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略论《论语》的传承与训解
陈来（1952—），男，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国学研究院院长，研究方向：儒家哲学。
摘要：《论语》主要记载了孔子的言行,还有一小部分记载了孔子弟子的言行。在战国孟子时代，《论语》大概已经辑定。西汉以来,《鲁论》《齐论》以后，《张侯论》成为最为流行而且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论语》文本。汉代《论语》的单注本,《鲁论》有郑氏注,《古论》有孔氏注、马融注,《张侯论》有包氏注、周氏注,等等。曹魏时期何晏主持编纂的《论语集解》保存了大量的汉魏古注,同时开始以《易传》注《论语》。南朝梁皇侃的《论语义疏》扩大了集解的文本,同时大量玄学思想加入到了《论语》的注疏文本里。北宋邢禺的《论语注疏》注重儒家本来的义理旨趣，为程朱义理派的解释开了先河。朱子的《论语集注》用道学体系的义理系统贯穿其对《论语》的解释,既广泛吸取汉唐古注,又彰显出义理派的优长。历代重要思想家对《论语》的注解,塑造了孔子和《论语》的生命,缔造了中华文化的文化生活,塑造了中华文化的价值观,构成了浩浩荡荡孔子文化的景观,中华文化的生命之流也是这样传承和发展的。《论语》长久不断地渗透进几千年中国的社会文化和人民大众中,成为中华美德教育的根本堡垒。
一、《论语》的书名
对《论语》一书的内容，汉儒有一些解释。《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论语》之“论”被解释为“辑而论纂”，“语”是孔子和他弟子讲的那些话。[ 关于《论语》的相关介绍，可参看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的导言、金良年《论语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的前言、孙钦善《论语说略》（收入《经史说略之十三经说略》，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在战国时代，应该说在孟子和《礼记》的时代，《论语》这本书应该已经辑定了。
崔述的《洙泗考信录》对《论语》里面的篇章提出了一些质疑。他认为，我们今天看到《论语》并不是孔门传下的《论语》的原本，也不是汉代鲁国传下的《鲁论语》的旧本，今本的《论语》二十篇中的前十篇是最纯粹的，没有什么篡乱、续补的地方，而《论语》后十篇与前十篇大不相同，尤其是最后五篇，应该是后人续入的，不是孔门的原本。如果我们从材料的真伪的角度来看，后来续入的材料也可以是真材料,不能用辨伪这个概念模糊了内容的真实性。崔述的这种观点对国外特别是对美国学者有一定的影响，个别的美国学者不仅把它看成定论，甚至把它推向极端，这是非常不恰当的[ 对此问题的详细讨论，参见[美]李淳玲《论索隐派伪书<论语辨>及学问分际的问题》，载《人文论丛》2006年卷。]。
二、《论语》的传本
《汉书·艺文志》说 “汉兴，有齐、鲁之说”，认为汉初《论语》主要有两个传本，一个是《齐论语》，一个是《鲁论语》。《汉书·艺文志》著录《鲁论语》二十篇。据北宋邢昺《论语注疏》记载，《鲁论》与我们今天看到的《论语》的篇名、篇次是相同的。因为它是鲁国人所传所学，所以汉代就称为《鲁论》。《齐论语》比《鲁论语》多了《问王》和《知道》两篇。何晏《论语集解》序文里说“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 《论述注疏》序，魏何晏注、北宋邢昺疏，朱汉民整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页。]，就是说它不仅多了两篇，而且前二十篇里面的字句往往比《鲁论语》要多。
