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度·向度·强度：小说修辞认同机制的基本构架

黄晓华

(湖北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2)

摘 要： 小说故事层的人物之间、叙事层的叙述者与受述者之间、叙述层的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认同关系，小说修辞的认同机制由此构成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综合考察小说修辞的多重主体间性，深入把握小说修辞认同机制的基本构架，可以建构一种有效的小说评价体系。通过认同维度可以深入理解人物主体、叙述主体、创作主体的精神结构，考察小说修辞主体建构的完善程度；通过认同向度可以清楚辨识外在型权威、内在型权威及个人型权威主导的不同认同方式，评估小说修辞交流过程的协调程度；通过认同强度可以明确衡量认知维度的冲击力、审美维度的感染力、伦理维度的同化力的不同强度，把握小说修辞功能发挥的有效程度。统筹考量小说修辞认同机制的维度、向度与强度，宏观上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小说修辞的内在机理，推进小说修辞理论的深化与发展；微观上可以更切实地指导文本细读，建构一种新的小说批评方法。

关键词： 小说修辞；认同机制；主体间性；文本细读；小说批评

小说作为修辞，隐含着复杂的认同关系。20世纪中期，在美国“新修辞学”兴起的浪潮中，著名修辞学家肯尼斯·博克针对亚理斯多德“说服”[注]亚理斯多德指出：“修辞术的定义可以这样下：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见亚理斯多德著：《修辞学》，罗念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第24页。式修辞定义的局限性，明确指出认同是修辞的归宿，也是修辞的手段：“修辞主体可能必须在某个方面改变受众的观点，但只有当他认同那个受众的其他观点时才能获得成功。双方在一些观点上保持一致确立了一个支点，通过这个支点修辞主体才可能改变受众的其他观点。”[注]Kenneth Burke，A Rhetoric of Motive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9，p.56.也就是说，要让受众认同自己的观点，必须以修辞主体认同修辞受众的某些观点为前提，由此凸显了修辞行为的双向交易性。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1961)中不仅明确指出小说也是一种修辞，“即使是最无意识和迷狂的作家，也只有当他们使我们加入舞蹈时才是成功的”[注]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等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序言”，第19页。，而且发现了小说修辞的特殊性，那就是小说修辞交流的多层性与多维性。布斯对隐含读者与叙述者及其相互关系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小说修辞认同分析层次的基本框架；与此同时，布斯也发现了小说修辞认同的多个维度：“小说中使我们感兴趣的、因而可以通过操纵技巧来获得的价值，可以大致分为三类。(1)认知的或认识的：我们具有，或可以被动地具有对'事实’、真实的解释、真实的理由、真实的本源、真实的动因，或对关于生活本身的真实的强烈认知好奇心。(2)性质的：我们具有，或可以被动地具有要看到某种完成的型式或形式的，或体验某种性质的进一步发展的强烈愿望。我们可以把这种趣味称为'审美的’……(3)实践的：我们具有，或可以被动地具有希望我们爱或恨、赞扬或讨厌的人们成功或失败的强烈愿望；或者说可以被动地希望或害怕人物性质的变化。我们可以把这种趣味称为'人性的’……”[注]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第116页。布斯虽然没有系统整合小说修辞的多层性与多维性，但其研究已经隐约指出了小说修辞认同机制的基本框架。

从小说修辞学的角度看，故事层的人物，叙事层的叙述者与受述者，以及叙述层的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都是小说修辞各层面的修辞主体[注]叙事学界对于小说叙事层次的划分一直存在着两分法与三分法之争。两分法将其区分为故事和话语两个层面，查特曼的《故事与话语》就直接以此作为书名。而以热奈特为代表的叙事学家则认为小说叙事存在故事-叙事-叙述三个层面。在《叙事话语》中，热奈特明确提出小说叙事包括故事(叙述内容)、叙事(叙述文本)、叙述(叙述行为)三个层面：“把'所指’或叙述内容称作故事(即使该内容恰好戏剧性不强或包含的事件不多)，把'能指’，陈述，话语或叙述文本称作本义的叙事，把生产性叙述行为，以及推而广之，把该行为所处的或真或假的总情境称作叙述。”(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7-8页。黑体为原文所有。)本文认为，二分法无法把握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之间的区别，由此采用三分法。。一方面，他们是真实作者通过修辞建构出来的存在，另一方面，他们在各自层面的修辞活动中，是具有相对独立性与主观能动性的修辞主体。人物主体(人物)、叙述主体(叙述者)、创作主体(隐含作者)这些修辞主体的建构，是小说修辞得以运行展开的必要前提，也是影响小说修辞效果的关键因素。人物之间、叙述者与受述者之间、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之间的认同关系，不仅是小说修辞主体得以建构与显形的路径，而且是与真实读者实现交流认同的坚实基础。从认同维度、认同向度与认同强度等方面对小说修辞的认同机制进行系统考察，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小说修辞的多重主体间性，更切实地把握具体小说修辞的成败得失，更准确地评估小说文本的高下优劣。

