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蛇之夏百问】2 - 夏朝的证明方法论，错误的夏朝年表和地理位置？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和工程验收组认为，《夏商周年表》是截止到制定完成时为止“最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年表，是在现有条件下所能取得的最好成果，代表了年代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夏商周年表》结果被很多教科书和词典所使用，但也引起很大争论和质疑。国际上有人评论夏商周断代工程有政治背景，是中国政府在搞民族主义；有一些学者还对该工程的学术道德产生怀疑；学术上的批评也不断提出。相关学术批评，主要涉及夏朝是否存在、研究方法是否可靠、采信的材料是否充分等等。除受到上述批评外，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的成员也表示，《夏商周年表》只是阶段性成果，还有待完善和细化，要随着更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将做进一步的更正调整。为了弥补《夏商周年表》等的缺憾，2001年，中国又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然而十几年的文明探源工程结果，却是在2018年5月28日以国新办发布会的形式，官方公开承认中国的许多农业和青铜文明技术都是从外部注入的。
2013年1月初，芝加哥大学东亚语文系教授夏含夷，在台北举行的“中研院”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上质疑“夏商周断代工程”，并断言该工程“繁本”恐怕将来也不太可能发表。“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李学勤则表示：“繁本过一段时间会出来，估计出来后也会有争论，科学工作就是这样的。” “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了夏商周的一个大致年表对于今后的学术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作为阶段性成果本来就不是最终结论，通过讨论有益于学术进步。”
好吧，也就是说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专家们自己也承认，夏商周大致年表并不是“最终结论”。如果说商晚期和周朝时期年表还有近似，那么关于夏朝的年表几乎没有任何可信性。然而就是这种不是“最终结论”的东西却被许多教科书和词典当成结论性东西到处使用。其造成的后果，我看不是起到“推动作用”，而是起到误导和蒙蔽作用。比如孙庆伟就把这个年表当成确定性的年表？比如河南二里头所谓“夏都博物馆”，根据这个年表给出的夏朝年代和其位置就声称二里头遗址就是夏都！
《发现夏朝》“埃夏一体论”发表后，有一些不服气的人，虽然相信了埃夏论，却不接受“埃夏一体论”所破解的夏朝历史，他们不是根据古埃及夏朝考古事实本身年代出发，反过来又拿错误的《夏商周年表》来说事。于是乎，我看到有不少于3位所谓的“民科”发出挑战，比如有声称夏朝是从古王国第五王朝开始的，说什么第五王朝首位法老才是大禹。当然，他们不会有什么证据，只是拿着一个错误的夏商年表当成“确定性结论”，颠倒因果，去套古埃及历史，这当然是非科学的研究方法。
如果从实际考古本身出发，《发现夏朝》的埃夏一体论，当然完全破解了夏朝的历史年表。如果夏朝年表按照从典籍记载的从大禹开始到夏桀结束，那么夏朝其开始时间是在公元前3100年左右，其结束时间在公元前1308年（即第十八王朝结束时间）。夏商存在一段并行期。夏朝不是只有几百年，而是延续至少2000多年！
当然，从一开始就有人质疑，你怎么能把几百年的夏朝历史对应上几千年的古埃及历史？要知道怎么对应上，只要不带先入为主的成见，在详细阅读《发现夏朝》之后，相信定会明白完整可信的夏朝历史是怎么回事。
