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俊川丨徐志定与吕抚的时空交集:附论中国印刷史上的泰山磁版

徐志定与吕抚的时空交集
附论中国印刷史上的泰山磁版

艾俊川

艾俊川,爱书人,擅考据。著有《文中象外》等。

提要:本文对中国印刷史上的两项重要发明——泰山磁版和吕抚泥版及它们的发明人进行综合研究,根据版面印迹和文献记载,还原了二者的制作工艺:泰山磁版是将用范母塑制的湿泥单字排成版面后入窑烧成磁版的,吕抚泥版属于“塑制泥版”而非“活字泥版”。泰山磁版的发明人徐志定在雍正年间曾两次担任新昌知县,与新昌人吕抚有可能相识。吕抚发明泥版,不排除受到徐志定的影响。

关键词:泰山磁版  吕抚泥版  徐志定  吕抚  泥活字  《周易说略》 《蒿庵闲话》 《精订纲鉴廿一史通俗衍义》

清康乾之间,中国印刷史上有两个创举,即在20年内,泰安人徐志定和新昌人吕抚先后以泥土为材料,经过复杂的工艺制成磁版和泥版,并成功印出书籍。他们的创造虽属昙花一现,未能推广传承,却是独出心裁的发明。

对泰山磁版和吕抚泥版所印书籍,学界已作了较多研究,但在技术和工艺等方面仍存在争议;对徐志定和吕抚二人事迹,目前则所知有限。不过,通过对印本版面特征的观察分析,结合技术文献,我们基本可以还原两种泥质印版的制作工艺;通过对零散资料的搜辑勾稽,也大致可了解徐志定和吕抚的生活轨迹。史料显示,他们二人的行迹有所交集,很有可能相识,如此,又引出吕抚的发明是否受到徐志定影响的话题。本文即拟对上述问题略作考述。

一、徐志定事迹钩沉

康熙戊戌(五十七年,1718)冬,泰安人徐志定创制磁版,随后用它刊印济阳人张尔岐的《周易说略》和《蒿庵闲话》二书,书的封面题“泰山磁版”等字。根据两部书版面反映出的技术特征及相关文字记载,可知它们确系用磁版印刷。这种技术在中国印刷史上只此一例,令人耳目一新。

泰山磁版印本《周易说略》,无锡图书馆藏本

对徐志定,张秀民先生曾据民国重修《泰安县志》,指出他“字静夫,山东泰安人,雍正元年(1723)举人,做过知县”。检《泰安县志》卷七“选举”,“贤良方正”科下有“徐志定,字静夫,庠生,雍正元年举贤良方正,官知县”的记载。

按《清实录》雍正元年四月甲子,谕直隶各省督抚:“前所颁恩诏内,有‘每府州县卫各举孝亷方正,暂赐以六品顶带荣身,以备召用’一条。距今数月,未有疏闻。”徐志定的出身所举,实为孝廉方正。

徐志定被举荐后以知县试用,分发浙江,其后只能说宦途蹉跎。雍正七年二月他任上虞知县时,浙江观风整俗使蔡仕(丹+山)出巡绍兴府,认为他“才力钝软,然尚肯黾勉”,于是“面加训诫,勉令振作,以图后效”。七月二十五日,已任浙江巡抚的蔡仕(丹+山)上奏:“前奏之上虞县试用知县徐志定,才力不胜剧任,应行调简。其县缺已题委试用人员晋德慧接署。”[1]徐志定被调任何职,不得而知。

后来,徐志定于雍正九年、十一年两次担任新昌知县,任职时间短暂,应该都是署理。而最后这任知县,彻底断送了他的前程。

雍正十一年,新昌发生由盐务问题引发的骚乱,上司对徐志定的处理不满,将他参革去职。对此,民国《新昌县志》卷三“盐法”有详细记载。

事件缘由是,新昌自设县以来,一直未设专卖盐店,百姓食盐由小贩从嵊县贩运零售。康熙三十九年,商人戴恒襄想在新昌开店,但受到乡绅抵制,未能成功。雍正十年,戴恒襄的后人戴隆又申请在新昌设店专卖,得到驿盐道和署理总督批准。第二年四月,戴隆在新昌起造店屋,“城乡居民以新邑肩贩花户挑运嵊县转售,开设盐店不便于民,扰攘罢巿,拥绕县署,吁请停止”,拆毁了戴隆房屋,又聚集县衙,要求知县徐志定制止戴氏开店。后来戴隆告状到省里,上司要求捉拿奸民、查办失职官员,绍兴知府顾济美上详文说:

