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觅史记」黄宗羲：公所著有《明儒学案》六十二卷（上）韦力撰
黄宗羲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人物，关于他的定位，骆兆平在《黄宗羲和续钞堂藏书》一文中称：“黄宗羲是明末清初时期伟大的启蒙思想家，杰出的史学家，文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也是著名的藏书家。黄宗羲的续钞堂藏书对他完成五十余种学术撰著，和一千多卷宋、元、明文史资料的选编，曾经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相对于骆兆平的评语，蔡克骄、夏诗荷所著的《浙东史学研究》一书中给黄宗羲的头衔则更多：“黄宗羲（1610-1695），我国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文字学家、教育家、地理学家、历学家、算学家、藏书家、科学家、史学家，清代浙东史学的开山祖。”
可见黄宗羲在史学史上极其重要，关于黄宗羲在史学史上的地位，仓修良主编的《中国史学名著评介》一书中有仓先生本人所撰《明儒学案》一篇，该篇的小引可谓仓先生对黄宗羲在史学史上地位的全面评价：“《明儒学案》为我国封建社会晚期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和史学家黄宗羲所著，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最早、最完备的一部学案体学术思想史著作，在中国史学史和思想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虽然仓先生的这段话评价的是黄宗羲几十种著作中的一部，但仓先生认为：“《明儒学案》是黄宗羲历史著作的代表作。”
黄宗羲编撰《行朝录》六卷 清木活字本
黄宗羲能在史学方面有如此高的成就，这跟他的大量藏书有着直接的关系，黄宗羲为了丰富自己的藏书，可谓费了很多心思，他在其撰写的《天一阁藏书记》中讲到了自己藏书的主要来源：“越中藏书之家，钮石溪世学楼其著也。余见其小说家目录亦数百种，商氏之《稗海》皆从彼借刻。崇祯庚午间，其书初散，余仅从故书铺得十余部而已。辛巳，余在南中，闻焦氏书欲卖，急往询之，不受奇零之值，二千金方得为售主。时冯邺仙官南纳言，余以为书归邺仙犹归我也，邺仙大喜。及余归而不果，后来闻亦散去。庚寅三月，余访钱牧斋，馆于绛云楼下，因得翻其书籍，凡余之所欲见者无不在焉。牧斋约余为读书伴侣，闭关三年，余喜过望。方欲践约，而绛云一炬，收归东壁矣!歙溪郑氏丛桂堂，亦藏书家也。辛丑，在武林捃拾程雪楼、马石田集数部，其余都不可问。甲辰，馆浯溪，檇李高氏以书求售二千余，大略皆钞本也。余劝吴孟举收之。余在浯溪三年，阅之殆遍。此书固他乡寒故也。江右陈士业颇好藏书，自言所积不甚寂寞。乙巳，寄吊其家，其子陈澎书来，言兵火之后，故书之存者惟熊勿轩一集而已。浯溪吕及父，吴兴潘氏婿也，言昭度欲改《宋史》，曾弗人、徐巨源草创而未就，网罗宋室野史甚富，缄固十余簏在家。约余往观，先以所改历志见示。未几而及父死矣，此愿未遂，不知至今如故否也？”
这样一大段话，讲述了他从明崇祯三年到康熙三年之间的艰苦得书经历。接下来，他又讲到了自己与吕留良合伙购买澹生堂藏书而交恶的故事：“祁氏旷园之书，初庋家中，不甚发视，余每借观，惟德公知其首尾，按目录而取之，俄顷即得。乱后迁至化鹿寺，往往散见市肆。丙午，余与书贾入山翻阅三昼夜。余载十捆而出，经学近百种，稗官百十册，而宋元文集已无存者。途中又为书贾窃去卫湜《礼记集说》、《东都事略》。山中所存，唯举业讲章、各省志书，尚二大橱也。”
黄宗羲撰《海外恸哭记》一卷 旧抄本
这件故事本末颇为复杂，究竟吕留良是否暗命书贾偷书之事，相关研究者有不同的看法。而黄宗羲在《天一阁藏书记》中的叙述也算克制，他并未点出吕留良之名，但也足可说明，他对此事的愤恨始终难以挥去。然从一个侧面可以说明，他的藏书中也有一部分得自澹生堂。而在本记中，康熙十五年后，黄宗羲仍然在到处访书：