一、认同维度与小说修辞的主体建构

与诗歌等抒情类文体中更注重个体性与细腻性的情感相比，作为叙事类文体，小说关于人的书写显然更为立体与多维。如马克思所言，“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页。。作为社会化的存在，现实中的人必然处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并随时做出自己的认知、审美、伦理判断，其人格差异主要通过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各种认同或冲突表现出来。作为生活的折射，小说修辞中的主体与现实生活中的主体相似，不同主体之间同样会形成认知、审美、伦理三个维度的认同或冲突关系。正是这些认同维度使得修辞主体得以建构与显形。

(一)认同维度与故事层人物主体的建构

在故事层面，人物作为小说故事的载体，总是现实生活中的人(或动物)的投影，具有一定的模仿性[注]参看James Phelan，Reading People，Reading Plots：Character，Progression，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Narrative，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9，p.11.。人物主体的外貌、服饰等外在物质形态，固然是表现人物特征的重要手段，但小说人物主体塑造的核心，还是其精神结构。而人物主体的精神结构，不可能独立地得到呈现。哪怕是一个人的独角戏(如卡夫卡的《地洞》)，也存在着主体的裂变，也就是分裂成主我与客我。不同主体之间的冲突或认同，不仅构成了小说情节发展的动力，而且使得主体的人格特征得以建构与显形。

人物主体精神结构的基础，就是认知维度的认同(或冲突)。人物主体不仅有天资的差异，更有后天经验阅历的差异与知识储备的差异，这些差异决定了人物主体的认知方式，成为人物主体显形的基础。《祝福》中“我”与祥林嫂关于魂灵与地狱的对话，显示出人物主体之间各方面的认知差异，而双方寻求认同的失败，正体现出各自认知的局限。《故乡》中少年闰土与少年的“我”及中年闰土与中年的“我”之间关系的翻转，同样与认知维度密切相关。少年闰土因为捕鸟的实践经验而在少年的“我”面前获得认知优势，而中年闰土的务农经验在“我”的认知体系中已经不再具有任何意义，以至于双方都只能保持沉默，认知的差异划定了人际关系的鸿沟。

认知维度是人物主体展开沟通的前提与基础，但并不一定是影响认同关系的决定因素。人物的感受模式与审美取向，可以说是决定认同成败的核心要素。少年闰土与少年的“我”之间，虽然存在着认知的鸿沟，但双方无功利的游戏态度，对生活的审美化观照方式，使得二者之间实现了感受的共鸣。而中年的“我”与中年闰土，对生活的感受已经完全不同，由此也就没有了实现相互认同的平台。在解放区小说(如《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土改工作队员与当地百姓之间，同样有着明显的认知差异，但他们通过使用当地百姓的语言，认同百姓的生活方式与感受方式，由此获得了百姓的认同。沟通的成功或者失败，都凸显出人物主体之间审美维度的重要性。

无论是认知还是审美，人物主体之间的相互认同，最终仍指向“人能够做什么”的伦理维度。《祝福》中的“我”对于祥林嫂的失败感，以及《故乡》中的“我”对于闰土的无力感，都由于“我”找不到彼此都认同的行动方向，人物的“彷徨”使得小说也显得低沉。与此相反，《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土改小说，最终都以民众认同工作队员的伦理目标结束，故事由此表现出鲜明的乐观色彩。人物主体之间的伦理冲突与认同，凸显出人物的伦理价值取向，奠定了小说修辞的底色。

人物主体之间的三个认同维度，是人物主体精神结构得以显形的路径。但人物主体之间三个维度的关系，则复杂多变，由此构成了小说人物主体的丰富性。传统小说喜欢塑造在各个维度都居于优越地位的超人，并以其为主角。中国小说现代化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主要人物由超人变成常人甚至畸人，人物主体在认知、审美、伦理三个维度呈现出不平衡状态。狂人、病人、白痴、亡灵等角色频繁进入小说叙事，甚至成为主角，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利用人物主体三个维度之间的反差，来凸显人物与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二)认同维度与叙事层叙述主体的显形

在叙事层面，叙述者与受述者之间的修辞交流，同样存在三个维度。尽管受述者在大多数小说叙事中并没有人格化显形，但叙述者的讲述，总是假定了一个完全相信他的讲述的听者的存在，从而建构基本的叙事契约。为了实现良好的交流效果，叙述者也需要调整自己在认知、审美、伦理等方面与受述者的距离，以实现三个维度的有效认同。从这三个维度切入，同样可以发现叙述者得以建构与显形的路径与方式。除了作为一般主体具有的认知、审美、伦理判断，叙述主体在三个维度上还表现出自己的独特性。