“兹署新昌县试用知县徐志定,才既疏庸,性复柔软……本年四月间该商到新置买基地建造店屋,开铺发卖,突于四月初八日地棍俞天如等觇知开铺,号召朋党,口称买卖不便,到店哄闹,拆毁甫立梁柱,一时观看,纷纷群集。俞天如等倚藉人众,拥入县堂,挟制该令,勒其具详停止,环绕喧哗,毁坏公堂。该令一味姑息,劝谕始散,并不即时严拿详究,以致人众嘈杂,连闹五日……似此地方重情,该令既不能详明禁戢于先,又不克拿获于后,一味塌闇委靡,实属有乖职守,为此特揭详参转详,请题饬革究,庶官方得以振肃,奸民不致漏法。”

在此事件中,徐志定没有维护盐商的利益,以致触怒上官。浙江总督程元章根据顾济美的意见,向吏部题参徐志定,六月十二日奉旨:“这所参徐志定着革职。”七月二十九日,谕旨传达到绍兴府,徐志定被罢官。后来,新昌举人潘祖诲等再向各衙门呈文,最终获准不在新昌设立盐店,戴隆的生意也未做成,成为新昌人目中的奸商。从这一结果看,徐志定是一个正直的官员,遭遇未免冤屈。

徐志定罢官后路过泰兴,被邀留讲学,最后定居此地。嘉庆重修《泰兴县志》卷五:

“徐志定,字静夫,泰安人。雍正乙巳以孝亷举贤良方正,任浙之上虞、新昌两县,循声远著,寻以忤上官去职。道经泰邑,邑绅重其品,争留设敎,一时知名士多出其门。著有《四书定义》行世。”

他在泰兴的后裔,知名者有徐兆鸿。光绪《泰兴县志》卷二十二:

“徐兆鸿,字䒢斋。先世泰安人。雍正时有志定字静夫者,举人,知上虞、新昌,解官客授于泰,著《四书定义》,学者宗之,兆鸿高大父行也。兆鸿伉直忤俗,壮游都下,不遇而归,工书画,以折钗法作松梅巨幅,峭劲如其人。”

徐志定罢官后成为受人尊敬的学者,亦可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其所撰《四书定义》未见传本。

乾隆七年前后,徐志定有一段时间在江阴居住,曾作《澄江第一泉记》,被辑入《常郡八邑艺文志》。[2]这是他留下的少数文字之一,今择录其有关考证者如下:   

“予生岱山麓,夙览徂徕、梁父诸胜,壮而策名仕版,鹿鹿四方,与泉石间别久矣。年来获赋遂初,欣无职事之绁,谒吾师蔡夫子于澄江官舍。惟澄为山水区邑,北有一拳螺靑、秀跱江表者,乃春申山也。负城带郭,岁时茂宰往游焉,赋咏之碑笏立,止于纪江山之概,不闻其有泉也。邑士徐子近洋,此中之有道而文者也,壬戌夏陟山,见琳宫后石岩下淸流涓然,因招羽士、集山农,剪荆刳砾而乳蓄膏渟,澄涵演沲。里人噪曰:神泉出矣,而博物者辨其为醴泉……”

蔡夫子乃蔡澍,字和霖,山东高苑人,雍正二年进士,十三年任江阴知县,乾隆九年去职。[3]澄江第一泉是乾隆七年夏在春申山石岩下发现并疏通的,记文当作于此年或稍后。此时去雍正元年徐志定被举孝廉方正、“壮而策名仕版”已二十年有馀,他的年纪当在六十以上了。

二、泰山磁版的制作工艺

徐志定对自己的发明惜字如金,只说了“偶创磁刊,坚致胜木”八个字。现代印刷史研究对泰山磁板的制作工艺则众说纷纭。民国时,王献唐先生初见《蒿庵闲话》,即提出此书乃是用范造磁活字排印的。[4]后来张秀民先生也赞成此说,并力辟磁制整版之说。[5]近年来整版说渐占上风。

前些年,根据《周易说略》《蒿庵闲话》二书的版面特征,结合“磁版”、“磁刊”记载,我推断泰山磁版的制作工艺,“是先用阴文范母将磁土制成湿泥单字,排成版面后再将其入窑烧成磁质,然后用来印书”,[6]即最终用来印书的版是磁质整版,不能分拆,但制版过程中使用了范制泥字。