第三个是《古论语》。《古论语》把《尧曰》分成上下两章，不仅在分章上多了一篇，而且次序与《鲁论语》、《齐论语》也有所不同，同时，异文也是存在的。孔安国曾对《古论语》做过注解，其注解被何晏的《论语集解》采纳了。
第四个是《张侯论》，何晏《论语集解》里说“安昌侯张禹本受《鲁论》”，“兼讲《齐》说”，“善者从之” “号曰《张侯论》，为世所贵”[《论述注疏》序，魏何晏注、北宋邢昺疏，朱汉民整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页。]，《张侯论》把《齐论语》中《问王》、《知道》两篇去掉，把《鲁论语》二十篇作为定本。所以如果我们从西汉下来看，《鲁论》、《齐论》以后，《张侯论》成为最为流行而且对后世影响也最大的《论语》文本。
三、《论语》的单注本
西汉孔安国对《古论语》已经做了训解，这可以说是最早的《论语》注解本。此外，《鲁论》、《齐论》也都有注本出现，特别是《鲁论》郑玄的注本的影响是比较深远的。我们今天现行的《论语》的来源，主要就是这个郑本。在隋唐间，当时的《论语》最流行的就是两个本子，一个是何晏的《论语集解》本，一个是《论语郑注》本。
由于《论语郑注》在当时非常流行，所以我们晚近的一些出土文书、文献里，也发现了郑注本的残卷，主要是敦煌文书和吐鲁番出土的写本，都发现了《论语》郑注本的残卷，这两者加起来差不多有半部《论语》之多，其中也可以看到大量的异文。近代的一些学问大家也是非常关注出土文献里面的一些《论语》文本。如果讲郑注的特点，那就是重训诂、音韵，这与郑玄其他经典的注释特点也是一致的。
四、《论语》的集解本
汉代《论语》的单注已经不少了，到了三国曹魏时期就出现了集解本《论语》——何晏主持编纂的《论语集解》。汉代注解的特点是以训诂字义为主。从魏开始，注本就从仅仅训诂字义开始向义理的解释发展。何晏的序可以说非常清楚地叙述了《论语》的流传，包括了传本到个人义解，再到集诸家解三个阶段[《论述注疏》序，魏何晏注、北宋邢昺疏，朱汉民整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7页。]。《论语集解》集汉魏《论语》注之大成，所以它在注解、体例、义理的解说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第一，创立了经学注释的集解体，保存了大量的汉魏古注。何晏把他们的解释融为一体，不拘师法的界限，不拘今古文的差别，博采章句、训诂、义说种种方法，突破了单注的形式，有综合性的优点；第二，改易各家，自下己义。何晏以自己的立场来集解《论语》的注释，而不是完全地照录旧注；第三，汉人的解释是以训诂字义为主，《论语集解》则是以《易传》注《论语》。
南朝梁皇侃的《论语义疏》影响也是比较大的，他的解释具有一种多样性的特色：第一，西汉《论语》学教授的重点对象是王侯；第二，《论语义疏》进一步扩大了集解的范围。何晏集会八家之说，皇侃是从江熙所集的十三家《论语》注里面又取材不少；第三，《论语义疏》还吸取了其他“通儒”的解释，集解的范围就远多于何晏的集解。《论语义疏》有许多关于老庄玄学的应用。何晏的《集解》里只是有《易传》《论语》相比照的解释，《论语义疏》中则有大量的对老庄玄学的应用。
北宋邢昺的《论语注疏》同样影响深远。此书在宋明的时候称为《论语正义》，清代中期以后改称为《论语注疏》，题名是“何晏注、邢昺疏”。《四库提要》里面讲邢《疏》的特点是“大抵剪皇氏之枝蔓，而稍傅以义理”[ 《论语注疏·钦定四库全书总目论语正义二十卷》，第1页。]，向义理方面做了发展，为后来宋人发展义理的注释奠定了基础，为程朱义理派的解释开了先河。
接下来就是南宋朱熹的《论语集注》。北宋是儒学复兴的时代，这种儒学的复兴，它也必然会在《论语》的解释体系上表现出来。真宗时代的《论语注疏》，就是要去除以往像皇侃《义疏》里那些道家、玄学的思想要素，使对《论语》思想义理的解释归本儒学大义。这首先开始于二程，然后二程的门人后学做了很多的努力，最后朱熹把这个系统的努力集了大成。朱子关于《论语》有好几部作品，像《论语训蒙口义》、《论孟精义》、《论孟集义》、《论语集注》、《论语或问》，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论语集注》。朱子的《论语集注》是道学体系以理为中心的义理体系来贯穿对《论语》的解释，比《论语注疏》更好地完成了这个时代所要求的儒学对于《论语》的再诠释，也就使《论语》的诠释在理论上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论语集注》的叙述特点是：先训读，次解释大意，次引程子、程门之说，最后以“愚谓”、“愚按”补足之。