首先，对叙事时间的处理，折射出叙述者对世界认知的深度与广度。无论是人格化叙述者还是非人格化叙述者，叙述主体首先要处理的都是叙事时间问题。现实生活中的物理时间是一个无始无终等距等价的时间之流，而小说叙事中的时间则是叙述者的人为选择。叙述主体要处理的第一个问题是时间点的选择。不仅从何时开始到何时结束折射出作者对人世的认知(如爱情喜剧小说通常以结婚结束，而家庭悲剧小说则通常从婚姻开始)，而且故事发展过程中的时间点，同样别有意味。从传统小说的公共时间到现代小说中的个人时间，时间点的选择折射出叙述主体对世界的基本判断。第二个问题是时间线的重构。时间与因果的关系错综复杂，由此也成为叙述者解释世界的一条路径。顺叙、倒叙、插叙、分叙、预叙、补叙等，都隐含着叙述主体对世界的解释方式。第三个问题是时间长的处理。详略、断续、空白、重复等，都折射着叙述主体对生活意义的发现与阐释。

其次，对叙述语体的处理，折射出叙述者对受述者的审美预设及自身的审美认同策略。文言与白话、官话与方言、雅言与俗语，不仅是中国小说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也是世界小说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对叙述语体的选择，可以看出叙述主体对受述者的审美预设，更可以看出其自身的审美趣味。中国古代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的双流并行，中国近代小说发展过程中白话小说与文言小说的兴衰交替，其中不仅隐含着一个时代受述者审美风尚对叙述者的潜在制约，更包含着叙述者的主动选择与审美判断。叙述主体的审美形象由此得以建构与显形。

最后，对叙述视角的处理，折射出叙述主体的伦理立场。站在人物之上的全知视角，站在人物之中的人物视角，以及站在人物之外的客观视角，不仅是一个观察角度问题，更是一个价值立场问题。全知视角显示叙述者超出所有人物，能够对人物的行为作出全面的价值判断，叙述者在这里虽然没有人格化显形，但其形象与上帝相近。人物视角让叙述者处于故事之中，其人格化显现使得其伦理立场自然带有人物的属性。客观视角的非人格化设置，强化了叙述者的客观性，但纯粹的客观在叙述中不可能存在。看到什么、没看到什么，讲述什么、不讲述什么，本身就包含着伦理立场。无论是人格化还是非人格化，叙述视角都隐含着叙述主体对受述者的伦理预设与伦理认同策略。

叙述主体不仅在显性方面有其三个维度的基本判断，而且在言说方式中也隐含着其三个维度的基本取向。这些复杂关系，赋予了叙述主体在修辞策略方面的自主创造空间。

(三)认同维度与叙述层创作主体的彰显

在叙述层面，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之间的修辞交流，同样在三个认同维度展开。与人物主体及叙述主体在小说中直接显形不同，隐含作者这一创作主体“隐含”于小说叙事之中，因此，其显形过程更为复杂。而这也正是小说修辞具有独特魅力的原因之一。这一“隐含”的主体形象，主要通过对叙述主体与人物主体各认同维度的距离调控得以建构与显形。叙述者与人物之间，总是存在着各种距离。对叙述主体与人物主体之间各认同维度距离的调控，折射出创作主体自身的认知模式、审美趣味与伦理立场。

对叙述主体与人物主体之间的认知距离调控，使得创作主体的认知能力与认知模式得以显形。人物之间必然存在着认知差异，同时，人物之间认知认同与冲突的状态，也存在着发展。然而，不论是人格化叙述者还是非人格化叙述者，其与不同人物的认知判断不尽相同，与不同人物之间的认知距离并不相等。在可靠叙述中，叙述者与不同人物之间的认知距离，折射出隐含作者的认知理想。《三国演义》“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35页。，正是隐含作者在认知维度上与某一人物过于接近用力过猛的结果。而在不可靠叙述中，从叙述者与不同人物认知判断的差异，可以反观隐含作者的认知取向。鲁迅《狂人日记》双层叙事中的矛盾典型地切入了叙述者认知维度的可靠性问题，海明威《我的老爹》同样显示了这种关系的复杂性。

对叙述主体与人物主体之间的审美距离调控，使得创作主体的审美趣味与审美理想得以显形。与认知维度相似，不同人物有着不同的审美感受，叙述者与人物在审美维度同样存在着不同的判断与距离。“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注]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08页。。因为二者不仅存在等级差异，而且存在审美鸿沟。《小二黑结婚》中二仙姑的打扮，在不同人物那里得到的是全然不同的审美判断。人物审美感受能力的有无高下，叙述者对不同人物进行审美表达时的远近亲疏，折射出隐含作者的审美趣味与审美理想。

小说叙事最终的价值指向，还是隐含作者对“人应该做什么”的伦理判断。创作主体的伦理取向与伦理立场同样是通过对叙述主体与人物主体之间的伦理距离调控得以显形。人物之间伦理维度的冲突与认同，是故事发展最为核心的动力，故事由平衡到失衡再到平衡，实质就是伦理冲突的发生到解决的过程。但不同人物主体在这些冲突与认同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并不相同，叙述者与不同人物主体的伦理距离也并不一样。更为复杂的是，叙述者的伦理判断与人物的伦理判断同样可能发生冲突。叙述者在伦理认同维度方面是否可靠与多大程度上可靠，成为隐含作者发挥调控功能、创新调控策略的重要渠道。