丙辰，至海盐，胡孝辕考索精详，意其家必有藏书。访其子令修，慨然发其故箧，亦有宋元集十余种，然皆余所见者。孝辕笔记称引《姚牧庵集》，令修亦言有其书，一时索之不能即得，余书则多残本矣。吾邑孙月峰亦称藏书而无异本，后归硕肤。丙戌之乱，为火所尽。余从邻家得其残缺实录，三分之一耳。
黄宗羲在给天一阁写的藏书记中讲到了一大堆他个人访书之事，他的这种写法当然不是为了炫耀，因为他只想说明：“由此观之，是书者造物之所甚忌也，不特不覆护之，又从而灾害之如此。故曰：'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
由此记载可知，当年黄宗羲为了藏书下了很大的功夫。全祖望在《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中称：“穷年搜讨，游屐所至，遍历通衢委巷，搜鬻故书。薄暮，一童肩负而返，乘夜丹铅，次日复出，率以为常。”
黄宗羲为什么要下这么大功夫搜集典籍呢？他在《与徐乾学书》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宋元集略》尚未钞完，然亦不过旬日，即当送上也。只是未曾检出及留在京邸者，不知何时得以寓目？弟初意欲分叙纪各体，以类编纂，既而思之，以为不可。盖集中文字，亦未必皆佳，只据一集存其大概，使其人不致湮没。若类编之，则恶文盈目，反足为累。又未见之集极多，后来见之，又难于插上，不若一人自为一集，不论多少，随见随选，故名之曰《宋集略》《元集略》。先生以为然否？弟架上亦有百余集，亦一概钞出，以请正也。”
黄宗羲撰《明儒学案》六十二卷 清道光元年序会稽莫晋莫阶刻本
可见黄宗羲努力藏书和抄书，其目的是为了作学术研究。然而他的藏书过程却充满着艰辛，黄宗羲生活在明末清初社会变动之期，黄宗羲参加了反清复明活动。骆兆平在其文中写道：“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原明朝官员钱肃乐在宁波首先起兵抗清，浙东各地纷纷响应。黄宗羲便和弟弟宗炎率当地农民几百人，加入抗清队伍，人称'世忠营’，结寨四明山，活动在浙东沿海一带。他在南明鲁王政权里担任过兵部职方司主事、监察御史、左副都御史等官职。后来，清军攻占舟山，鲁王政府瓦解，黄宗羲只得回到家乡隐蔽起来。”
正因为如此，自顺治三年以来，他多次受到清政府的通缉，他在自传《怪说》中称：“自北兵南下，悬书购余者二，名捕者一，守围城者一，以谋反告讦者二三，绝气沙墠者一昼夜，其他连染逻哨之所及，无岁无之，可谓濒于十死者矣。”即使在这种困苦的情况下，黄宗羲依然努力买书与读书。清顺治十六年，黄宗羲已经50岁，他作了六首《山居杂咏》诗，此诗中依然写到他在耕耘之余仍然忙于著述：“数间茅屋仅从容，一半书斋一半农。左手犁锄三四件，右方翰墨百千通。牛官豕圈亲僮仆，药灶茶铛坐老翁。十口萧然皆自得，年来经济不无功。”
经过一系列的反清复明的壮举，到了顺治十六年，也就是黄宗羲50岁时，他在《山居杂咏》中写出了“留得残年事耕耘”的诗句，以此表明他决定把自己的余年用在撰写有价值的学术著作方面。康熙元年，也就是黄宗羲53岁时，他已经看清楚复国无望，但他始终有着国可亡史不可亡的观念，于是从那时起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撰写文史著作方面。直到他86岁去世，在长达33年的时间内，黄宗羲除了撰述就是讲学，为此创造出了一系列辉煌的成就。
关于黄宗羲以文从史概念的来由，这种观念应当本自他的父亲黄尊素，全祖望在《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中称：“忠端公之被逮也，谓公曰：'学者不可不通知史事，可读《献徵录》。’公遂自明十三朝《实录》，上溯《二十一史》，靡不究心，而归宿于诸经。”
黄宗羲撰《明夷待访录》一卷 清光绪五年晋华书局刊
黄尊素在被阉党被捕之时，他对儿子黄宗羲的嘱托乃是让他在史学方面下功夫，可见黄宗羲努力撰写史书的观念乃是受他父亲的嘱托。其实，黄宗羲自小偏爱典籍，没有父亲的嘱托他也同样会研究历史。黄百家在《先遗献文孝公梨洲府君行略》中提到了黄宗羲年幼时的状况：
