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普的人文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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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看到一篇文章，叫《历史必须翻案！和亲不是和平，而是耻辱和愚蠢》。
作者声嘶力竭，说和亲就是“出卖女人”，谁“主张和亲，就拿自己家的女人去和亲”！即使有太多人写过，也忍不住想再来写写昭君和亲这个话题。王昭君本名嫱，字昭君，西晋时为避司马昭讳，才被改为明君、明妃。她是西汉元帝时宫女，南郡秭归即今湖北兴山县人，以出塞和亲而留名青史。说到兴山县，据该县县志载，兴山以“环邑皆山也，县治兴起于群山之中”而得名。杜甫的一句“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把这里的万千气象刻画得形肖毕至。王昭君出生的村庄就在这群山万壑之中，如今就叫“昭君村”。正史似乎不太愿为王昭君这样一个人物立传，而在汉元帝或匈奴的传记里，涉及到昭君的文字又是惜墨如金。因此，昭君的生卒年已很难考证，只能大致推测她约生于公元前一世纪中叶，时为汉宣帝（公元前73-公元前49年在位）晚期。在十五六岁时，亦即公元前36年，汉元帝昭示天下，遍选秀女。作为南郡的代表，王昭君被选中。就在这一年，她辞别故乡，先北上，再西入帝都长安，在汉元帝的后宫里充为宫女。而作为宫女，为得到皇帝召幸，常常望眼欲穿，不少红颜就这样凄然老死在宫中。宫女只有被皇帝召幸了，才有可能升为嫔妃，进而一级级攀升，乃至攀升到皇后。昭君虽才貌过人，但呆在宫中好几年，连皇帝的影儿也没见着，更别说召幸了。她的这段非人生活，被《后汉书》记录下来，该书写道：正因为有此一举，后世文人才附会出毛延寿索贿不成，把昭君画成丑女、以致不得见召的故事来。其实，这是历史上子虚乌有的事情，我们没必要去责怪那个毛延寿。否则，后宫里顶多增加一个普通的嫔妃，而历史却少了一个光艳照人的王昭君。所以，当昭君在二十岁左右以绝代姿容盛装登场时，历史霎时被点亮。
自公元前三世纪兴起以来，中国北方的骑马民族匈奴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与中原华夏民族的纷争。在汉匈关系史上，前期是匈强汉弱，到汉武帝之后，则变成汉强匈弱。这是此前的民族关系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这种现象以匈奴单于诚心诚意向汉朝请求和亲而达到高潮。王昭君不是历史上第一个和亲使者，但她却是第一个主动要求远嫁单于、出塞和亲的人。设若没有王昭君的主动，而是一个半推半就的女子出塞，那么这个女子在历史上的位置、这次和亲的效果将可能根本改变。因此，历史呼唤昭君，昭君也把握住了命运，选择了历史。
秦始皇曾派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并筑万里长城拒之，但他阻挡不了一个庞大的匈奴政权的诞生。这是一个以单于庭（今蒙古国乌兰巴托附近）为中心、东起辽河、西达葱岭、北抵贝加尔湖、南接长城的奴隶制政权，当时它的军事力量十分强大。汉初，汉高祖刘邦迫于匈奴骚扰，曾亲率大军出击，结果被围七天，差点死在那里。认识到匈强汉弱的现实，汉高祖决定用和亲的办法来解决北方边患。他准备把自己的亲生女儿嫁到匈奴，由于吕后死活不肯，才找了一个宗室女儿冒名公主嫁给单于。这一政策换来了边境的相对安定，换得了一个国力的恢复期。但它毕竟带有被迫的、甚至是赎买的意味在里面，不能改变隐忍挨打的根本事实。因此，到了汉武帝时期，随着国力的增强，这一政策发生了转变。
汉、匈区域图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对匈奴大举用兵，他先后派卫青、霍去病等名将对匈奴实施毁灭性打击，终于重创匈奴。把匈奴带上生死存亡关头的，不是外力，而是这个民族的一次内乱。汉宣帝在位时期，享有法定继承地位的稽侯狦（shan）被立为呼韩耶单于。由于权力斗争的激化，不久，在匈奴的辖区内，出现了五个单于并立的局面。经过残酷拼杀，呼韩耶消灭了其他几个单于，占领单于庭。但没多久，呼韩耶的哥哥又自立为郅支单于，郅支单于打败呼韩耶单于，进驻单于庭。匈奴的内讧，招致周边属国的叛离攻伐，再加上罕见雪灾的摧残，终于把这个民族推向濒临灭亡的边缘。就在这个时候，呼韩耶单于产生了一个大胆而又英明的想法，那就是，向汉朝表示臣服。他知道，匈奴已经到了“事汉则安存，不事汉则危亡”的地步，他必须力排众议，南下叩塞。公元前51年，就在王昭君降生一到两岁的时候，呼韩耶单于，这位昭君未来的丈夫叩塞五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表示愿意参加这年正月对汉天子的朝贺活动。