作为小说最上层的修辞交流层面，创作主体的能动性最强，其与隐含读者的认同关系最复杂，其创造空间也最自由。正是这种自由创造空间，使得小说修辞的创作主体群落群星闪烁。

无论哪个层面的修辞主体，主体间不同认同维度的相互认同(冲突)都是使其得以建构与显形的路径。单维或多维，平面或立体，通过对认同维度的细致考察，修辞主体的完形度与丰满度可以得到准确评估。

二、认同向度与小说修辞的动态运行

认同维度使小说修辞主体得以显形，而认同向度则更清晰地展示了修辞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如肯尼斯·博克指出的那样，修辞是一种交易。但是，交易过程中总存在话语权的分配问题，买方市场与卖方市场中交易各方拥有的话语权并不平等，“谁在说”与“对谁说”的重要性由此凸显。“谁在说”背后隐含着“谁能说”的话语权的分配，而“对谁说”背后隐含着“如何说”的修辞策略预设，双方之间的认同向度与认同方式在交流之初便已大体确定，背后隐藏着复杂的权力关系。声音“这个术语已经成为身份和权力的代称”[注]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黄必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页。，“谁在说”折射出各种社会文化权力之间的博弈。只有获得一定的话语权，说者才可能说话，听者才可能倾听。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话语权可以分别来源于“知识荣誉、意识形态地位以及美学价值”[注]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第5页。，不同主体在三个维度的话语权可能并不相同，由此使得主体间的认同向度显得非常复杂。然而，话语权的来源以及言说姿态的预设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一般说来，话语权的来源主要有三类，一是依附权威话语的外在型权威，二是依靠内在说服力的内在型权威，三是追求个体表达需要的个人型权威。不同话语权威类型潜在决定了言说者的言说姿态：外在型权威大多采用居高临下的宣讲姿态，内在型权威倾向于平等的协商对话，个人型权威则偏好相对隔离的独白。根据三个层面修辞主体之间的共性特征，小说修辞的认同向度大体可以分为三种形态。

(一)外在型权威主导的阐释型认同

所谓外在型权威，是指小说中的言说者在认知、审美、伦理等方面与社会上主流或者官方的取向一致，由于有社会集体信念或权威话语为其背书，因此其声音的权威性显得不言自明。

这首先而且主要表现在故事层人物主体之间的修辞交流中。在这类小说中，人物主体之间在认知、审美、伦理三个维度，都表现出明显的差序等级结构。居于高位的言说者可以对居于低位的听说者采用居高临下的姿态，以权威话语的阐释者自居，对听说者进行宣讲甚至教训。在这种认同向度中，虽然三个维度的优势地位并不一定集中于同一个人物(如《三国演义》中认知优势集中在诸葛亮身上，而伦理权威则集中在刘备身上)，但总体上表现为对外在权威话语的靠拢。“高大全”的人物建构，可以说是这种认同方式的极端发展。

这种人物主体的差序格局，意味着叙述主体与人物主体三个维度的距离也存在等级差异。一般说来，叙述者与故事层拥有话语权的人物距离最近，由此表现出自己基本的认同判断。与此同时，叙述者因为对人物的外在型权威的认同，使得其在面对受述者的时候也表现出优势地位，其修辞策略由此也表现出宣讲的特征。在叙事时间方面，关注时间的公共意味；在叙述姿态上，较少考虑受述者的反作用；在叙述视角上，通常选择全知视角以显示自己在各方面的优越性。

由于外在型权威在社会上获得普遍认同，言说者由此获得天理阐释者的地位，这也就使得隐含作者进行自由发挥的空间相对较小。在这类小说中，叙述者大多在三个维度都比较可靠，叙述者与人物在认知、审美、伦理方面的距离远近，基本代表了隐含作者的立场。

由于外在型权威与外在的权威话语体系有着密切联系，带有一定的“外在的专制性”[注]巴赫金：《长篇小说的话语》，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3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29页。，因此，这种话语权一般存在于意识形态高度统一的时代。在这种认同向度中，说者处于主导地位，听者则处于被动接受的位置，后者对前者的反作用并不明显。然而，小说有其自身内在的发展规律，外在型权威为了获得听者的认同，同样需要自身的不断完善。这类小说在理性维度的开拓与伦理维度的创新方面虽然进展缓慢，但在审美维度形成了一套有效的修辞成规。