府君垂髫读书，即不琐守章句，好窥群籍。年十四，随王父京邸，王父自课以制义。府君完课之余，潜购《三国衍义》《列国传》、东汉残唐诸小说，藏之帐底，夜则发而观之。一日，王母以告王父，曰：“亦足开其智慧。”自后王父每私视府君书，观所乙处，而府君转不之知。年二十二，发愤读《二十一史》，日限一本，丹铅矻矻，不毕不寝。
可见，黄宗羲在幼年之时就喜欢翻览各类书籍，而他尤其对史书感兴趣，黄尊素对儿子的这种看闲书行为并不制止，他认为儿子多读各方面的书籍能够丰富知识和开发出想象力。而黄宗羲读书也不仅仅是读故事情节，他对部头巨大的二十一部正史，竟然一天一本地将其看完了。正是这样的努力，才使他打下了深厚的史学功底。
黄宗羲利用自己的藏书撰写了大量的著作，这些著作中尤其以史学名著《明儒学案》最为著名。全祖望在《神道碑文》中首先举出的就是这部名著：“公所著有《明儒学案》六十二卷，有明三百年儒林之薮也。”看来《明儒学案》可以被视之为明代学术史的正统，除此书外，黄宗羲还撰写有大量的著作，而全祖望的《神道碑文》中罗列出如下书名以及简短的评语：
经术则《易学象数论》六卷，力辨河洛方位图说之非，而遍及诸家。以其依附于《易》，似是而非者，为内编；以其显背于《易》，而拟作者为外编。《授书随笔》一卷，则淮安阎徵君若璩问《尚书》而告之者。《春秋日食历》一卷，辨卫朴所言之谬。《律吕新义》二卷，公少时，尝取余杭竹管肉好停匀者，断之为十二律，与四清声试之，因广其说者也。又以蕺山有《论语》《大学》《中庸》诸解，独少《孟子》，乃疏为《孟子师说》四卷。史学则公尝欲重修《宋史》而未就，仅存《丛目补遗》三卷。辑《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有《赣州失事》一卷，《绍武争立纪》一卷，《四明山寨纪》一卷，《海外恸哭纪》一卷，《日本乞师纪》一卷，《舟山兴废》一卷，《沙定洲纪乱》一卷，《赐姓本末》一卷。又有《汰存录》一卷，纠夏考功《幸存录》者也。历学则公少有神悟，及在海岛，古松流水，布算簌簌。尝言：“勾股之术，乃周公商高之遗，而后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窃其传。”有《授时历故》一卷，《大统历推法》一卷，《授时历假如》一卷，《西历》《回历假如》各一卷，外尚有《气运算法》《勾股图说》《开方命算》《测圜要义》诸书，共若干卷。（《行略》尚有《元珠密语》，其实非公所作）。其后梅徵君文鼎，本《周髀》言历，世惊以为不传之秘，而不知公实开之。文集则《南雷文案》十卷，《外集》一卷，《吾悔集》四卷，《撰杖集》四卷，《蜀山集》四卷，《子刘子行状》二卷，《诗历》四卷，《忠端祠中神弦曲》一卷。后又分为《南雷文定》，凡五集。晚年又定为《南雷文约》，今合之得四十卷。《明夷待访录》二卷，《留书》一卷，则佐王之略。昆山顾先生炎武见而叹曰：“三代之治可复也！”《思旧录》二卷，追溯山阳旧侣，而其中多庀史之文。公又选明三百年之文，为《明文案》，其后，广之为《明文海》，共四百八十二卷，自言多与十朝国史多弹驳参正者。而别属李隐君郑嗣为《明诗案》，隐君之书，未成而卒。晚年于《明儒学案》外，又辑《宋儒学案》《元儒学案》，以志七百年来儒苑门户，于《明文案》外，又辑《续宋文鉴》《元文抄》，以补吕、苏二家之阙，尚未成编而卒。又以蔡正甫之书不传，作《今水经》。其余《四明山志》，《台宕纪游》，《匡庐游录》，《姚江逸诗》，《姚江文略》，《姚江琐事》，《补唐诗人传》，《病榻随笔》，《黄氏宗谱》，《黄氏丧制》及《自著年谱》诸书，若干卷。
黄宗羲撰《南雷文定》清康熙刻本，书牌
凭一己之力撰写如此巨大数量的著述，真令人叹服黄宗羲旺盛的精力，以及他勤于著书的刻苦。他能有如此巨大的成就，当然跟他的藏书有着直接的关系。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中转述了郑南溪的一段话：“太冲先生之书，非仅以夸博物示多藏也。有明以来，学术大坏，谈性命者迂疏无当，穷数学者诡诞不精，言淹雅者诒讥杂丑，攻文词者不谙古今。今先生合理义、象数、名物而一之，又合理学、气质、文章而一之，使学者晓然于九流百家之可以返于一贯。故先生之藏书，先生之学术所寄也。试历观先生之《学案》《经说》《史录》《文海》，睢阳汤文正公以为如大禹导山导水，脉络分明，良自不诬。末学不知，漫思疵瑕，所谓蚍蜉撼大树者也。古人记藏书者，不过蓄书不读为戒，而先生之语学者，谓'当以书明心，不可玩物丧志’，是则藏书之至教也。”