这一研究的基本方法,是通过仔细观察两部书的墨痕,寻找印版的独有技术特征并分析成因,反推印版的制作工艺。所得结论,可以恰当解释版面上印映出的各种技术现象、还原实际工艺并进行复验,应已较好解决了泰山磁版的制作工艺问题。不过,也有学者不认同这一结论,如王传龙先生发表文章,认为“‘泰山磁版’为手书上泥版,经雕刻泥版后再入窑烧制而成”,否定其制版过程中使用了范制泥字。[7]

王先生认为泰山磁版是整版而非活字版,我很赞同,但他认为磁版上的文字是雕刻而成的,我不能同意。为此,我愿列举证据,再次论证相关问题。

在肯定泰山磁版确为泥质印版的前提下,研究此版的制作工艺,必须解答三个问题:一,它是整体磁版还是磁活字版?二,如果是整版,版上的字是用刀雕刻的,还是用范母塑制的?三,如果字是塑制的,那么是塑成单字然后组成泥版,还是在整块版状泥料上塑字,再剔掉多余的泥?

印刷史研究要以印刷工具、技术说明书和印制品为主要对象,但泰山磁版的印刷工具早已失传,也未留下工艺记载,今天只能以印刷品实物为对象来研究。幸运的是,用泰山磁版印刷的两部书尚在世间,其版面墨迹清晰地保存下磁版映印在纸上的工艺特征,上述需要解答的三个问题,都在书上留下了富有说服力的客观证据。

对第一个问题即是否磁活字版的问题,版面实证提供了否定答案。从一开始,学者们就发现泰山磁版的版面上,有很多贯穿文字、栏线的直线或弧形断裂,这就说明泰山磁版不是磁活字版。因为磁活字是独立的,单个字可能断裂或破损,但不会影响到上下左右的字,更不会使周围的字顺着同一轨迹断裂。发生这种情况,只能是一块整版在某种内力或外力的作用下破裂,并影响到断裂线上的每一个字和框、栏等版面组件。

穿越板框和文字的断裂线。(《周易说略》卷一第五叶)

对第二个问题,即制版过程中是否使用了范制泥活字的问题,版面实证给出了肯定答案。泰山磁版的主要特点,是版面上的同一个字字形高度一致,显示它们是使用可塑材料、利用范母塑造而成的。王文说“详细比较《周易说略》中同页或不同页中的相同字,虽乍看非常类似,但实则皆有差异,全书尚未见完全一致者”,以实物校验,未得其情。究其原因,在于未能准确把握范制泥字“字形一致”的特征所在。

古代可以用范母塑造的材料,只有金属和泥土。泰山磁版自称“磁版”,又有烧制中形成的弧形断裂,已可证明其版材为泥质。我们儿时玩过泥巴就可知道,湿泥是很容易脱水风干的,一块泥团暴露在空气中,很快就会干裂,那时就无法刻字了。假设有人能在泥板上刻字,又假设他刻泥字与刻木字一样快,一天也无非雕刻一百多字。泰山磁版每版18行360字,至少要两天才能刻完,但这块泥板不可能在两天内一直保持适宜雕刻的湿度,一定是前面刻了若干字后,后面已经干燥无法雕刻,这时如何完成后续工作?而且泥土湿软,刻好的细弱笔画经不起刻刀的反复碰撞冲击,难以保证刻字质量和版面平整。因此,充分利用泥土的可塑性,使用模具来塑造泥字,是提高质量和效率的好方法。清代其他两种泥质书版——吕抚泥版和翟金生泥活字,都是用模具塑制而成的,就是很好的旁证。这应该也是徐志定采用先塑活字、后拼泥版来制造磁版的理由。这个办法在今天的想象中似乎是“一段弯路”,但对磁版的制造者来说,是事半功倍甚至是惟一能够成功的办法。

泰山磁版上的字“字形一致”,很好验证。我们把一个版上同一个字全选出来,列在一起,就可发现它们在高度、宽度、倾斜度、偏旁部首的相对位置、笔画的形态、交叉的位置等方面都基本相同。