汉宣帝以极高的规格接待了他，欢迎匈奴成为汉朝的藩属。十多年后的汉元帝时期，汉朝军队消灭了呼韩耶的劲敌郅支单于。如果说早年的臣服还多少带有一点游移的话，那么郅支单于的消灭，使呼韩耶认识到，只有彻底依附汉朝，才能确保匈奴的安全。公元前33年，呼韩耶单于再度入朝，他向汉元帝“自言愿娶汉氏以自亲”，真诚而又迫切地请求娶一位汉家女，以确保汉匈长久的和平安宁。作为汉朝一方，汉元帝应该能够认识到，匈奴的彻底归附将开创不同凡响的新局。他当然从心底里欢迎这种和亲，这是一种双方在自愿和平等基础上的和亲。汉元帝决定从他的后宫里选取一位宫女来担当这一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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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使命之所以能落到王昭君的身上，是跟王昭君“乃请掖庭令求行”的举动分不开的。当时，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不主动，并不一定会轮得上她。所谓“积悲怨”，不仅仅是对不能得到诏幸的悲怨，更多的乃是对牢笼般生活的悲怨。因此，当一旦有机会，她自小在“群山万壑”中养成的向往自由的个性被充分激发出来。相对于宫中连做女人的正常权利都被剥夺的现实，“胡天八月即飞雪”的天气又算得了什么？第三，她领会了此次和亲的使命，并相信自己完全有能力完成此一使命。对于这一点，从她出塞后一系列的行动中可以得到印证。就这样，在临辞大会上，在汉元帝和呼韩耶的目光注视下，王昭君登场了！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同影）裴回（同徘徊），竦动左右。第一，马上可以开始一种新生活了，这是喜悦心情的自然流溢；第三，居然要在这种场合见到那个从未谋面的元帝，他一定自认为阅尽人间美女，今天，正好可以给他再开一次眼界！果然，见到昭君的美目流盼，元帝失态了。《后汉书》是这样写的：这是一位敢于把握、也能够把握自己命运的奇女子的惊鸿一现！为此，汉元帝将这一年改元“竟宁”，意谓边境从此永得安宁。
昭君出塞邮票
阏氏，是匈奴对单于妻子的尊称，意谓昭君此去，将享十分尊崇。昭君从长安出发，首先到达五原，即当年呼韩耶叩塞之处。然后朝西走，一直越过长城，这样，就进入匈奴管辖的地盘。从长城至单于庭，还有着更为艰险的路途，其间受阻于沙漠、戈壁，必须几经绕道，昭君方可最终抵达丈夫的家。南北朝诗人庾信用“冰河牵马渡，雪路抱鞍行”来描绘出塞之苦；而元朝人张翥则用“队队毡车细马，簇拥阏氏如画”来形容远嫁之盛。
昭君出塞路线示意图
作为一个出自南国的大家闺秀来到朔北，昭君必须得克服衣食住行等诸多方面的不适，才能融入匈奴生活，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这些其实都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她不得不先后嫁给两代单于。从年龄上推算，呼韩耶至少比昭君大三十岁以上。他们共同生了一个男孩，叫伊屠智牙师。不久，呼韩耶去世，他的长子雕陶莫皋被立为复株累若鞮单于。匈奴有“父死妻其后母”的婚俗，昭君被要求再嫁给新任单于。面对这种阵势，受过礼教熏染的她犯难了，她给汉朝皇帝上书，要求返回故土。当时已是汉成帝在朝，“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以今天的眼光看，昭君的再嫁是符合个性自由的，更是符合人性的。但在彼时彼地，转过思想上的这道弯，她得付出何等的勇气！她知道，自己的婚姻是跟常人不同的，除了生儿育女，在这婚姻之上，还得托起两个民族的和平与安宁。昭君与复株累若鞮单于的夫妻生活持续的时间较长，他们生了两个女儿。事实证明，在追求自我幸福的同时，昭君从未忘记自身的使命。为了汉匈和平，在昭君之后，她的女儿、女婿、外孙，乃至她在秭归老家的两个侄儿，都一直奔忙在两地之间。虽然史书未予记载，但我们完全可以想见，假如没有昭君的言传身教和谆谆告诫，她的后代未必会有这样的自觉和自愿。第一，在中华民族的关系史上，它开创了民族与民族之间平等协商、互存共荣的先例，从而成为以和亲的形式达到“交和结好”目的的典范；第二，它开启了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主动接受中央王朝领导的先河，这对于后续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乃至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具有不可小视的先导作用；第三，它进一步增强和巩固了汉匈之间业已存在的和平友好关系，实现了真正的化干戈为玉帛。那时，北方边境出现了“剑戟归田尽，牛羊绕塞多”的喜人景象，造成了“边人获安，中外为一，生民休息六十余年”的安乐局面。