郑南溪在此明确地称，黄宗羲藏书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别人夸耀自己的所藏是如何之丰富，更重要者，他是通过自己的藏书来撰写一系列史学著作。可见，黄宗羲藏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撰写相应著作。
黄宗羲为什么要下这么大气力撰写如此众多的著述呢？仓修良认为：“明末以来的社会学术风气，使黄宗羲深深感到史学的危机，这也可以说是促使他立志于史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对于这点，可由黄宗羲在《历代史表序》中的所言为证：“自科举之学盛，而史学遂废。昔蔡京、蔡卞当国，欲绝灭史学。即《资治通鉴》板亦议毁之，然而不能；今未尝有史学之禁，而读史者顾无其人，由是而叹人才之日下也。”
黄宗羲撰《南雷文定》清康熙刻本，卷首
由此可见，黄宗羲对史学著作看得何等之重，同时他也感叹真正致力于史学之人，在他那个年代已经寥寥无几，而这正是他致力于史学的主要原因。在明末清初这个阶段，为什么史学如此衰落呢？全祖望在《神道碑文》中有如下阐述：
公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故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故兼令读史。又谓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
明人读书的风气太过浮躁，致使很多重要的学术著作并无人进行深入地研究与探讨，而黄宗羲认为经学和史学才是真正的读书之本，否则的话就是俗学。而黄宗羲在《甬上证人书院记》中也阐述了这样的观念：
自明中叶以后，讲学之风，已为极敝，高谈性命，直入禅障，束书不观，其稍平者则为学究，皆无根之徒耳！先生始谓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元元本本，可据可依。前此讲堂锢疾，为之一变。
为了改变社会的浮夸风气，黄宗羲采取的办法是进行讲学，以此来扩大实学的观念，全祖望在《续甬上耆旧诗》中谈到了黄宗羲在宁波讲学而产生的影响：“先生自言生平师友，皆在甬上。及风波稍息，重举证人之席，虽尝一集于会稽，再集于海昌，三集于石门，而总不甚当先生之意。尝曰：'甬上多才，皆光明俊伟之士，足为吾薪火之寄。’而吾甬上，当是时，经史之学蔚起，雨聚笠，宵续灯，一振前辈之坠绪者，亦以先生左提右挈之功为大。”
经过黄宗羲的努力提倡，浙东一地出现了不少经史研究大家，《黄梨洲先生年谱》中举出了一些因受黄宗羲的影响而成为著名学者的人物：“公讲学遍于大江以南，而瓣香所注，莫如江东。门下士如陈夔献、万充宗、陈同亮、仇沧柱、陈介眉之经术，王文三、万公择之名理，张旦复、董吴仲之躬行，万季野之史学，郑寒村之文章，其著焉者也。”
黄宗羲的著作有些部头很大，比如他编写的《明文海》就达482卷之多，对于如此大部头的著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给出了这样的评价：“明代文章自何、李盛竹，天下相率为沿袭剽窃之学，逮嘉隆以后，其弊益甚。宗羲之意，在于扫除模拟，空所依傍，以情至为宗。又欲使一代典章人物，俱藉以考见大凡，故虽游戏小说家言，亦为兼收并采，不免失之泛滥。其搜罗极富，所阅明人文集几至二千余家……其他散失零落，赖此以传者，尚复不少，亦可谓一代文章之渊薮。考明人之著作，当必以是篇为极备矣”。”
可见，黄宗羲编写《明文海》就是为了不让一些不见经传的名人著作就此而失传。他的这种做法同样也有着留史的概念。
黄宗羲撰《南雷文隽》四卷 民国十六年姚华抄本