《周易说略》卷一首叶上的若干字,可见字形高度一致。

如果我们把这一列字整体纵横切开,错位后再对接起来,会看到原本分属两字的半个字拼在一起,笔画偏旁仍然十分吻合。此外还有一些字具有相同的瑕疵。这些现象都说明,这些字出自同一个模子。如果它们是分别手写雕刻的,即使再相似,两个字拼起来也不可能如此吻合,熟悉雕版书的人,都会认同这个事实。

在同一行的字形一致的两组字。右图是将上部字组的
右边剪切下来拼接到下部字组上,可见新合成的字笔画高度吻合。
(《周易说略》卷一第八叶)
《周易说略》一叶,可以看到版面上相同字的字形均高度一致。
上述书叶中字形一致的“四德”二字。
将“四”与“德”字分别剪开又错位拼合的“四德”二字,新组成的字,
笔画均高度吻合。
《蒿庵闲话》中字形一致的“寸”“分”等字,“寸”字具有相同瑕疵,
应由模具瑕疵造成。(卷一第三十二叶)

那么,如何理解王先生说的版上的字“实则皆有差异”呢?这还要从当时手工操作、材料缺陷、工艺精度等方面查找原因。用模具制作磁版,需要先刻木模(泰山磁版或是利用刻好的雕版、以版上的单字作为字模翻制范母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有的字拥有两个以上模子)、用木模翻制泥范母、泥范烧制成磁范、磁范再塑制泥字,泥字排成泥版、泥版烧成磁版,最后刷印等复杂工序,所用原料是容易变形的磁土,在最后塑制泥字、组字成版的时候,容易让字出现瑕疵、产生差异。可以设想的技术差异,一是塑制时压力不同,字的笔画粗细、饱满度会不同;排版时活字高低不同,会导致版面不平整、刷印时笔画残损(字的笔画可能完整,但稍低的笔画不能完整刷印下来),等等。这会使字产生笔画长短、粗细、完缺乃至有无等差异,但范制字的主要特征,即大小、轮廓、部首位置、笔画位置、交叉位置全部相同,是不会改变的。鉴定范制字,包括泥质活字、金属活字乃至近代的铅字,都要抓住这些主要特点。

王先生还以泰山磁版“字画秀丽”、“笔角清晰”、“文气贯通”以及“大量使用俗体字”等来证明版上的字系雕刻而成。实际上,这些只有审美和文化意义,而与制版技术无关。版上的字无论写的是正体还是俗体,好看还是不好看,都无法决定或影响其后制版采取何种技术,它们其实不是研究印刷技术时必须观察的版面特征。

确定了泰山磁版上的字是用范母塑制的,就引出第三个问题:它们是怎样塑出来的?方法只能有两种,一是像吕抚泥版那样,先制作一块书叶大小的泥板,再用阴文范母在泥板上戳出文字,剔除多余的泥,入窑烧成磁版。张树栋先生等编著的《中华印刷通史》的“泰山磁版”部分,就推测当时采用了这种工艺。还有一种办法,是将湿泥填进阴文范母,塑出一个个单字,将这些泥字加上泥制的框条、栏条等其他组版部件,组成版面,然后入窑烧制成磁版。

非常幸运,泰山磁版所印《蒿庵闲话》也提供了明确证据,告诉我们徐志定采用的是后一种方法,即用湿泥单字排版后烧制成整版。《蒿庵闲话》有两处版面的行间空白处,露出方形字丁痕迹,说明空白的地方用一个个高度低于活字的字丁排列填充,以防止排好的泥字松动,这是传统活字印刷必备的版面固定技术。

《蒿庵闲话》版面中的字丁痕迹.(卷一第四十五页)

这些痕迹,实际是印刷过程中操作不慎,纸张接触到印版字面以下的深层部位沾染上墨色形成的瑕疵,却为我们揭示了泰山磁版隐藏的秘密——之所以形成整齐排列的、与版上的字等高、接近正方形的印痕,一定是因为制造印版时使用了这种形状的部件,也就是截面与泥字相同但高度低于泥字的字丁。对这种墨痕,王传龙先生说是“版面空白处刮削不净”的痕迹,是雕版印刷中极为常见的现象,未免思虑欠周:雕版书上显露出版底的现象固然常见,但可曾见过刻工削刮空白之后,再给版底刻上一个个整齐方格的?从技术上说,这种印痕不是雕刻造成的,而是活字版的必备工艺造成的。明弘治间锡山华氏排印的《会通馆校正宋名臣奏议》,版面上存有大量字丁印迹,可为旁证。