牛羊绕塞多
清光绪年间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出土的“单于和亲，千秋万岁，安乐未央”鸳鸯砖，以及1954年包头召湾汉墓出土的载有同样内容的瓦当，都充分证明了昭君和亲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单于和亲砖
但王昭君用一己之身换来的和平，在她去世之后被另一个王姓人所打破，这个人就是王莽。公元8年，王莽篡汉建立新朝，在对待匈奴的问题上摆出战狼姿态。他限制匈奴与周边小国的交往，责令匈奴人改多音节名为单音名，并把“匈奴”改为“恭奴”、把“匈奴单于”改为带有侮辱性质的“降奴服于”等等。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严重干涉了享有高度自治的政权的内部事务。不仅如此，他还陈兵几十万，毫无由头地要策划攻打匈奴；王莽的行为当然地激起匈奴的强烈不满，北方再度陷入混乱纷争之中。由于昭君女儿和女婿的强力斡旋，才没有招致大规模战争的爆发。但以往那种“人民炽盛，牛马布野”的盛况，即使历经东汉初年的几经修复，还是变得从此不再。在今天呼和浩特市南郊十公里大黑河南岸的冲积平原上，有一座昭君墓。昭君墓高达33米，占地1.3公顷，其形制已经接近中原地区汉代帝王的陵墓。除了呼市南郊的昭君墓，在内蒙其他许多地方都有昭君墓。这说明，各地百姓都爱戴昭君，都希望和她亲近，并得到她的护佑。昭君墓被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誉为“一座民族友好的历史纪念塔”。对昭君和昭君出塞的评价，历来成为后世文人和史家们绕不开的话题。
昭君墓
有关昭君的诗歌、戏剧、音乐和绘画作品，可谓数不胜数。单从诗歌作品来看，在两千年的历史中，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怜其远嫁”到“赞其所行”的过程。最早的诗歌是与昭君同时代的焦延寿的《萃之临》和《萃之益》。前者谓：“昭君守国，诸夏蒙德。异类既同，崇我王室。”后者谓：“长城既立，四夷宾服。交和结好，昭君是福。”焦延寿比昭君还要年长，他把昭君出塞看成是为国家筑起了一座长城，并把“交和结好”肯定为和亲的主旨。但自魏晋至唐，文人们的整体基调是“怜其远嫁”，始作俑者是晋代“石崇斗富”中的那个石崇。在《王明君辞》中，石崇把昭君出塞的悲怨推上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哀郁伤五内，泣泪沾朱缨。”“怜其远嫁”的代表人物应该是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和白居易。这三人落笔，没有大汉族主义的偏激，而是赋予了“昭君怨”以无限优美的意境。李白谓：“汉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关道，天涯去不归。”白居易则把“怨”的矛头转向君王：“自是召恩薄如纸，不须一向恨丹青。”自中唐至宋，一直到元、明、清，对出塞持颂扬态度的诗词多起来。唐人张忡素诗云：“仙娥今下嫁，骄子自同和。剑戟归田尽，牛羊绕塞多。”明朝人赵介在《题昭君图》中又提高了一个层次：“旁人莫讶腰肢瘦，犹胜嫖姚千万兵。”这里的“嫖姚”代指霍去病，意思是，旁人不要惊讶昭君削肩细腰，她比霍去病的千军万马还要更胜一筹！在所有“赞其所行”的作品中，就思想境界来说，应首推王安石的《明妃曲》。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位北宋时期的悲情改革家，堪称王昭君的千古知音。在《明妃曲》里，王安石以几乎潜入王昭君内心世界的写作状态，描摹出美人在汉宫中的感受：然后，他并不从民族大义出发，而是从人性出发，发出“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的惊世之论。在他看来，皇帝的诏幸实在是不值一提的所谓“恩宠”，而胡人的真诚相待使昭君获得了人之为人的尊重，这才是千金难求的。
明妃曲其二
人生的最大快乐莫过于“知心”，昭君主动请行，不就是为了奔着寻找“知心”而去的吗？在无视个人感受的时代，独独只有这个北宋时的王姓本家抓住了王昭君的真心。目及今日，排外声浪不绝于耳，看还会有多少人会这样认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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