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业救国到工业党
作者：李鹏程
编辑：春草
中国共产党成立已逾百年，在百年之前的中国，在马克思主义之外有大量的其它思潮活跃于社会之中。当时的年轻人，分别选择了不同的思潮作为自己的信仰。在不同的理论指引下，他们渴望找出一条为中国救亡图存的道路。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乡村建设、无政府主义……这些思潮在百年前烜赫一时。如今百年过去，这些思潮亦流传到了现在，成为当世年轻人的信仰。本次交流，旨在梳理主流思潮在百年之间的演变过程，从理论上分析不同思潮的问题和可取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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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业救国思潮缘起
实业救国思潮对大家来说并不陌生，在反映共产党革命者早年人生经历的电视剧，如《恰同学少年》、《我们的法兰西岁月》，实业救国思潮屡屡出现，毛泽东、蔡和森等均曾受其影响。
实业救国思潮起于鸦片战争，兴于甲午战争之后。鸦片战争的失败让清朝官员开始寻找西强中弱的原因，工商兴盛和船坚炮利是西方和当时中国两个最明显的差异，于是富国和强兵就成为了地主阶级改良主义者推动的洋务运动的两大目标。但此时中国重农抑商的封建传统依旧强大，开办实业的想法和举动零星出现，还未形成群体意识。
甲午战争之后，实业救国思潮逐步兴盛。深重的民族危机给实业救国思潮兴起提供了外部压力，清朝政府对实业发展的支持给实业救国思潮提供了侧面支持，逐渐发展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群体则给实业救国思潮的兴起提供了阶级基础。洋务运动开办实业、外国资本渗透、新式学堂开办以及学生出外留学等等活动则促成了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壮大。
清末民初的大量思想家和政治家均提出过实业救国主张，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提出“以商立国”，谭嗣同称“以商为战，足以灭人之国于无形”。孙中山就上海中华实业联合会欢迎会上发表演讲：“中国乃极贫之国，非振兴实业不能救贫。仆抱三民主义以民生为归宿，即是注重实业。” 黄兴也说：“今者共和成立，欲苏民困，厚国力，舍实业莫由。”如果说这些思想家只是把兴办实业作为救国的一项重要工作，把实业救国作为其理论体系的一个部分，那实业救国思想的思想家代表张謇则无疑把实业作为国家变革的最关键推动力量。他总结说：“国人之无常识也，由教育之不革新，政府谋新矣而不当，欲白为之而无力，反复推究，当此兴实业始。”即应当从兴办实业开始，以实业为抓手，逐步完善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推进国民教育，从而使国家一步步摆脱积贫积弱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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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业救国思潮的作用和性质——唯生产力论和工业拜物教
实业救国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是正面的。第一，其对西方经济和政治思想的吸收和探索促进了国内政治经济学说的发展；第二，其对清末民初中国的实业发展以及工业人才的培养起到了推动作用；第三，实业救国思想家的理论探讨和实践也给中国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产生了巨大影响。
但是，实业救国思潮从根本上来说，是带有唯生产力论色彩的，忽视甚至无视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尤其是张謇所认为的，可以从发展实业出发，一并解决诸如政治制度、国民教育、法律建构等一揽子问题，可看出明显混淆了当时社会发展的次要矛盾和主要矛盾。另一方面，实业救国思潮从开始产生的时候也带有很浓厚的工业拜物教的气息，崇拜西方的工商繁盛和崇拜西方的船坚炮利并没有什么区别。这使得实业救国论者对中国的分析出现了偏差。
当时的中国，扎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上的封建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均会成为民族资产阶级开办实业的阻碍，实力雄厚的外国资本的竞争和因政权变更导致的营商环境不稳定更使得实业的发展举步维艰。张謇兴办的大生纱厂就是在国外资本的挤压下衰落的，张謇自己也在几年后病逝。第一步都迈不出去，何谈后续？到20世纪20年代初，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认识到只有先通过政治革命，把腐朽的生产关系破坏，把政治体系打碎重建，才能够让国家拥有发展的可能，实业救国思潮就慢慢消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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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唯生产力论的再次出现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至改革开放之前，主流观点对实业救国理论是持批判态度的，认为其是唯生产力论，也没有对其发展过程进行研究。可以认为，如果单纯考虑实业救国理论，其影响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结束。但作为其母集的唯生产力论，在改革开放之后，重新获得了大量追随者。
在改开之前，新中国的生产力逐年稳步发展（除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和1966-1969年之外），对此结论如有疑问，可以参阅新中国逐年的GDP和工农业生产总值数据。这说明当时国家并未忽视生产力的发展，相反成绩斐然。之所以我们会觉得当时经济发展缓慢，这其一是因为改开之后的政治宣传；其二是因为当时政府推动经济发展更多以实际需求为导向，需要哪些特定产品就推动特定行业快速发展，没有采用如GDP一样的统一激励指标；其三是当时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是国家唯一的工作重心，如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革新比之生产力的发展更加得到国家重视。“抓革命、促生产”，革命是排在生产之前的。