(二)内在型权威主导的协商型认同

外在型权威的建构，不仅依赖于说者的知识储备、审美趣味与伦理观念的权威地位，更依赖于听者对这种权威的预先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外在型权威建立在说者与听者的“共谋”之上。只有在听者认同说者的“代言人”身份，认同其“代言”的价值取向的时候，外在型话语权威才可能维持其稳固地位。一旦听者对外在的权威话语产生质疑，说者的这种外在型权威也便难以为继。这时，要求叙述声音增强其“内在说服力”，通过说者与听者的对话与潜对话，建立内在型权威。“与外在的专制性的话语不同，具有内在说服力的话语在人们首肯的掌握过程中，同人们'自己的话语’紧密交融。平时在我们的意识中，有内在说服力的话语，总是半自己半他人的话语。它的创造力就在于能唤起独立的思想和独立的新的话语”[注]巴赫金：《长篇小说的话语》，第129页。。外在型权威的合法性来源于意识形态不言自明的合理性，内在型权威的合法性则来源于话语的内在说服力。这也就要求说者与听者进行协商对话，尽可能激发听者的独立思考，获得听者质疑与思辨后的主动认同，从而扩大内在型权威的合法性基础。因此，各个维度内在型权威的建构比外在型权威复杂得多，都需要说者与听者进行协商对话，通过修辞交易实现相互认同。

在故事层面，这类小说中的人物主体虽然存在明显的认知、审美、伦理差异，但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等级区别，所有人物在人格上都相对平等。祥林嫂的穷困潦倒与愚昧无知，并没有让“我”产生优越意识，从而占据主导地位，相反，祥林嫂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存在，对“我”形成巨大的压力，使得“我”的言说失去了应有的明晰性，变得含混不清。在这种认同关系中，人物有智慧与愚昧的分别，但他们的生活经验具有相同的重要性，展现了不同的生活场景；有麻木与敏感的差异，但他们的审美感受具有自身的独特性，折射出不同的人格面貌；有善良与邪恶的不同，但他们的伦理活动具有相近的社会意义，都是社会环境的产物，其中隐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

在这类小说中，人物的绝对优势消失了，不再有完人出现，相对优势也变得不明显。在同一个人物身上，智愚互见、美丑杂糅、善恶共生的状况越来越多。这也就使得叙述者对人物的评价越来越难，其与受述者由此成为一种协商关系，通过对话与潜对话以求形成共识。叙述者的修辞策略由此也发生改变：在叙事时间上，注重时间与因果的关系，凸显叙事的逻辑性；在叙述姿态上，注重语境的制约，选择便于对话的语体；在叙述视角上，强调对自身局限性的自觉，不再充当终极审判者。

人物主体在人格上的平等，以及叙述者在判断上的困难，使得隐含作者不得不调整与隐含读者的认同方式，提前考虑隐含读者可能发出的质疑。二者不断相互质疑，同时不断相互让步，以求实现相互认同。“只有质疑才能带来探究。质疑本身又来自于敌对的道德定位间的冲突而非安然重温之前已有的道德定位”[注]韦恩·C.布斯：《修辞的复兴：韦恩·布斯精粹》，穆雷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261页。。伦理维度如此，认知与审美维度同样如此。

协商总是基于差异展开，协商认同一般与社会认同取向的分化直接相关。认同取向分化的社会中，多种意识形态同时存在，相互竞争；意识形态的竞争又导致伦理道德规范、理性思辨方法、审美时尚情趣等方面相互竞争。在这种情境中，外在型权威难以为继，说者的宣讲姿态难以获得听者的认同，修辞由此真正成为一种“交易”，话语权威性的获得需要说者与听者围绕理性、伦理与审美等轴线进行多重协商，听者的主体地位得到了说者的充分尊重。“良好修辞学……就是说，使同类参与到相互劝说的行为中去，即相互质询的行为”[注]韦恩·C.布斯：《修辞的复兴：韦恩·布斯精粹》，第54页。。在协商型认同中，修辞目的的实现路径不是直接的宣讲或教训，而是通过相对公平的修辞交易，通过认同听者的部分主张，换取听者认识到自己的局限，从而认同说者的某些主张。

(三)个人型权威主导的错位型认同

协商型认同中的说者与听者，虽然在各个认同维度存在一定距离，但这种距离并不意味着他们无法对话。相反，他们之所以进行对话协商，正是因为他们承认了彼此的差异，同时试图找到相互认同的价值基点。内在型权威建立在说者与听者相互认同的基础之上，协商对话则是实现相互认同的基本路径。而在社会认同基本准则趋于消解的后现代社会，内在型权威难以稳定建构，后现代图景中的言说者获得的通常是一种个人型权威，其追求的是表达的个人化与特异性，而不是公共化与共通性。说者的言说由此更接近独白，表现出一定的封闭性与私密性特征，而不是像外在型权威与内在型权威那样，始终保持开放性与公共性。与此相关，在后现代的众声喧哗中，听者对说者的关注，经常带有偶然性，其对说者的关注，与说者自身的判断，可能存在明显的差异与错位。

这种错位首先表现在故事层人物主体之间的修辞交流方面。残雪《山上的小屋》中的人物答非所问，问非所答。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不关心他人的反应，也不寻求与他人的认同。每个言说者都依托自己的个人型权威进行言说，每个听说者都在对话中各取所需、各自阐释，误会与错位成为交流的常态。在这种错位型认同方式中，认知维度以非理性为主导，非逻辑、去逻辑、反逻辑成为常态；审美维度以独异性为主导，凸显感受的个体性与私密性，很少关注审美的共通感；伦理维度以混沌性为主导，难以清晰辨识人物主体各自的价值取向。人物于是可以各说各话，同时各取所需。

