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篇推送是对《公共社会学》中布洛维的两篇文章《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与赖特合著）、《走向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安东尼·葛兰西和卡尔·波兰尼的互补合一》的笔记梳理，前者中译版占篇幅近五十页，后者一百页。笔者在这里所做的，只是在阅读后对文本内容的论证脉络的大致梳理，若有感兴趣的读者朋友，推荐阅读原文。
如布洛维所言，一百余年之后的我们，对深刻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持以下四种立场：传播马克思主义、埋葬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构筑（building）马克思主义。前两种立场将马克思主义视为意识形态，一种旨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一种意图将作为意识形态信仰的马克思主义彻底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第三种立场旨在吸收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些独特的视角及其研究方法来分析今天的经验问题，最后一种立场则旨在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缺陷并且重构其论点，在二十一世纪继续对马克思主义这样一种条理分明的理论体系的发展作出贡献——这便是布洛维这样一位所谓“叛逆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在布洛维看来，在实践中，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需要坚定规范的承诺，而不仅仅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科学功效的信仰。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激进批评和对资本主义平等主义的、解放的政治替换设想的承诺是构筑、改造马克思主义的动力，将马克思主义视为发展的、指导实践的思想体系则需要我们不断深入实践、进行严谨的学术研究与思考论证，而不仅仅将其视为教条的意识形态体系。正是由此出发，布洛维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并考察了资本主义在马克思之后百余年来的发展轨迹，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新形势下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扬弃与发展，提出了社会学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诸多流派，这些不同的流派依据不同的历史情境与国家-社会特点，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改造性的继承。不过，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中心部分——关于作为一种阶级社会特殊类型的资本主义的理论——在这些改造过程中总体上来说都被继承了下来。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关于资本主义理论的中心论点可凝练成三个核心命题：命题1 资本主义不可能长期持续。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对这一命题的分析与论证最为明晰和系统。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相关著作——尤以《资本论》为代表——对资本主义运行规律进行了系统的分析，通过对资本主义劳动生产过程和关于商品拜物教的分析，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内部规律，指出资本主义随着其自身的高歌猛进也堕入不可避免的毁灭深渊之中，资产阶级创造了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命题2 反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激烈化。马克思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将会分裂为两大对立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在不断的斗争中阶级意识不断增强，组成了一只强大的、能够挑战资本主义的力量，在资本主义危机大爆发的时候奋起反抗，发动暴力革命，埋葬资本主义。这场无产阶级革命将会首先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同时爆发，并且将是世界性的。
命题3 向社会主义的自然转变。由于资本主义的不可持续的规律以及反对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力量不断壮大，在加剧的阶级斗争中通过革命推翻资本主义体系后，社会主义社会将从资本主义的废墟上产生。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命题预言的准确性已被其后的历史发展轨迹所否定。现在所要作的分析是，为什么历史未向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条轨迹发展。布洛维正是通过对这三个马克思主义传统命题的分析，试图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由此他转向了对资本主义矛盾再生产问题的分析，并以此为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发展了一种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理论。针对命题一，布洛维指出：资本主义的确包含了固有的危机趋向，但是没有经验证据表明这些危机有激烈化的长期趋向。