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 中国的戈培尔

在民国，不少革命者都改过名字，像戴笠属于工作需要，而戴季陶则有鲜明的个人特色。他原名良弼，即辅佐之才；再叫传贤，取意传承门第；留日时改为天仇，与清政府有不共戴天之仇；民国初在上海搞期货，更名季陶，表继承陶朱公之意。他是孙中山的大秘，与蒋介石有生死之交，长期主管国民党宣传工作，一生很有宿命色彩。纳粹喉舌戈培尔在失败时，夫妇与六个孩子一起服毒而死；1949年2月11日，戴季陶服用安眠药自杀，留下遗嘱说：官僚作风不变的话，一定死路一条！

1890年1月6日，戴季陶出生在四川广汉的一个医商之家，原名良弼，后改名传贤，字季陶。戴氏高祖从浙江吴兴来川经商，定居在广汉，除了家传的碗铺，父亲戴小轩兼做中医外科，育有二子。戴家人丁不旺，多从事教育和医学。戴季陶聪颖异常，15岁赴日本留学，后在日本的一所大学读法科，与蒋介石成为拜把兄弟。有一日本护士重松金子与他二人均“过从甚密”，生下一子算在了蒋的头上，由其侧室姚冶诚抚养，就是蒋纬国。

回国后，戴季陶受到江苏巡抚瑞澂的赏识，负责地方自治研究所的工作。后来瑞澂升为湖广总督，他不愿跟着做官，跑去上海任职于《上海日报》，后为《天铎报》主编。由于鼓吹反清，戴季陶遭到清政府通缉，只好远遁南洋槟榔屿，并加入了同盟会。那时孙中山在会里的助手很多，有王亮畴、陈兰荪、宋庆龄、马君武、徐季龙等，他们或数理，或法学，或政治学，均各有所长。由于雷铁厓与胡汉民赌气而拂袖而去，戴季陶成了孙中山的秘书，其实也就是幕僚。

戴季陶夫人钮有恒比他大四岁，戴喊她姐姐。夫人也是同盟会员，经常告诫他多言伤身，不让他长篇大论。有一次，胡汉民主持会议，见戴季陶说起来没完没了，便打趣道：“你姐姐来了！”戴季陶果然不再说了。男人惧内有两个原因：一是敬爱，二是有愧。敬爱没的说，别人顶撞戴季陶可能没事，但顶撞他夫人则不行。后来在南京汤山别墅，有一次，戴夫人让家中理发师去割草，那人说专业不对口而拒绝，老戴听说后，立马给辞退了。至于有愧，文人花心，戴季陶更不例外，在日本就老找艺伎厮混，要不也出不来蒋纬国那事啊，晚年还娶了后妻赵文淑。

民国初年，戴季陶担任《民权报》主笔，每天都写一篇很长的社论，措辞雄壮犀利，极为读者称道，由于用的是笔名天仇，后来结集发行了单行本《戴天仇文集》。1912年5月20日，他发表一篇《杀》，言道：“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此四人者中华民国国民之公敌也。欲救中华民国之亡，非杀此四人不可。杀四人而救全国之人，仁也；遂革命之初志，勇也；慰雄鬼在天之灵，义也；弭无穷之后患，智也。”文章倒是酣畅淋漓，可袁世凯不干了，以“鼓吹杀人”的理由，把他逮捕入狱，一时闹得舆论汹汹。被吓唬了一下，戴季陶很快出来了，他以妻子探监时对他说的话自勉：“报馆不封门，不是好报馆；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这段话在民国极为著名，被新闻界奉为圭臬。监狱还真是个思考的好地方，戴季陶悟出了一个真理：百万锦绣文章，终不如一枝毛瑟。

出狱后，戴季陶跟随黄兴四处起义，武装对抗北洋军。其间，戴季陶还曾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很是摇旗呐喊了一阵子。李立三在一次党史报告中说：“中国党的发生是由六个人发起，陈独秀、戴季陶……”那时他在上海的家就是最佳的会议室。1921年中共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戴季陶表示考虑了许久后，还是要忠于孙先生，所以不能成为共产党员。

时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的戴季陶

随着南方革命形势的好转，孙中山还是用其所长，把戴季陶召到身边。有段时期，戴季陶想到美国去读书，先托蒋梦麟去问，孙说：“老了，还读什么书。”戴不死心，亲自去请求，孙中山拿出一枚银圆说：“这你拿去做学费吧。”戴问：“先生跟我开玩笑吧？”孙说：“不，你到虹口去看一次好莱坞电影好了。”

陈炯明叛变那回，戴季陶紧急通知蒋介石，让他抓住机会快来。果然，蒋介石赶来永丰舰，一副忠肝义胆的样子，为孙中山鞍前马后效力，获得了孙的信任。等到蒋上位，当然不会再用胡汉民、汪精卫等一班老人，马上投桃报李地起用自己人，让陈家兄弟负责组织人事，请戴季陶负责宣传教育。

1926年，戴季陶成为中山大学校长。1928年10月，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一当就是20年。其间，戴季陶经营童子军，发展了50万成员，亲自写下《伟大精神》《同舟共济歌》《日行一善歌》等童子军歌曲，对中国社会影响久远。1936年，戴季陶作为中国奥运代表团团长，率团到德国参赛。开幕仪式前，他会见了希特勒，做了20多分钟的交流，特别请教了戈培尔有关党务宣传的一些经验和措施。戴在欧洲前后游历了近五个月。

西安事变中，戴季陶主张武力威慑，但看到宋家坚持主和，他进入休息室想了相当长的时间，出来后，突然给与会者磕了个头，言道：“我是信佛的。活佛在拉萨，去拉萨拜佛有三条路：一是由西康经昌都，二是由青海经玉树，还有一条是由印度越大吉岭，这三条路都可通拉萨。诚心拜佛的人三条路都走，这条不通走另一条，总有一条走得通的，不要光走一条路。”说完又叩了一个响头，然后退席。何应钦等主战派虽另有想法，此情此景也不好再说啥了。

抗战伊始，戴季陶大批亡国论调，指出最多十年八年就会重返南京。西迁重庆时，他虽有大小六辆汽车，但除了带个人用品外，其余装上车的也都取下。后来，流民把他家房子一把火烧得片瓦无存。1940年，他出访印度，会见了尼赫鲁、泰戈尔、甘地等名流。

戴季陶书法

1945年，很多亲朋好友向他祝贺抗战胜利时，戴季陶竟说：“有什么值得祝贺的？哭还在后面……”他力劝蒋介石要保持清醒，别急急忙忙向东北派兵，但蒋介石已经以国际领袖自居，觉得他是瞎泼冷水。三大战役之后，戴季陶哀叹：“时局日下，衰病之身，毫无所补，每一念及，则深惶汗。”他辞去考试院院长的职务，为了蒋的面子，改任国史馆馆长。

1949年2月初，新国都广州局势混乱，铁轮爆炸烧了三天，物价飞涨，电话加价四倍，书价上涨180倍。戴季陶的情绪十分不稳定，身体很糟糕。三个月前，陈布雷自杀，他表示很看不起，谁知他也走到了这一步。一天，他亲自把11个古铜千手观音送到六榕寺安放，还和居士胡毅生谈禅，提到不久会脱离此恶世。11日，戴季陶服安眠药自杀，终年5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