再来说空间地理位置，夏朝就一定在中原吗？就一定在河南吗？当然这也是没有考古证据的“假设”而已。那为什么很多人信誓旦旦夏朝就一定在中原呢？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河南确实有许多与夏朝有关的地名，比如伊洛河，比如夏都帝丘濮阳、阳翟（今禹州）等。就因为在伊洛河找到了二里头，他们就信誓旦旦这是夏都。但基本上被称为夏代都城的地方，如濮阳、阳翟，甚至商丘，都没有对应夏代考古历史，甚至商代都没有。专家们难道不想想这是为什么吗？
实际上，在文明传播过程中，经常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地名是随着人群而迁移。一个比较显著的例子是韩国地名复制原楚国地名情况，连地名布局也类似。翻开朝鲜半岛地图，中国的地名几乎遍及半岛，其中有湖北的江陵、襄阳、黄州、利川，湖南的洞庭、长沙，河南的南阳、淮阳，原河南的古地名丹阳等。韩国首都原名汉城又称汉阳，与武汉三镇之一同。与古楚国息息相关的汉江，贯穿了整个韩国东西，其发源地也叫太白山！太白山本是秦岭山脉最高峰，是中国汉水源头。韩国的丹阳和汉城分立汉江上下游，与中国的原丹阳和汉阳分立汉水上下游也一致。韩国的襄阳－江陵－长沙在地图上南北排列的次序与位置大体也与中国的一致。西方扩展殖民地时期也经常有复制原居住地名情况，如美国的新约克镇（纽约）就是复制原英国约克镇。
中国记载的夏代地名有许多不知位于何处，今天传承下来的夏代地名也基本得不到考古上的证据支持。根据文字识别和中国古籍记载的王表对应一致的二重验证法和科学归纳法，可科学证明古埃及就是夏朝。那么很显然中国记载的夏朝地名原本是在尼罗河流域。今天中国境内传承下来的夏朝地名是华夏族迁徙到东亚后的地名复制。与韩国人以“汉江”类比中国汉水为中心而复制原楚国地名类似，华夏族人是以“黄河”类比尼罗河为中心来复制原华夏族在埃及的地名。中国记载的夏朝有几个重要的都城，与古埃及的历史都城存在完美对应。如大禹都城阳翟对应位于上埃及的前王朝到早王朝时期的都城阿拜多－提尼斯（Abydos-Thinis），阿拜多斯的象形文字是“阳”，提尼斯的象形文字是“翟”，并且发音也很好地有保留对应。而古王国的都城孟菲斯其象形文字就是“亳”。中王国和新王国都城底比斯就是帝丘所在的“濮”。努比亚到埃塞俄比亚地区最初则是黄帝长子玄嚣的封国，即“少昊之国”。尼罗河的古埃及象形文字就是汉字“河”的原型，对应黄河。尼罗河三角洲代表性植物纸莎草丛是汉字“齐”字原型，对应黄河三角洲。《发现夏朝》一书给出了考证的夏朝地名与古埃及地名的对应，还原了夏朝地图。
再回到孙庆伟的问题，很清楚，用不确定的所谓夏朝年表和地理位置，作为前提条件，去进行考古挖掘，找到文物后，就声称找到了夏朝文物，找到了夏朝，这显然是颠倒因果的错误方法。无论怎样，器物证据都不具有决定性意义。只有在通过考古文字确定了一个朝代遗址之后，我们才能知道这个朝代的文物是长什么样子的，然后根据已知的文物特征，才可能反推其他地方即使没有文字，但出土了相似器物的地方，要么是这个朝代的地理范围，要么与这个朝代存在贸易关系。任何反其道而行，都是错误的，非科学的。
比如笔者在2018年10月成都考古大会上作“玉璋的古埃及起源”报告，我们可以说玉璋是夏代时期的典型器物，但它是不是夏朝的器物？之前不能确定。《发现夏朝》证明了古埃及就是夏朝之后，继续可以发现类似玉璋的器物在古埃及古王国时期比较流行，由此可以推论，东亚地区的玉璋可能与古埃及夏朝器物存在传播关系。东亚地区很早就是大夏朝的势力范围。这是“埃夏一体论”含义的另外一个方面，即不仅历史一体，地理上在很早时期尼罗河流域与长江黄河也已经连成一体。但是“玉璋的古埃及起源”这篇文章，却不能存在于本微信公众号上，上传三四次都被无理删除。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不知道。但这篇文章却是利用了中国学术界典型的“器物比较”的研究方法。
（未完待续）
更多参考：
焊接华夏5000年文明（1）：夏、商 周、秦、汉历史源流
尼罗河象形文字就是伊洛二字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