《会通馆校正宋名臣奏议》版面上的字丁印痕。
部分字丁中空,应为金属所铸。

在本文写作过程中,国家图书馆陈红彦研究员提示的泰山磁版上的“字底印痕”,即制字时去除笔划外馀泥形成的字印底面的痕迹,是一个个规整的正方形,正是传统活字的截面形状。这一重要证据,和字丁印痕一起,充分证明泰山磁版乃是由单字排列组成的。

“之”“文”二字显露出字底印痕,单字的截面轮廓为方形。

(《蒿庵闲话》卷一第三叶)

在《再论“泰山磁版”》的提要中,王传龙先生说他质疑的对象包括“近年来艾俊川等人所主张的‘活字排印后烧制为磁版说’”,他省掉了我的观点中的“湿泥”二字,又给加上一个“印”字。这不是一个严谨的提法,首先“印”字切不可加,因为“活字排印后”,说明已印好了书,哪里还需要烧制磁版?其次是“湿泥”切不可省,因为如果活字不是湿泥的,又怎能烧结成为整版?在论文中,王先生批驳他所引的上述“观点”充满“逻辑悖论”,这倒是实情,因为经过他的“创造性引用”,该说法确实是既不符合逻辑、又不符合实证的悖论。在此,请容我重申对泰山磁版制作工艺的推断:《蒿庵闲话》和《周易说略》二书版面印痕保存下来的印刷工艺特征表明,泰山磁版的制作,是先用范母塑造湿泥单(活)字,再将泥字排列成版,入窑烧成磁质整版,然后印书。泰山磁版不是活字版,但制版过程中使用了活字工艺。

三、吕抚与泥版

浙江新昌人吕抚,于康熙间撰成《纲鉴通俗衍义》二百四十二卷、六百八十五回,因卷帙浩繁,难以刊刻,藏于箧中几三十年。后来吕抚自创泥版,并将书缩编为《精订纲鉴廿一史通俗衍义》二十六卷,率领子侄亲邻多人自行撮印,于乾隆初年印成问世,封面题“正气堂藏版”。

对此书,过去一直按活字本著录。1992年,天津图书馆馆员白莉蓉鉴定出它是“活字泥版”本,并在当年《文献》第2期发表《清吕抚活字泥版印书工艺》,世人才了解到它的独特价值。

《精订纲鉴廿一史通俗衍义》第二十五卷有两段文字,详解印书工艺,并附有各种工具的设计图和使用说明,是古代罕见的印刷技术文献。概言之,吕抚将细泥、秫米粉、棉花等原料混合制成富有韧性的泥,再将此泥装在铜管里,借用一副雕版,就版上的字挤压出阴文模子,阴干以后成为“字母”。再将锤炼好的油泥制成泥板,用字母在泥上挤压,塑制出阳文的字,用小刀剔除行间多余的泥,即成印版,修整晾干后用来刷印。字母和印版都使用生泥,不需要入窑烧制,可谓名副其实的“泥版”。

吕抚泥版印本《精订纲鉴廿一史通俗衍义》书影

从技术概念看,活字版属于凸版,活字单枚独立,顶端是凸出的阳文反字。吕抚泥版是在整块泥板上塑制的,从始至终未出现单枚活字,所用字母虽然是单枚的,但其顶端是凹进的阴文正字,无法用来印刷,不能算是活字。实际上,吕抚“挤印”泥字形成泥版,是用“字母”模具代替刻刀,是对雕刻技术的改进。因此,这种版不应称为“活字泥版”,而应比照“雕版”定名为“塑制泥版”。[8]

《精订纲鉴廿一史通俗衍义》印成于何时,书中没有明确说明,白莉蓉考证说:

据该书第二十五卷中,吕作肃所作“安世传”中所云:“……癸卯年(雍正元年)邑主李, 丙辰年(乾隆元年)邑主程, 俱重其才德品望, 两举孝廉方正,力辞。程不准辞, 乃辞官受爵,请给六品顶带荣身……”说明此书记事已至清乾隆元年。故该书的印刷年代,当在雍正末至乾隆初,因此该书版本应著为“清雍正末至乾隆初正气堂活字泥板印本”。