而且，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有它自我可持续性的内在限制，这个主要的理论论点也存在严重缺陷。特别是马克思预言最为体系化的论点，利润率有不断下降趋向的理论，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马克思相信总利润是由当前运用生产工具的工人劳动力单独产生的。既然资本强度（马克思称之为“资本有机构成”）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向于增强，那么资本相对于劳动力的成本就随着时间增长，作为总成本一部分的资本主义利润产生能力却下降了，利润率也就趋向于下降了。这个理论论点被重复证明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既因为它作为基础的劳动价值理论的缺陷，也因为它关于资本强度对利润率影响的论点的特殊缺陷。另一个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危机趋向于加剧的主要观点——生产过剩的问题——同样不能得出危机内在加剧的结论。人们已经意识到，国家和其他创新机制有能力产生更多的需求以吸收过度生产。针对命题二和三，布洛维认为，没有证据支持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即认为结构性决定的阶级有围绕阶级利益组织成集体行动者，并且这样组织起来的工人所声明的阶级利益有越来越变得反资本主义的压倒性趋向。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阶级结构不是变得更为简单和更加两极化，反而变得更加复杂和愈加分化。即使在工人阶级内部，生活的物质条件也没有变得更加无法保证和更为同质化，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异质性在许多面向上都增强了。而且，即使撤开资本主义发展的轨迹将怎样影响阶级结构的预言失败，经典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料到，资本主义内部发展出的社会再生产的多种机制会那么有活力、有弹性和有效力。当然，上述观点认为预言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可能未来并没有坚实的理论基础，这并不意味着相反的观点——即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可能未来，或者甚至是其不可能的未来——而只是说明传统理论没有为有关这种结果的可能性预言提供坚实的基础。马克思的历史轨迹论理论已被历史发展与现实情况证明是有误的，那么。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又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的什么？布洛维指出，仍然存在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核心，只不过不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轨迹理论，而是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矛盾再生产的理论。在马克思那里，他更多地关注于当资本主义沿着它的历史轨迹发展时矛盾的社会再生产问题。很明显的也许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纲领性陈述中，和在涉及再生产的矛盾本质的地方，马克思对阶级关系再生产中国家和意识形态的角色做出了重要的、有启示的讨论。更为重要的是，在关于劳动过程和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中，马克思阐明了在资本主义生产内部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理论元素。但是，从总体上看，资本主义关系矛盾再生产的理论在马克思自己的著作中几乎没有展开，马克思并未提出关于国家的一套真实有效的理论体系，只有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碎片以及关于生产自身内部阶级关系再生产的理论起点。而鉴别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社会再生产的各种机制是如何作用、适应、改变的，是为何具有活力、弹性和效力的，这是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任务。正如布洛维所言，挑战资本主义的问题仍然是所倡议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支点，但是社会主义不再被看做是历史的必然，而是策略、限制和偶然性的潜在结果。接下来，布洛维便转向那些建构了被重建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基础的核心概念。在布洛维看来，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是“阶级作为剥削”，而伴随的命题是“资本主义制度再生产和转变的困境和动力由阶级得到广泛解释”。也就是说，在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中，传统马克思主义非常核心但没有得到系统分析论证的概念——阶级概念——仍然是理论核心，而传统马克思主义中有关资本主义生产的另一个核心概念——剥削——也被继承。不同的是，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不再是研究资本主义为什么必然灭亡、社会主义为什么必然到来，而是研究资本主义制度为什么能够得到再生产和转变？其再生产和转变的机制是什么？在对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矛盾再生产理论这一断言的含义进行详细阐述之前，布洛维首先与“阶级作为剥削”相关的六个概念性议题进行了讨论：1.生产的社会关系的概念；2.生产中的社会关系的补充概念；3.阶级作为生产关系特殊形式的观点；4.阶级关系变动形式的问题；5.剥削和支配作为阶级关系中的中心过程；6.从对阶级关系抽象分析到对阶级结构具体分析的概念性转变。