《论语集注》批判地吸取了汉唐经学有益的地方，但是朱熹用力的地方还在于精微的义理解释上。朱子兼顾训诂，但是还是以义理解经为主，而他的义理解释，如果我们看道学的解经史，他在思想上既继承了二程，又和二程在解释方法上有所区别。朱熹是即经求理，不是离经说理。实际上，我们看朱子解经的很多地方，也是发挥了经文里面没有说明的义理。但是，朱子的确没有忽视训诂、音读和名物的解释，他注重经文自身的脉络，所以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能够经得起汉学的批评，同时又彰显出义理派的优长。
如果从文献和文献解释的角度看，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从汉代到清代，《论语》历来最重要的注释，恐怕是一部围绕何晏《集解》为核心的《论语》注疏史，表现出力图理解古注求文本原意的解释意向。比如何晏的《集解》汇集了两汉三国诸家之说，保留了《论语》古本的原貌。而皇侃的《论语义疏》同样是与《集解》一样有名，它是对何晏《集解》的进一步地疏解，是以何晏的《集解》为注释对象。邢昺的《论语注疏》也是对何晏《集解》所作的疏证，只是减除了那些道家玄学的思想痕迹。清代刘宝楠的《论语正义》，还是对何晏《集解》的注释和疏证。但是，刘宝楠的《正义》更体现了清代汉学的学风，吸取了乾嘉学派的成果，特别注重文字训诂、史诗考订，在典章、名物、制度、考证方面吸取了清儒的很多成果。近人程树德的《论语集释》，可以说也是刘宝楠工作的延伸。所以从文献和文献解释的角度来看，在《论语》学史里面最受关注的注释、著作，主要是围绕何晏《集解》为核心，这是一种文本的“语文学的诠释学”最明显的表现。
文本的诠释可以分为几种形态，比如一种就是语文学的诠释学，它是对于文本主要进行语文学的一种诠释；另一种就是义理学的诠释学，它是对于文本主要进行义理方面的一种诠释。文本的语文学的诠释学，它主要是研究文本的原始意义，以此作为一个根本任务。这种类型的诠释学，它就认为由于时间的距离和语言的变化差别，过去文本的意义对于我们就变得陌生，所以我们需要把陌生的文本、语言换成了我们现在所能了解的的语言，从而把这种陌生的的意义转变为熟悉的意义。这种语文学的诠释学，应该说是《论语》的文本诠释的一个主要的模式，它的宗旨是要重构作品的意义和作者原初所想的这种意义。这种情况与欧洲文本诠释史类似。在中国古代，训诂学所对应的就是文字，其取向就是语文的意识。与此对照的就是文本的义理学的诠释，义理学的诠释对应的不是文字，而是意义和精神，所以它的取向不是语文的历史，而是哲学的思想。
20世纪以来，《论语》的注解主要的还是语文学的这种模式，思想性的义理诠释极少。这也许说明对于《论语》这部伦理实践性很强的经典，今天社会文化所需要的主要的还是文本的语文学的解释，让读者自己来借助语文学的注释，去理解、思考和实践，并不是在注释中做哲学思想的发挥。除了这两类诠释学以外，还有第三类，我们把它叫做文本的应用型的诠释学，它是旨在把经典文献里面已知的意义，应用于我们要解决的具体现实的问题上。这类诠释学，在今天应该加以重视
五、《论语》和孔子的权威性