除了“活字泥版”的定性不很准确,所论甚是。

对吕抚其人,此前据《精订纲鉴廿一史通俗衍义》卷二十五自述文字及吕作肃《安世传》《逸亭记》等文章,可略知大概。今承藏书家励双杰先生示以《吕氏宗谱》卷四,内有新昌教谕朱徽所撰《吕逸亭翁墓志铭》,虽然书册下部为鼠所啮,文字不全,但仍较他记为详。综覈各家所言,我们对吕抚可以有较为清晰的了解。

吕抚生于康熙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672年1月22日),字安世,号逸亭。其祖良佐、父则鉽皆庠生。吕抚少年丧父,事母至孝,年十五入学,有声庠序。后来兄弟分析家产,他把广厦大宅、沃产腴田都给了兄长,自己独取书籍数百卷,筑逸亭藏之,恣意翻阅。吕抚少年就有文名,先攻举业,屡试不第,后遂放弃科举,一意著书。所著《精订纲鉴廿一史通俗衍义》之外,尚有《圣学图》《四大图》《三才一贯图》《格言教家箴》《正修乐天图》《文武经纶》等,皆行于世。乾隆元年,诏全国州县各举孝廉方正一人,新昌知县程有成举荐吕抚,由朝廷颁给六品顶戴。他卒于乾隆七年四月初四日(1742年5月8日),年七十二岁。

乾隆三十二年,已死去20多年的吕抚,突然被卷进一桩文字狱。这一年,天台人齐周华因刊刻同情吕留良的奏稿和所著《名山藏》等书语多悖逆而酿成巨案,牵累多人。齐周华书中有吕抚所作“齐巨山序”,据他供认,系本人托名捏作,但吕抚仍被牵连追查,结果是吕、齐二人的交往查无实据,吕抚自己的著作却被毁禁。《清代文字狱档》载乾隆三十三年浙江巡抚熊学鹏《奏查出吕抚著书怪妄请追板销毁折》说:

“查讯伊孙吕枢等,供称‘吕抚已于乾隆七年身故,生前并未与齐周华往来,委无赠答诗文,或因吕抚曾刋有《一贯图》《圣学图》,是以齐周华采名揑冒’等语。随搜查其家,并无别项书籍字迹,惟起有《圣学图》一张、《一贯图》一张,查阅所刻图说,虽无狂悖语句,但如所称‘四大’‘三际’等语,多摭拾杂书,附会穿凿。又列无稽国名于《一贯图》之下,怪诞不经。其《一贯图》所称‘六年穰,六年旱,十二年一大饥大熟’等语,乃系妄言祸福。设使吕抚尙在,应行按律治罪。今吕抚既经病故,应请追革职衔(朱批:何必),追板销毁(朱批:应当),以维正学。”

此案经乾隆帝批示,未追革吕抚孝廉方正、六品顶戴的头衔,但将其《圣学图》《一贯图》追版销毁,成为文字狱的又一牺牲品。从案情可以看出,吕抚的声名已超出新昌,所以齐周华才会以他的文章为荣。另外,此时吕家已没有《精订纲鉴廿一史通俗衍义》,这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否则以书中那些“摭拾杂书,附会穿凿”的内容,恐怕也难逃毁禁命运。

四、徐志定和吕抚可能相识

理清徐志定和吕抚的行迹,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徐志定两次担任新昌知县,吕抚是新昌的名流,徐志定会否认识吕抚,并向他介绍自己创制泰山磁版的经验?

吕抚在“印字物件”中说,他的泥版印刷术“大抵一人撮,二人印,每日可得四页,率昆弟友生为之,不用梓人,虽千篇数月立就。士人得书之易,无以加于此矣”《精订纲鉴廿一史通俗衍义》共有800多页,按吕抚说的进度,只要200天即可印完,加上造字母等工作,三年时间足用。此书印成于乾隆初,最早不过元年,上推三年是雍正十一年,再往前,就是徐志定在新昌任职的年份了。

尽管《精订纲鉴廿一史通俗衍义》或其他有关吕抚的史料中,均未见他与徐志定交往的记载,但揆以情理,他们是有可能相识的。

首先,吕抚与前后几位新昌知县都相交甚深,也受到督抚学政的赏识。康熙六十一年至雍正六年任知县的李之果,在雍正元年即举荐吕抚为孝廉方正而未成,又给《精订纲鉴廿一史通俗衍义》作序;乾隆元年至三年任知县的程有成,成功地将吕抚荐为孝廉方正,而且还是“程公素钦其行,无因缘荐扬,适奉恩旨,遂敦请数四”,抓住机会办成的。举孝廉方正是新皇帝登基才有的机会,每县又只有一个名额,雍正元年、乾隆元年的两次机会,知县都给了吕抚,可见他在县中的声望,也可见他与官场的良好关系。因此,徐志定来新昌任职,有很大可能与吕抚结识。