相比较而言，《明儒学案》更是黄宗羲的学术著作的顶峰，黄宗羲曾称：“本之经以穷其原，参之史以穷其委。”看来，搞清楚经和史才能明白学术史的原委。针对黄宗羲的这句话，徐定宝在《黄宗羲评传》中指出：“'经史并重’是黄宗羲史识的重要体现。”全祖望在《甬上证人书院记》中也谈到了黄宗羲经史并重的观念：“先生始谓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虚蹈，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元元本本可据可依，前此讲堂锢疾为之一变。”而《明儒学案》则是他这方面的观念的实践方式之一，对于该书的情况，仓修良在其文中有如下简述：
《明儒学案》记载了有明一代近三百年学术思想之发展概况，为我国封建社会中最早、最完备的一部学术思想史著作。全书62卷，把明代214名学者按时代顺序，分各个学派组织起来。采集有明一代学者文集、著作、语录，分析宗派，成立学案19。其编次顺序是，每一学案之前，附有一小序，简述这个学派的源流和宗旨。接着是学者的小传，对各人生平经历、著作情况、学术思想以及学术传授，均作扼要述评。这些小传，一般都写得朴实、动人，自然、逼真，不事雕琢、摹拟，重视内容事实，充分体现出优秀史学家所特有的风度，坚持史家笔法。
为什么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在后世会受到广泛的看重呢？仓修良在其专文中给出了这样的评价：“像《明儒学案》这样全面而有组织特色的学术思想史专著，在中国封建社会自然属于首创。”“黄宗羲编著《明儒学案》其贡献不仅在于为我们留下了一部完善的学术思想史专著，而且还在于创立了一种新的史体——学案体。这是我国封建社会史学家所创立的最后一种史书体裁，也是史学发展的必然产物，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将《明儒学案》称之为一种新的史体——学案体，乃是仓修良先生的一大发明。此后这个观念很快得到了史学界的接受，仓先生能够提纲挈领地点出《明儒学案》的独创性，可见他对该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而他在文中把《明儒学案》的主要精神归纳为四个方面：
第一，充分体现每个学派、学者的学术宗旨。学者各家有各家的宗旨，而这些宗旨，正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们之入门处”。“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同样，学者不能得其宗旨，即读其书，亦不能得其要领。因此，规定是书的编纂一定要体现出各人的学术宗旨，做到“分别宗旨，如灯取影”。第二，所有原始材料，皆从每人的全集中纂要钩玄，不袭前人之旧本，力求做到通过所辑之原始资料透露其人的一生精神和思想特色。第三，肯定独立见解，兼取众家之说。全书虽按学问的传授系统分立不同学案，但对那些“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的，亦同样为之各立学案，因为这些人在做学问上“深浅各得，醇疵互见，要皆功力所至，竭其心力之万殊者，而后成家，未尝以懵懂精神冒其糟粕”。第四，提倡自得，贵于创见，“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自然没有价值，一概不取。以上四点，既是他编纂该书方法的说明，也是该书内容取舍的标准。
以上的总结乃是黄宗羲撰写该书方式的分析，而关于黄宗羲为什么用学案体来撰写明代学术史，仓修良在文中总结出四大好处：
第一，由于同一个学派放在同一个学案之中，因而每个人的学术渊源、师承关系都可以得到充分反映。第二，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都得到反映，既得知师承关系，又了解发展变化。因为有的学派，往往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有的虽同出一源，可是发展到后来却分道扬镳。第三，由于每个人的主要著作要点均已摘录，故对每个人的学术宗旨、思想特点，都基本上得以了解。第四，便于研究一个时代学术发展的大势和学风的盛衰，全书学案的设立，基本上体现出一个时代学术思想的发展特点，自然也就便于了解一个时代学术发展的主流及主要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