历史上除了我们前面讲了几种重要的集解作品非常受关注外，还有很多著名学者的单注本。唐君毅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孔子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地位之形成》，他的主张：孔子不是先秦诸子之一，孔子地位的形成非由帝王之提倡，而是由各时代不同学术文化的特出人物之尊崇。当然还有很多历史上一些不是学者的人物，包括政治家对孔子的推崇。我们上面提到的人物，是在政治人物以外，专就学者对《论语》的注释来作为例子，让大家看到从汉代以来，历代的主要思想家和学者都注解过《论语》。当然他们是依据各自的思想立场来注解《论语》，但是一致的是在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历史上，这些最杰出的思想家和学者，他们前赴后继地、不断地把对《论语》的理解注释，汇聚为一个历史文化的长流，也可以说是洪流，这股长流和洪流就造成了中华民族、民族文化对孔子的认可和推崇。借助着这股历史洪流，《论语》长久不断地渗透进几千年中国的社会文化和人民大众中，成为中华美德教育的根本堡垒。
《论语》和孔子的地位，应该说在先秦已经被各家所称述。秦末陈涉称王，好儒术，立孔子后人孔甲为博士，这体现出《论语》和孔子地位的提高。汉高祖过泰山，以太牢祭孔子，太牢是大祀，这与祭天地日月相同，是最高的祀等，这表示孔子地位的提高。汉文帝的时候立传记博士，其中《论语》也置了博士，跟秦末陈涉称王的时候立博士是同类的，表示出当时《论语》受到很高的重视。汉武帝的时候不再设传记博士，但是《论语》、《孝经》是学习“五经”的前提，这是社会的一种共识。西汉的扬雄就曾说过：“经莫大于《易》”“传莫大于《论语》”（《汉书·扬雄传》），《论语》的地位很明显是非常高的。
《论语》是中国人的“圣经”，也是人生向善的指南，是教人做人、做事的指南，是君子人格和君子德行的集中的体现，是中华美德最集中的表现，也是中华文化养成美德的根本精神。《论语》中由孔子所提炼概括的美德德行，君子的典范，在中华文化中有丰富的表现。《论语》中所表达的君子人格和君子德行，是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具有丰富魅力的具体体现，是中华文化基因的基础的一部分。后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说明《论语》的作用包含了普遍性的原理，对治国理政也有重要的价值。总之，《论语》奠定了中华文明的道德基础，确立了中国文明的基本价值观，赋予了中华文化以道德的精神和力量，它的地位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不可替代的。
孔子思想的核心到底是什么？20世纪70年代，美国哲学家赫伯特·芬格莱特（(Herbert Fingarette)）在《孔子·即凡而圣》中，认为“礼”是孔子思想的核心。“礼”概念对于西方人来讲很陌生。若讲仁，“仁者爱人”，在西方的宗教文化里面也有相应的说法，无论是圣爱还是博爱，这很容易理解，他们就不予重视。很多的美国学者很关注这个礼字，除了现实的需求，跟这种文化的陌生感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我们从《论语》本身的了解来讲，把《论语》的核心思想解释为“礼”而不是“仁”，这与我们中国绝大多数的学者的共识是相违背的。仁和礼的关系，一般都认为以仁统礼，以仁贯礼。所以仁对于礼来讲，不仅有优先性，它还是统贯于礼之中的一个根本。在孔子思想里面，仁是一个最高的道德、最高的德行、最高的原则，同时仁又是德行的全体，其地位是其他任何一德目都不能够与之相比的。同时，在宋明时代也很强调仁，它不仅是最高的德行、最高的道德、最高的原则规范，同时还是最高的精神境界，这些应该说都是礼所不能包含、表达的。二十世纪以来，我们更关注仁作为伦理的金律，所具有的普世的意义，所以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这一点我觉得我们今天在学习《论语》的时候，还是需要认清并加以坚持的。
该文刊载于《东岳论丛》2021年第10期，全文及注释请查看本刊纸刊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