人物主体之间的各取所需的错位，使得这种小说中的叙述主体也难以做出明确的判断，其修辞策略也在有意无意地强化这种错位。在叙事时间上，出现了时间的虚化，具体的时间成为抽象的时间，让人很难将叙事时间还原为清晰有序的物理时间，时间不再是一个具有确定性的坐标体系，而是可以任意折叠、扭曲、重置的对象。在叙述姿态上，语言的明晰性成为表述的敌人，其含混性被有意放大，由此造成正常交流的困难，同时赋予受述者以阐释的自由。在叙述视角上，同样凸显出其含混性——这类小说尽管喜欢采用人物视角，但由于人物本身的矛盾与分裂，使得其叙述视角只有形式上的一致性，没有伦理观念上的统一性，受述者同样难以判断其伦理立场。

人物主体与叙述主体的含混性，最终也使得小说的隐含作者对叙述者与人物之间的各种距离调控变得难以把握，同时也赋予了隐含读者以更为广阔的选择空间，错位认同由此也成为一种常态，因为已经无从判断所谓的正向认同。在认知维度，无论是人物的非理性言说还是叙述者抽象化的时间，都是清晰判断隐含作者的认知模式的障碍，也是隐含读者可以各取所需的源头。人物个性独异的感受模式与叙述者的含混表达，在审美维度为隐含读者提供选择可能。而伦理维度的价值含混，一定程度上也是现实生活的原生态反应，需要隐含读者自己做出甄别。

在后现代主义视野中，世界呈现为一片碎裂的图景，人物的面目变得模糊不清，人物之间的修辞交流由此缺乏坚实的认同平台。说者都是凭借个人型权威进行的个人化言说，表现出独白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听者的自主性明显增强，其对说者的认同由此表现出明显的错位特征。这种没有固定平台的认同方式，一方面由于混沌性与游移性带来沟通的障碍，另一方面也蕴含着多向阐释的可能空间。

修辞主体之间的认同向度，反映出了二者交流的亲和度与灵活度。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主流认同向度，同时，多种认同向度可以在同一时期的小说甚至同一篇小说中并存。这种复杂性为小说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巨大空间。

三、认同强度与小说修辞的效能评估

对小说修辞进行评价，不仅需要考察主体建构的完善程度与认同方式的协调程度，更需要考察其功能发挥的有效程度。那种能够与受众建立广泛、持久、积极、深入的认同关系的小说，才是真正的经典。这种整体上的高强度认同，需要三个维度的高强度认同予以支持。

(一)认知维度的冲击力

小说叙事总是折射着人类的生活经验，阅读小说的动机中始终潜含着对他人经验的好奇心与求知欲。能否激发受众的好奇心，决定了认知认同发生的可能性，而其满足受众求知欲的程度，则决定了认知认同强度的高低。总的来说，认知维度的冲击力越大启示性越强，认知认同强度也就可能越高。这种认知冲击力主要来源于故事的新颖性、叙事的逻辑性与叙述的深刻性。

在故事层面，人物主体经历的新颖性与吸引力，构成认知认同强度的基础。尽管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小说对于人物形象的新颖性有着不同的理解，对人物经历的故事性有着不同的追求，小说发展过程中主要人物由超人到常人甚至畸人不断转变，故事的传奇色彩也逐渐淡化，但日常生活万象纷纭，人物关系错综复杂，在常态的生活中发现大家都感兴趣但并不熟知的人物经历，始终是良好的认知认同的重要基点。这种人物经历的新颖性，一方面催生了交流的欲望，另一方面预设了认同的可能。

在叙事层面，叙述主体认知维度的逻辑性与说服力，是强化认知认同的重要手段。理论上讲，受述者总是被假定为无条件地接受叙述者所说的一切，从不质疑小说的虚构性，而是将其当成一个自洽的完整世界进行接受，因此神魔小说、武侠小说与穿越小说并没有因其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发生而被排斥在阅读视野之外。但这并不意味着叙述者可以为所欲为，小说叙事总存在一定的逻辑，叙述者与受述者之间良好的修辞契约建立在人类基本的认知模式之上，二者都需要认同基本的叙事逻辑。相关性、可验证性、一致性、时效性、客观性[注]蓝纯编著：《修辞学：理论与实践》，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第360页。等理性判断标准，对小说叙事有着重要意义。虽然不同叙述者对于叙事逻辑与生活逻辑之间的关系存在不同的认识，“戏不够，鬼神凑”是一种逻辑，现实主义是一种逻辑，现代主义同样是一种逻辑，后现代叙事甚至表现出反逻辑倾向，但如果没有对逻辑性的基本认同，就不可能建立稳定的叙事契约。与此同时，不同的叙事逻辑设计，也具有不同的说服力与认知认同强度。

