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云南的边防建设

从清朝的道光皇帝（1821～1850年）开始，中国民族的历史发生了巨大变化，欧美列强大规模入侵中国，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此背景下，云南各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客观外部环境亦开始发生变化，表现为国家主权的独立行使受到干预，领土不再完整。但作为仍然在独立行使国家主权的清政府，对英法的入侵和省内土司势力强大易发生事端的地区，仍积极进行边防建设和加强控制。

一、英法的入侵与清政府对云南边防的重视

清朝继承了明末云南边疆的疆域范围，然后在此基础上又先后与邻国之间有过局部的边界调整。清朝先后在云南边疆设置了广南府、开化府、临安府、普洱府、顺宁府、永昌府、腾越直隶厅等地方行政机构，而这些行政机构所管辖的很多地方，就是和越南、老挝、缅甸相毗连的边境。如康熙六年（1667年）设立了开化府，并取消了一部分土司，使清政府的力量直接深入到了边地文山，取得了巩固云南东南部边防的作用；雍正七年（1729年），设置了普洱府，把车里宣慰司所辖的澜沧江以东之地改流，隶于普洱，派兵驻守，加强了对南部边境的控制。

在英法两国占领越南、老挝、缅甸之前，这3个国家与中国相连地区，或为中国政府直接统治，或以藩国的身份接受清王朝的统治。康熙五年（1666年），清政府正式赐安南封印，再次肯定了双方的宗藩关系，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1884年安南成为法国的保护国。在缅甸，乾隆五十三年（1789年）缅甸请求臣属，清政府于乾隆五十五年（1791年）赐缅甸国王印，到1858年英国占领缅甸，缅甸与中国的宗藩关系结束。从此，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模糊边界已经不能维持，经过复杂的勘察与谈判，中越、中缅有了较为明确的规定，模糊边界逐渐发展为具有现代国家意义的边界。有了边界自然也有了边界问题和边防建设问题。

1885年，英军占领缅甸后，开始向滇西南边境扩张，于1894年与中国签订了《中英续议滇缅界务条款》，1897年又签订了《中缅条约附款暨专条》。条约规定：尖高山以北边界留待后议；八关地区按英军实际控制划界，【1】铁壁、虎踞、天马、汉龙四关被割出，猛卯三角地（今瑞丽县南）永久租给英国；麻栗坡（科干）划归中国，但后来换文时又划归英国；南汀河（今南定河）以南，以怒江和澜沧江的分水岭为界，过公明山接南卡江。【2】此后，英军不断向北推进，又占领了一些地方。【3】

清代老挝独立，孟艮府被划出，十三版纳的猛乌、乌得（今老挝丰沙里北部）及猛腊县南的磨丁、磨别、磨杏三盐井地在中法划界时划归法国，后归老挝，形成今界。

今绿春、金平县以南，黑水河以北的猛梭、猛赖、猛蚌，在中法战争以后勘定滇、越边界时划归法属越南，形成今界。

今文山州南部边界原以赌咒河（又名黑河，今越南境内的斋河）为界。雍正年间越南黎朝暗中向北推进，又请求清朝“赐地”，一度把边界定到马白关（今马关县城）外的小赌咒河。中法战争后，中国提出收回旧土，经多次交涉，退回都龙一带，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最后确定本段中越边界线。

对云南所有的边界线，清政府曾着力经营，派重兵把守。清初至道光、咸、同年间，清政府的主要力量用在西南边防线上，防范英国人。当时清政府认为：“云南沿边，环接外夷，南境之蒙自，当越南国，西南境之腾越，当缅甸国尤为南维锁钥。”其具体的边防情况是：“腾越界连野番，旧设八关九隘，以土练驻防。缅甸国入贡之道，向由虎踞关入，经孟卯、陇川等处，以达南甸，设南营都司以备之。”【4】

清代中后期，对所有边防线的防守以滇西南的关隘关注度最高。这是因为滇西南的关隘：“最险要者，莫如腾越诸关。马面关在云喧山顶，控制茶山、里麻一带要害；滇滩关外接野人界；神护关在盏西邦中山，控制茶山、古勇、威缅等路；万仞关在猛弄山，控制港得、港勒等路；巨石关的习马山，控制户冈要路；铜壁关在布岭山，控制蛮哈、海黑、蛮莫等路；铁壁关在等练山，控制蛮莫等路；虎踞关在邦杭山，控制蛮棍、遮鳌、光脑、猛密等路；天马关在邦欠山，控制猛广、猛密、猛曲等路；汉龙关在龚回，控制猛尾、猛广、猛密、猛育、垒弄、锡波等路。这样一来，暂时有效地控制住了腾越诸关。对这些地方，从道光三年（1823年）开始就修筑边防工事，共计建有“碉楼五十三，堡二十四，或以木，或以石，或以土，或以石和土，皆相度其险要之区而以练兵屯焉。华夷之介，固防必设重门也”。【5】