其次,徐志定与吕抚是学术同道。徐志定著有《四书定义》,兼精《易》学,所以发明磁版以后,首先刊印张尔岐《周易说略》等二书,在《澄江第一泉记》中他还用易象来解说泉理。吕抚也专精理学,有诸多著作,内有《羲经图》。在新昌,他们是有共同语言的人,很可能有所交流。

再次,吕抚家有名园,架富藏书,经常邀集宾朋饮酒作赋。吕作肃《十美图序》,以吕抚之口说:“道义知交,文章气谊,美我以良友之赏心;形神俱适,俯仰皆宽,美我以身心之交泰;万卷盈楼,千篇插架,美我以东壁之图书、西园之翰墨;而且亭台花榭,枕石漱流,美我以园林之胜慨。”他的趣园叠石为山,高可数十尺,复建亭于山上,连山高百尺有余,名曰“逸亭”。《逸亭记》写园中集会:“时而科头箕坐,时而饮酒高歌,时而游女凭栏,时而嘉宾作赋。”吕家花园是当地士绅的交际场所,徐志定作为知县,想来也是受邀嘉宾。

如果上述假设中有一项成立,徐志定与吕抚就会相识,也就有可能说起泰山磁版。

吕抚创制泥版来印刷《精订纲鉴廿一史通俗衍义》,其实有不易理解之处,因为从身世背景看,他如果只为刊印此书,不必费此周折。

白莉蓉说,“是书编撰者吕抚一生未做过官,经济并不宽裕”,是为了省钱才发明泥版的,未得其实。《精订纲鉴廿一史通俗衍义》的前身是《纲鉴通俗衍义》,多达二百四十二卷,刊刻起来确实“工本繁重”,难以措手。但改削为二十六卷本后,只剩下十分之一,对吕抚来说,刊刻并非难事,因为他是一个富人。他家趣园的盛景,前面已经说过,《安世传》又说:“家素封,与兄析烟时,让万金之产。”这样的家境,应不在乎多刻一部书。然而,如果说吕抚受到泰山磁版的启发,认识到泥版也可印刷,并且是一种方便到“不用梓人”、成本低廉到“无以加之”的方法,可以帮助天下士人便利地印行书籍,那么他的发明,以及史上罕见的两种泥质书版在短时间内相继出现,就更好理解了。

当然上文所说多为推测,尚无实证。吕抚也可能完全自出机杼进行了独立发明。那样,他的创举更令人钦佩。吕抚泥版的创新性,不只在于提供了一种使用寻常材料即可自助印刷的简便办法,还在于他的方法暗含了一些近代技术思想。如《精订纲鉴廿一史通俗衍义》卷二十五第十一页眉注说:“凡书大行者,用板铺薄油泥,印阴文板一付,再用板铺泥翻印阳文板。一印一付,甚妙。”用这个办法,可以迅速翻制出多块印版,同时印刷。这和铅印时代翻制泥型、纸型的做法是相通的。可惜的是,吕抚的创意无人问津,中国印刷业要用上这样的技术,只能在100多年后从西方引进了。


[1]《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六十七,蔡仕(丹+山)雍正七年三月二十日、七月二十五日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19册。

[2]卢文弨纂定《常郡八邑艺文志》,清光绪十六年阳湖庄氏刻本。

[3]见(道光)《江阴县志》,卷十二职官、卷十五名宦。

[4]见国家图书馆藏《蒿庵闲话》王献唐跋。

[5]张秀民著、韩琦增订《中国印刷史(插图珍藏增订版)》,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第575页。

[6]对泰山磁版制版工艺的分析,见艾俊川《从排印工艺特征谈活字本鉴定中的几个疑难问题》,《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又收入《文中象外》,第32-36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7]  王传龙《再论“泰山磁版”》,《古籍研究》2019年第2期(总第70卷)。

[8]上海胡愚先生提示,鉴于吕抚使用单个的“字母”塑制泥版,此版应称为“活范塑制泥版”。

注:本文发表于《中国文化》2020年秋季号,此据作者word排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艾俊川老师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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