在叙述层面，创作主体认知维度的规律性与穿透力，是强化认知认同的旨归与保证。人物有智愚之别，并不都是隐含作者的代言人，尤其是人物由超人转为常人之后，人物自身的局限性更为明显。阿Q与上官金童都存在明显的认知局限，但隐含作者通过对叙述者与人物之间的认知距离调控，揭示了生活的意义，展现了其对社会、文化、人格发展的规律性的认识，由此建构了与隐含读者进行认知认同的强有力的纽带。这种对世界本质与规律认识的深刻性与穿透力，是认知认同强度的根本保证。

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真实作者对认知维度有着不同的侧重，真实读者也有着不同的认知需求，由此使得影响小说修辞认知认同强度的因素存在多种变化。但大体而言，是否能够在故事中发现新颖性，唤起受众的注意；是否能够在叙事中展现足够的逻辑性，与受众建立稳固的叙事契约；是否能够在叙述中体现某种规律性，让受众有深入思考空间——这些因素大体决定了小说修辞认知维度冲击力的强弱，从根本上制约了小说修辞认知认同的发生与强度。

(二)审美维度的感染力

无论是贺拉斯的“寓教于乐”，还是梁启超的“熏浸刺提”，强调的都是审美感染力在修辞交易中的重要性。没有审美愉悦或者说较高强度的审美愉悦，很难获得受众对小说修辞目的的高强度认同。传统小说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原”[注]饮冰(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1902年创刊号。，就在于其能够让受众“熏浸”于其间；而梁启超费尽心力提倡的政治小说，却由于其难以“刺提”受众而转瞬即成明日黄花。审美感染力的强弱对小说修辞的整体成败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在故事层面，人物激发审美(审丑)注意的有效程度决定审美发生的有无。人物的模仿性，使得其总是作为具有一定外在与内在审美特征的具体形象存在。然而，并不是所有人物形象都能同等有效地激发审美(审丑)注意。关云长的三尺美髯与孔乙己的一袭长袍，林黛玉的弱柳扶风与祥林嫂的目光呆滞，虽然美丑悬殊，但由于其特异性而成功激发了受众的审美注意。人物形象的个性化不仅表现于外在特征，而且表现于内在心理，阿Q的精神胜利法与上官金童的恋乳癖，同样都是唤起审美注意的重要手段。

在叙事层面，叙述者审美表达的创新程度决定审美愉悦的强弱。人物的特异性能够唤起审美注意，但这种特异性并不是审美愉悦的保证，某些丑恶的现象能够成功激发审美(审丑)注意，却很难让人产生审美快感，叙述者的作用在此也便得到凸显。小说中不同人物之间美丑互见，同一人物身上同样美丑并存。如何通过创造性的审美表达，实现各美其美与化丑为美，使受众产生审美愉悦，是对叙述者的重要考验，也是强化审美认同的关键路径。与此同时，叙述者的这种审美表达，本身又成为凸显叙述者审美形象的重要手段，对审美认同强度有着重要影响。肯尼斯·博克认为，“只有当你认同一个人的言谈方式，在言辞、姿态、声调、语序、形象、态度、思想等方面与他保持一致，用他的语言说话，你才可能说服他”[注]Kenneth Burke，A Rhetoric of Motives，p.55.。叙述语体可以说是叙述者审美形象的直观显现，深远地影响着受述者对他/她的认同。白话小说与骈文小说，先锋小说与通俗小说，不同叙述语体的选择，不仅是展现叙述者审美偏好的平台，更是强化与特定受述者审美认同的纽带。

在叙述层面，隐含作者审美取向的超越程度决定审美理想的久暂。美的性质虽然相对稳定，但美的内涵与外延则变动不居，始终存在时代差异、民族差异与个体差异。以林黛玉为美与以扈三娘为美，隐含着不同的审美趣味；以知识分子为美与以农民为美，折射出不同审美理想；以小脚为美与以大脚为美，更是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同时，审美愉悦也具有悦耳悦目、悦心悦意、悦神悦志等多个层次。强调感官愉悦还是精神愉悦，短时刺激还是长久回味，隐含作者的审美取向，最终影响着审美认同的长效性。追随时代审美风尚，迎合隐含读者的审美趣味，可能获得短时间的认同，而追求制造审美风尚，坚持具有超越性与前瞻性的审美理想，才可能获得相对持久的审美认同。

相对于认知维度，影响审美认同强度的因素更为复杂。一方面，在审美领域，人们的“喜新厌旧”表现得特别明显，“使一部作品成功的东西，在下一部中将是不合适的或无生气的”[注]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第55页。，创造性成为获得高强度审美认同的不二法门；另一方面，在审美领域，亲和力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过分的标新立异并不总是赢得喝彩。综合考察审美注意的有效性、审美表达的创新性与审美取向的超越性，才可能对小说修辞的审美感染力进行较为全面的评估。