因为滇西属通缅要道，清政府亦投入大量兵力防范，定期还有总督等大员巡视，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以木邦为通缅甸要路，并九龙江、陇川、黑山门各隘，咸以兵驻守。四十三年（1778年），李侍尧因永昌、普洱等府，向以镇、协标千五百人，在三台山、龙江一带驻营防缅，冬去春回，颇形烦累。云南省控制全边，重在腾越。其南甸之东南衫木笼，距虎踞关百余里，当腾越左臂。南甸之西南为干崖，距铜壁、万仞、神护、巨石诸关，均一二百里，实为各路咽喉。乃于衫木笼、干崖二处各增将弁营汛。龙陵地方，道通木邦，原驻兵千五百人，其南三台山尤为扼要，亦增设弁兵。以顺宁一路旧有之额兵，分驻缅宁，与永顺右营协同防守。总督、提、镇大员，每年酌赴腾越边外巡阅一周，以期严密”。【6】

光绪十一年（1885年），岑毓英加强驻蒙自的兵力，重点防范蒙自、马关。岑毓英认为法国通商之路“以蒙自为冲，沿边千里，处处错壤，留防之兵一万六千人，编为三十营，以白马关隶开化镇总兵，蒙自隶临元镇总兵，每年瘴消之际，亲赴边陲，简阅营伍”。【7】由于个旧锡矿开采需要大量人力，其中不乏少数民族成员，岑毓英亦认为应该重点加以控制和设防，即“个旧锡厂，规模宏大，厂丁数万人，汉、夷杂处，且通三猛、蛮耗各路，乃增设同知一员，移临元之都司营兵驻防个旧，调原驻开化游击移守白马关，以右营都司分驻古林，移右营守备驻长岗岭，以临元游击驻蒙自，右营都司分防水田，右营守备分防嵩田，为因地制宜之计”。【8】

道光十一年（1831年），英国陆军大尉斯普赖由印度、缅甸到云南游历后，多次建议英国政府修筑从仰光到云南的铁路，并建议修通暹罗和安南的环线，而对于帝国主义侵略者修建铁路之事，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十分警惕，作了相应的防范。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对相关地区的汛防作了相应的调整，而且协调滇川两省共同协力防边，“二十二年（1896年），鹿传霖以维西协所辖阿墩子汛地，界接川边之巴塘，左临澜沧江，右挹金沙江，地势至要，英缅铁路所经，相距渐近，仅四、五程。乃协商四川疆臣，酌设重镇，并于川、滇交界处，两省各设文武员弁，协力防边”。【9】

滇西南与缅甸接壤，为了有效地进行防备，也增加了兵力，从云南进入缅甸共有六条道路，“以蛮允一途为捷径，沿边由西而南而东，皆野人山寨，布列于九隘之外，兵团守望，时虞不足。乃调关外劲旅二千余人，与原有防军及乡团、土司、协力警备”。【10】

虽然清政府尽力守卫边防，但到了清朝末年，随着清王朝的衰落和英法在云南的快速扩张，边防也就形同虚设了，“云南自英据缅甸，法夺越南，防守两难。光绪之季，西南腾越、临安两路，创设团练，而饷绌兵单，边防渐弥矣”。【11】

二、清朝中期在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控制与布防

雍正年间（1723～1735年），清政府为了加强对云南边疆各少数民族聚居区和一些重要地区的有效控制与管理，广设汛防，派兵驻守，从《清史稿·兵志八》所载来看，有下列重要举措：【12】

雍正二年（1725年），在平定青海之后，在通往云南的重要通道——雅砻江等处设置了一些关卡。

雍正三年（1726年），在苗族、彝族分布较多的威远大山之中，在普茶山各处，设参将等官，驻扎士兵1200人，并在九龙江口设立防汛。

雍正四年（1727年），因为当时四川的阿敦子作为中甸的门户，便将防汛划归云南省管辖，与四川的巴塘、打箭炉形成犄角之势。

雍正五年（1728年），清政府考虑到中甸地区是云南的西北重镇，维西是通往西藏的战略要地，于是在中甸增设了参将营，在维西增设了守备营。

雍正六年（1729年），清政府加大了对滇东北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控制，设官多人，兵员亦增加1500，具体为：因乌蒙、镇雄地方辽阔，在乌蒙设总兵等官，镇雄设参将等官，分隘驻防。所有旧设之贵州威宁营、云南镇雄营、东川营咸隶乌蒙镇总兵调遣，建筑城垣。旋增兵1500人，设寻甸州参将等官。