相反的，改开的主流价值观则是唯生产力论的。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口号中，能够明显看出对生产力发展的重视和对推动生产关系变革的无视。改革开放中的改革，实质上是改变了政府前三十年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断进行打击的路线，转为了放任自流。尚未完全肃清的封建残余开始回潮，哪怕到现在也还在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更是迅速复苏，成为了当今社会的主流。
诚然，改开之前中国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相较于清末民初已经有了大幅度的进步，唯生产力论的实践没有像清末民初一样因为生产关系的强烈反作用而遭受失败，反而确实使得国内生产力有着飞速的发展。但无可否认的是，随着近四十年对生产关系的放任自流，当今社会的生产关系已经开始明显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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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党思想表现和基础
“工业党”思潮是近年比较流行的思潮之一，工业党思想大致可以归纳成以下几点。
（1）工业兴国。认为新中国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根本上来源于工业的发展，之后国家要更加强盛也需要推动工业进一步发展。
（2）工业为根。即认为工业的发展塑造了现代中国先进的政府管理体制、法律体系和尊重集体、积极向上的国民性格。
（3）工业思维。认为需要把工业生产中采取的标准化数据化、积极采取新技术的思维模式应用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社会管理上。这种观点在马前卒提倡的社会化抚养和房产税等观点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4）工业至上。这个观点往往就一小部分工业党人持有。即认为文科无用，理工科有用，应优先发展理工科；服务业无用，制造业有用，应主要发展制造业。
工业党思潮兴盛的阶级基础是国内庞大的产业工人和产业工程师。他们伴随着新中国的工业发展而成长，直观感受到工业发展给社会生活带来的变化，在其工作和学习过程中，其思维方式也深深浸淫在数理和工程逻辑当中。在21世纪10年代，以人文知识分子主导的自由主义思潮因为和现实的偏差逐渐加剧，不再能有效指导现实实践，这给工业党的发展提供了发展的空间，也给工业党提供了理工思维的思想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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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党思潮的理论问题
工业党思潮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它赞同生产力的进步，也提倡新科技在社会中的应用。但其依然是唯生产力论的一种变种，其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看法是一种机械决定论。在工业党人看来，只要生产力发展上去，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就会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自动进步，发展到和生产力相适应的地步。大工业的集体生产，培养了拥有集体主义精神的国民，使得政治体制、法律体系逐步革新以适应大工业的生产；大工业对理工知识的需求也创造了一个庞大的拥有相当理工科知识背景的无产阶级——工业党的认知大抵如此。
但这样的认知是存在问题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决定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关系就会自动发展以和生产力相适应的那种决定。生产关系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独立性——其往往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而在生产力发展了之后，想要生产关系发展到和生产力相适应的水平，需要的是在推动生产关系变革的方向做实际的事情。与此同时，旧有的生产关系的代表也会千方百计地阻碍新生生产关系的发展。这样，这种生产关系的变革往往只能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来实现。工业党人往往忽视了阶级斗争的过程，认为只要推动工业发展，工业思维的铺开，社会就能变得更加地美好，这过于温情脉脉了，很可能会导向改良主义。
举一个例子，工业党人的代表马前卒推崇房产税，认为它有助于对房屋价值进行有效评估，能够帮助解决房地产泡沫和政府土地财政的问题。理论上讲确实是这样，但持有更多财产、更多房屋的阶级会不会出面阻碍房地产税政策的施行？明显是会的。在这个上层建筑的变革中，政府和资本会秉持着什么样的逻辑施为？民众在过程中应该怎么行动？这是马前卒极少提及的。当然，马前卒宣传房产税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行动，在促进生产关系的变革，这或许也是一种“我什么都不说，但我什么都说了”吧。
工业党的另一个理论问题来源于工业拜物教。其理论把重点放在工业发展和实体产品的生产上。但社会存在的意义并不在于生产，而在于实际地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通俗点讲，在于消费。这导致了两个问题，其一是工业党人在国内各行业明显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仍旧片面强调工业的继续扩张，不去分析产能过剩产生的原因，以及在现有产能下提升民众生活水平的可能性。其二是其观点往往强调规范化数据化，把人机器化去人格化，忽视让每个个人过好生活才是工业乃至社会发展的目标。马前卒的社会化抚养建议就是这种思想倾向的体现。
这种工业拜物教的倾向相比于唯生产力论更加危险。唯生产力论可能导向改良，工业拜物教则完全可能导向法西斯。工业拜物教的倾向发展到极端，人不再为人，社会发展也失去了意义，只有工业二字在脑中长鸣。
百年以来，唯生产力论起起伏伏，到现在再次大行其道。我们可以承认它有进步性，但对它的问题乃至危险，必须要有足够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