(三)伦理维度的同化力

“讲述故事就是一个道德探究行为”[注]韦恩·C.布斯：《修辞的复兴：韦恩·布斯精粹》，第264页。。伦理认同可以说是小说修辞最重要的目的。小说叙事作为一种“经验预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读者碰到同类情况时提供借鉴。正是因为对小说修辞伦理认同维度的重视，梁启超将小说视为全面改造整个民族品行的不二法门：“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注]饮冰(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在这里几乎将人类所有的伦理关系都纳入了小说的势力范围，虽然他并没有就此展开论述，但已可看出小说修辞伦理认同维度的复杂性。小说可以书写与伦理相关的所有问题，由此凸显人之所以为人的依据，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小说就是一种伦理学。然而，小说修辞的伦理认同不是抽象的道德宣讲，而是始终与具体人物的生产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同时，小说修辞交流的多层次性，使小说修辞的伦理认同关系更为复杂，对其修辞效能的评估也更为困难。但其根本依据，还是对受众的伦理同化力，也就是看其是否能够影响与改变受众。这种伦理同化力同样来源于三个层面。

在故事层面，人物之间的伦理关系是否敏锐地反映出了现实伦理关系的新变化，是决定伦理认同强度的核心要素。与认知维度与审美维度相比，伦理维度的创新空间相对较小。人类的社会关系非常复杂，但仔细分类，终究跳不出天—人、国—人、家—人、人—人几个层面，人类持久关注的也不外乎自然、社会、政治、家庭、爱情、死亡等几类主题。同时，与认知与审美创造无禁区相比，伦理维度始终存在着社会禁忌。从《金瓶梅》到《洛丽塔》，从萨德到希特勒，各种禁书的存在，正是种种社会禁忌的折射。由于这些社会禁忌，使得某些伦理问题被排除在小说作者与读者的视野之外。然而，每个时代天地人我的伦理关系都会出现新的问题，皇帝的有无固然可以带来整个社会关系的巨变，城乡关系的改变更是深远地影响了社会发展；同时，每个时代伦理禁忌边界都会发生异动，性话语在中国现当代小说中地位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社会禁忌边界的变化。人物关系是否敏锐地反映出一个时代关键的与新兴的伦理问题，是伦理同化力产生的基础。只有那种回应了受众真实关切的伦理关系，才可能激发受众的伦理共鸣。

在叙事层面，叙述者的叙述视角与伦理判断对伦理认同强度有着深远影响。全知视角的全知全能，将人物与受众都置于其权威审视之下，如果其具有足够的权威，并获得受众的认同，其认同强度自然也随之增加。然而，全知视角的权威性以受述者对其的认同为前提。在具有更强自主意识的现代受众那里，这种视角可能因为与现代平等意识不谐和而受到质疑与挑战，甚至直接被批判与否定。因此，在现代小说与后现代小说中，叙述者不再采用全知视角的俯视姿态，而是大量使用人物视角与客观视角，通过向受述者出让部分判断权，显出叙述者与受述者之间的平等，从而获得更高强度的相互认同。然而，不管是全知视角的直接伦理判断，还是人物视角与客观视角的间接伦理判断，叙述者最终还是需要展现自己对伦理问题的回应。这种回应是否具有现实针对性与有效性，同样影响着伦理同化力的强度。

在叙述层面，隐含作者伦理取向的超越性是决定伦理认同强度的关键因素。小说的伦理认同不仅应该具有现实敏锐性与现实针对性，更应该具有超越性。在小说发展史上，时代需要对小说伦理主题的影响显而易见，如晚清时期的强国想象、五四时期的婚恋自由、抗战时期的同仇敌忾、土改时期的农民翻身等，宏观社会语境对小说伦理主题的选择产生了根本性的制约与影响。但小说不仅需要表现时代，而且应该超越时代。因此，小说对伦理关系的关注，不仅应该具有现实针对性，而且应该具有前瞻性与超越性。这不仅包含对个体的终极关怀，而且包括对社会的终极关怀；不仅指向生命对自身的意义，而且指向生命对自然、对社会、对人类乃至对宇宙的意义。正是这种具有超越性与前瞻性的伦理取向，使得优秀的小说可以穿越时空，获得不同时代读者高强度的伦理认同。

总体来说，小说修辞的伦理认同强度受到多个方面的制约与影响。人物伦理行为反映社会现实的敏锐性，叙述者伦理判断与伦理问题解决方案的针对性，以及隐含作者伦理取向的超越性，对小说的伦理同化力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小说修辞的认同机制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故事、叙事、叙述三个层面的修辞主体之间，在认知、审美、伦理三个维度上的认同互动，呈现了小说修辞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这种丰富性与复杂性，赋予了小说修辞广阔的创新空间，同时也增加了对小说修辞进行综合评估的难度。系统考察小说修辞认同机制的维度、向度与强度，宏观上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小说修辞的多重主体间性，把握小说修辞的内在机理，推进小说修辞理论的深化与发展；微观上可以更切实地指导文本细读，评估具体文本的主体建构完善度、修辞交流协调度以及功能发挥有效度，为小说批评提供一种新的方法与视角。

【本文载于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21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