仆固怀恩这个叛徒串联回纥为何也翘了辫子吗？佛祖保佑的”“您知道吐蕃、回纥联合犯境为何不战而退？郭子仪单骑退敌？非也，没那老家伙什么事儿，也是佛祖保佑的。就连您老李家的万世基业没佛祖保佑能行吗？”“那您知道佛祖为什么老保佑咱们吗？还不是我和杜大人大兴佛教，为陛下祈福祈寿得来的善报，微臣为此还损失了一栋房子呢，呜！”

唐代宗人虽不傻，担架不住王、杜二人“传销大师”般的“洗脑神功”，竟也糊里糊涂地改了宗，信了佛。他在宫中设立“内道场”，请了百十个光头大和尚前来“开光”。其吃穿用度穷极珍异，大到出行车马，小到如厕草纸无不由政府“承包”。一时间“佛头青”照亮了大内宫闱的角角落落，却让老百姓的生活陷入了无尽黑暗中。

原来，自从信了“佛”，李豫再也不养兵备战。吐蕃、回纥打过来，他的反应是立马命文武百官各归“禅位”，冥想念佛。等敌人抢了个心满意足，扬鞭而去后，他才龙眼一睁，长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果然法力无边”了事。

还有，自从信了“佛”，官员们都忙着斋僧积福。老百姓的大事小情和“佛祖”无关，自然也就和“官老爷”无关。所以《旧唐书》上很不留情面地批评道“公卿大臣既挂以业报，则人事弃而不修，故大历刑政，日以凌迟”。而这种官场乱象的始作俑者正是高高在上的宰相王缙！

再者，因为信了“佛”，僧人中的不法之徒开始蠢蠢欲动。他们借兴建寺庙之名大搞“非法强拆”，“凡京畿之丰田美利，多归于寺观，吏不能制”。为给“和尚兄弟”们撑腰打气，王缙还撺掇唐代宗下了道“天下官吏不得捶拽僧尼”的荒唐圣旨。让无数佛子佛孙不仅是“世外之人”，更成了无人能管的“法外之人”。

眼看长安附近要变成一座愁云笼罩的“佛国”，名利双收的出家人止不住要由衷地祝告一声：“南无，王缙老爷”！可惜王维去世较早，没来得及欣赏乃弟的所作所为。不然在他四百多篇的遗著中肯定要多出几个大骂“佛贼”的艺术精品。

其实，王缙的“信佛”和王维自有高下之分。王维中年以后便萧然一榻，室中除了药炉、茶铛、绳床外别无长物。王缙却借佛生财，每每派僧人到外地“说法”敛财。甚至还让自己的弟妹出家为尼，加入到“骗钱大军”中；王维自丧妻以后三十年不近色欲，可以说显示出钢铁般的毅力。

而王缙虽表面清高，却暗地里将同僚名臣韦济的寡妻收入囊中，宠爱无比。他对外宣称这个“朋友妻”是明媒正娶的，其实两人不过姘居而已。

王缙还谄侍小他几十岁的奸臣元载（这点王维又占了上风，他连穷凶极恶的安禄山都不甩）。最后元载倒台，他也晚节不保被贬到括州（浙江），结束了从“信佛”到“佞佛”的可耻发迹史。

从王维身上，我们看到了信仰者的坚强；从王缙身上，我们则看到了伪信者的虚伪。难怪释迦佛曾说：“毁灭我教者，必出自我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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