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妻合作的第三幅文配图作品：处女作

那时

文：曾颖      图：嘉荟

作为一个用笔讨了大半辈子生活的写手，我写过并发表了无数的文字，但记忆最深最难忘的，却是第一次。

那一年我21岁，在离家二十多公里的电厂上班，刚刚经历了一场失恋和一次如坠五里云的调岗，感觉人生已进入了无望之底。

舅舅建议我写点东西。那时省作协的老师们都改行卖花去了，没人做的事情，竞争自然少，筑底反弹是完全可能的。况且山区风冷夜长，确实也只适合干这个。

于是，就懵里懵懂开始写。

文学的最初是诗。于是写诗。看见鸟写，看见树写，看见风卷云写，看见星星追月亮，更要写。同事们打趣说:“你就差上厕所没写了!”其实他们不知道,有很多灵感,就是在那里蹲下时想到的。

三个月之内,写了两百多首诗。之后就开始投稿，先后投了一百八十封，把我能搜集到的诗歌刊物和报纸副刊地址一一投了个遍。然后就像热恋中的小女生等情郎一般，天天到厂门口去望穿秋水式的等邮差。

等了三个月，等来三封信，两封是杂志的征订广告，一封是一家知名诗歌刊物编辑老师的亲笔信，上书几个龙飞凤舞的大字:“人生其实有很多选择，你又何必执著于此呢?”

我在厕所里想出来的诗句，被老师闻出来了！

我的第一轮自杀冲锋式投稿，就这样搞笑地结束了。

等等，咱不是要说处女作吗？怎么跑偏了呢?

对对对，是处女作，没跑偏。因为在那180篇稿件中，有一篇漏网之鱼，它躲在稿件的尸体堆中，幸存下来了。

要说我与我的处女作见面，是绝对是一次神奇的偶遇。

那时,打卡机还没流行到川西，我们每天的考勤，是拿着一张号卡去找车间主任盖个“电气”的小章，上下班各一个。我因为常睡懒觉起不来床，就偷偷刻了个同样的小章，每天睡晚了考不了勤，就自己给自已盖一个。从理论上讲,我就是一个月不到车间办公室去找主任也没什么关系，以主任的敬业程度和我的重要程度，他都不大可能能从一百多人中轻易把我想起来。

但那一天却不知是怎么搞的，总有一种想去车间办公室的冲动，这种感觉，每个月仅有一次，就是领工资那天。但今天显然不是，但冥冥中仿佛有什么在召唤着我，让我心痒痒地想去——难道我被生活挤兑得有了自虐倾向?

和车间主任的见面，照例是相看两厌的。在他给我的出勤卡上盖考勤章时，我看到他手边的那份《西南电力报》冲我笑了一下。确切地说，是轻风把报纸的角轻撩了一下，反射起了一缕阳光。

但我觉得那是在笑。

我鬼使神差地拿起报纸，越过一二三版的口号数据和公式，直奔四版，在正中央的位置上，赫然看到我的文章和名字。

那是一篇比豆腐乳大不了多少的文章，标题叫《称呼》连标题在内共126字，讲的是一位老师傅当了车间主任之后，大家都叫他主任，唯独他的徒弟不改口，仍叫他师父，让他感觉很不爽。后来，徒弟当了厂长，仍然这么叫，师父顿时觉得很愉快，并且很困惑以往听着为什么不是那味呢?

我当时激动得手舞足蹈，把报纸摇得哗哗作响，嘴里欢喜地叫着:“发了！发了！发了！”俨然是中举的范进。我的另一位文友，当年正在菜市场上卖西瓜，有人来告知其处女作发表了，他直接把刀扔到了天上去。

足见处女作对一个写作者的药性。

小哥儿们照例是要喊办招待，就像谁运气好当了先进或买彩票中了彩电。文章发表终归也算得是一个可以借机搓一顿的由头。其时正是月中，离发工资还有十多天，我当然摆不起酒席，于是在一位会过日子的同事那里借了五元钱，骑车去镇上割了1斤肉和两捆蔬菜，炒了两份，用四个饭盒装了，号称做了四个菜，大家也拿出自己的花生和酒，拼在一起，笑闹到大半夜，大家纷纷勉励我：加油写，从山中飞出去，今后在城里大酒店请我们吃大餐！

我也在酒精的怂恿下，不知天高地厚地答应了。

一个月后,邮差送来汇款单，正好是五元钱，取钱之前，我小心撕下的汇款单留言卡，郑重写下：处女作稿费，5元正，大写，伍圆。那页小小的纸，一直保留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