雍正七年（1770年），为了加强对云南南部地区的控制，设立了普洱府及普洱镇将，标兵3200人，分防各路。

到了道光年间（1821～1850年），林则徐到云南为官，对迤西的军队驻防、兵力数量作了调整布置，目的仍是为了有效地控制地方，具体布防是“其扼要之处为永平县、永昌府龙街汛、永定汛、漾濞汛、姚关汛等，凡二十一汛，咸增兵驻防，而澜沧江桥尤为险扼。……大理府原驻提督，而上下二关及太和县城、弥渡、红岩、赵州等处，尚属空虚，均增兵填防。姚州、蒙化二处，亦改汛增兵”。【13】同治年间（1862～1874年），岑毓英针对那些设防空虚、注意不够的地方又增设了布防，其重心主要在滇西北的丽江府，岑毓英认为：“因迤丽江府城地处极边，界连西藏，丽江、剑川交界之喇鸡鸣地方，系江边要隘，江外即野人境，向未设兵。乃以丽鹤镇都司移驻丽江府，剑川营都司移驻喇鸡鸣。……十三年（1874年），以昭通标兵之半，赴金沙江外驻守”。【14】此外，对于楚雄府中地方广大的八哨，派楚雄协副将设汛驻兵，因为这一地区是滇中与滇西的交通孔道，少数民族分布较多，对清政府来说是设防重点。

到了光绪年间，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与布防仍然没有停止。光绪七年（1881年），刘长佑认为剑川是从大理向滇西北去的交通要道具有极高的战略意义，以喇井营移住剑川。而喇井也是澜沧江的重要之地，所以又以吉尾汛移驻。但整个光绪时期，云南最高长官岑毓英的重心还是放在滇东南及滇西南边境一线。

光绪十四年（1889年），滇南一线边境的少数民族倮黑频频反抗，岑毓英认识到这一地区在边防上的重要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增设镇边抚夷厅、修筑城垣，增加驻军，“十四年（1889年），岑毓英以边境倮黑夷匪，频年滋事，分别剿抚。倮黑所屯踞之地，分上下改心，在澜沧江畔，界接土司，其东西大路，与缅甸通处，为顺宁、普洱两府屏蔽，其下改心地方，尤为扼要。乃增设镇边抚夷厅，择地建筑城垣，并设参将等官，驻防兵丁一千一百五十八人”。【15】

上述军队的调动与部署，目的一是为了保证改土归流能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得以进行，因为从雍正元年丽江府改设流官开始，到雍正十三年在普洱府宁洱县（今思茅市普洱县）设流官为止，是改土归流最重要的时期，清政府将乌蒙土府和镇雄土府由四川改隶云南，废除这两地的土司统治，接着又进行了一系列的行政区划的调整，如改乌蒙府为昭通统辖镇雄州、恩安县、永善县，又把隶四川的东川划归云南，下设会泽县等；其目的之二是为了保证改土归流后不再出现反复，政府能有力地控制改流地区。

注释：

【1】八关为神护关、巨石关、万仞关、铜壁关、铁壁关、虎踞关、天马关、汉龙关。

【2】李寿，苏培明：《云南历史人文地理》，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83页。下面关于中老、中越边界划定内容亦引自本页。

【3】抗日战争期间，英国逼国民党政府划出一条“1941年界”。1960年中缅签订边界条约，双方本着“照顾历史，承认现状”的原则，对边界作适当的调整，形成今界。

【4】《清史稿·兵志八》，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第4070页。

【5】《道光云南志钞》，昆明：云南社科院文献所，1995年内刊，第31~32页。

【6】《清史稿·兵志八》，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第4071页。

【7】《清史稿·兵志八》，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第4073页。

【8】《清史稿·兵志八》，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第4074页。

【9】《清史稿·兵志八》，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第4074页。

【10】《清史稿·兵志八》，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第4074页。

【11】《清史稿·兵志八》，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第4074页。

【12】《清史稿·兵志八》，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第4071页。

【13】《清史稿·兵志八》，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第4072页。

【14】《清史稿·兵志八》，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第4073页。

【15】《清史稿·兵志八》，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第4074页。

原刊于《思想战线》2008年第S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