生产关系与生产中的关系。生产关系是对生产体制内一系列资产、资源或生产要素配置问题的总括，是参与生产的个体行动者对生产投入的实用和这些实用的成果的各种权利/权力。而生产中的关系则是只在生产体制中发生的社会关系，即行动者之间合作、协调和控制的社会关系。布洛维的这一区分类似于吉登斯对配置资源与权威资源的区分，一个主要面向的是人-物关系，一个主要面向的是人-人关系。生产中的社会关系不是从生产关系中自动产生的。特别是，生产关系直接形塑了生产中的社会关系的一个特别突出的方面：工作场所支配——在这种关系中，一组行动者控制着另一组行动者的活动。布洛维用“生产中的关系/生产关系”这个组合代替了“生产力/生产关系”。这有以下几点含义。第一，我们取消了和生产力的增长联系在一起的目的论，这种目的论认为，生产力的增长恒常地推动着历史由一种生产方式走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现在我们使生产方式的内在动力和生产方式的转变都得以被揭示。第二，通过强调生产力的相关环节，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不仅是新技术的创新，还有工作关系的再生产也同样提供了对支配更为细致入微的理解。第三，它迫使人们对生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机制（负责确保生产中的关系的再生产）的认知，并把政治带进了生产领域——即生产的政治阶级关系作为生产关系的一种形式及其变异。当人们对生产性资源的权利/权力分配不公的时候——即当某些人对于特殊种类的生产性资源拥有比其他人更多的权利/权力的时候——这些关系可以被描述为阶级关系。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持久矛盾存在于生产工具的占有者和劳动力的占有者之间，“占有”是对生产中配置资源的权利/权力的描述。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占有，一个是“生产中配置”，此即意味着对资源配置产生的收入的享有。不同的阶级关系被体现在生产关系中的权利/权力清楚地规定了：奴隶制意味着对奴隶全部的占有权利，封建制意味着劳动者的劳动力被劳动者和他人共同占有，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种对他人的绝对或分享式的占有是被禁止的。阶级、剥削和支配。在这里，布洛维区分了剥削和支配两个概念，布洛维认为，剥削是指人们物质利益相互依赖的一种特殊形式，这种形式要满足三个标准。（1）福利反向互赖原则，即剥削者的物质福利依赖于对被剥削者的物质剥夺。（2）排他性原则，即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福利反向互赖取决于对被剥削者取得生产性资源渠道的排除。（3）占有原则，即排他性产生剥削者的物质优势，使他们能够占有被剥削者的劳动成果。不同于非剥削性经济压迫，在剥削情况下，剥削者依赖于被剥削者的努力为他们创造福利。这种深深的相互依赖之所以使剥削成为社会关系的一种特殊形式有两个理由：第一，剥削建立的这种社会关系，不仅使一个群体的利益和另一个群体相对立，同时也要求它们继续发生互动；第二，它赋予了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借以挑战剥削者利益的真实权力形式。这是重要的一点。剥削依赖于对劳动成果的占有。因为人是有意识的行动者，而不是机器人，所以他们通常保留了对自身劳力付出的极大程度的真实控制。因而剥削关系中的榨取通常或多或少是有问题和不稳定的，它需要积极的制度设置来维持它的再生产。管理、监视、处罚等等形式的这些设置对于剥削者来说也许会变得相当昂贵。影响这些花费的能力构成了被剥削者中的权力形式。而支配仅指生产活动相互依赖的一个面向。从抽象的阶级关系到具体的阶级结构，这一进程是复杂的，体现在各种方面：多种不同形式的剥削并存：真实的阶级结构可能包含了资本主义关系、封建关系，甚至各种形式的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征。剥削和支配不是完全相互对应的。例如，管理者有可能支配着工人，而他们自己却被资本家剥削。和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的权利/权力不是完全两极化的：任何形式的国家管制都会剥夺资本家对生产工具无所约束的使用权利/权力；制度安排——如劳资协议会工人共同决策制——会给予工人一定的生产组织权利/权力。个人与生产体制会有多元、并可能是矛盾的关系。家庭可能包括在生产关系中占据不同位置的人，从而间接地通过多元途径使每个人都和阶级结构联系在一起。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轨迹论已被扬弃，但是如前文所述，马克思主义传统中阶级关系矛盾再生产这一理论的核心——阶级作为剥削——可以作为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被继承和发展。接下来布洛维所要做的，便是基于前文所述分析马克斯主义的资本主义关系矛盾再生产理论所基于的三个基本命题：命题1 阶级关系的社会再生产命题。由于它们的剥削特征，阶级结构是社会关系固有的不稳定形式，从而要求为它们的再生产做出积极的制度安排。所以，凡是有阶级关系存在的地方，我们就可以预言，会有各种形式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机构发展起来保卫和再生产这种关系。在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这些机构特别是指再生产了经济基础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命题2 资本主义矛盾命题。对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社会再生产问题的制度解决，不论怎样及时都会有削弱的系统倾向，并日渐发挥更少的作用。之所以如此，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资本主义的发展引起了技术、劳动过程、阶级结构、市场和资本主义关系其他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不断地造成社会再生产的新问题。一般来说，早期的制度化手段，在这种变化了的状况下不再是最佳的方案。第二，阶级行动者为了利用现存制度安排中的缺陷而调整了他们的策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适应性的策略逐渐减弱了社会再生产制度有效规范和限制阶级斗争的能力。命题3 制度危机和革新命题。由于社会再生产制度的持续需要（命题1），以及既定制度安排的再生产能力随着时间推移日渐减弱的倾向（命题2），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再生产制度会倾向于周期性的革新。这种革新的典型环境是制度危机—在这种情况下，组织起来的社会行动者——特别是阶级行动者开始体验到制度支持并不令人满意，这通常是因为他们不再有能力在可以容忍的范围内限制阶级冲突。这些制度创新有可能是逐步完成的，但也有可能造成戏剧性的制度重组。资本主义的发展会被一系列的制度创新阶段标记出来，以回应资本主义关系再生产中的矛盾。社会关系被社会实践再生产（和转变），而社会实践自身又被社会关系塑造——此即马克思那句名言所表达的意涵：（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所要研究的正是在阶级关系再生产过程中的制度机制，这些制度机制既存在于阶级关系的微观设置中，也存在于资本主义的宏观制度支持中。微观层面的关键问题是理解同意和压制在日常实践中，特别是在劳动过程中连接的方式。宏观层面的中心问题，则是各种机构——国家、媒体、教育——作用于阶级结构稳定化的方式。从这一点来看，布迪厄这位从来没有宣称自己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学家的实际研究无疑是带有浓厚的马克思主义色彩的。那些抵抗资本主义剥削和支配的行动在阶级关系再生产中也发挥了其不可忽视的作用。传统马克思主义阶级再生产普遍被认为具有功能主义色彩，布洛维认为，他所阐发的本主义矛盾命题避免了这种功能主义。这一命题认为，阶级关系的社会再生产是内在不稳定和成问题的，一方面是因为再生产的制度本身会成为挑战的对象；另一方面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不断破坏将要成形的功能性解决方案。也就是说，这种辩证发展带来的是对制度危机与反危机制度的分析考察而不是功能性的考察。正是社会再生产的有效性的减弱不断唤起制度革新，社会学马克思所关注的，正是通过怎样的过程，阶级关系社会再生产问题新的制度解决方案被生产出来。与资本主义矛盾命题合在一起，制度危机和革新命题的确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可以用其内在的变革动力描绘出来。以此看来，它很像资本主义轨迹和命运的理论。但和经典马克思主义雄心勃勃的历史理论不同，它并不声称制度变革的“间断性平衡”，正在走向某个可以被预言到的目标。可以被预言的，是资本主义和它的支持制度在面对社会再生产过程衰落时的插曲式重组的形式，但不是说，这些插曲的积累就会有增加社会主义可能性的趋势。思想成熟后的马克思始终将其所阐发的理论界定为“科学”的社会学，这与启蒙运动所带来的对理性与科学的崇拜不无相关。而19世纪之后，启蒙运动所高扬的科学理性受到广泛质疑与批判，事实与价值的冲突常常引发激烈的争论。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一直在科学与信仰之间被讨论，有人视之为一门奠基于实证科学之上的科学理论，有人视之为一种解放的信仰。而布洛维指出，发展一种规范化的理论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任务之一，即除了用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以揭示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矛盾性再生产以外，还需要一种规范化的马克思主义以说明解放工程自身的性质和它的制度困境。规范化的马克思主义必须透彻理解产生社会主义关系的历史尝试的困境与动力。对受到马克思主义激励的社会主义思想投入实践的主要经验案例——国家社会主义——进行分析。其二，认真对待对体现了解放原则的制度设计做出理论说明的问题。这同时涉及思考出用以实现特殊解放理念的抽象设计原则，以及对把某些设计原则投入实践的经验案例的研究。布洛维把这种努力看做“想象真实的乌托邦”。也就是说，社会学马克思主义要对作为信仰曾被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所产生的结果进行分析。同时，对作为价值信仰的马克思主义和被投入实践的经验案例进行研究。这样才能达致一种规范化的社会主义理论。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将基于此，用一种对真实乌托邦的涉及代替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终结”必然性。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不仅仅要成为科学，也要成为意识形态—一种葛兰西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它把真实的乌托邦嵌入具体的幻想，并推动人们走向集体行动。在最后，布洛维指出，如果我们抛弃历史唯物论的中心论点——资本主义不可持续论和阶级斗争加剧论——那么发展一种规范化理论就成了构筑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既然资本主义的终点仅仅被认为是一种固有的倾向，而社会主义的尝试又从来没有获得过成功，那么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现在对我们的要求就是更加密切关注于发展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规范化的马克思主义必须仔细研究国家社会主义，以知晓什么应该被避免，而什么又可以被想象；但更为重要的是，建立以资本主义真实制度为基础的真实乌托邦，以探究辅助制度自身潜在地孕育着替代社会萌芽的思想。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缺少规范化马克思主义会沦为对资本主义愤世嫉俗、悲观主义的批评，并最终导致在面对资本主义巨大再生产能力时的沉默。规范化马克思主义缺少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则会落入对资本主义真实矛盾缺乏根据的、浮躁的乌托邦理想，也没有能力吸引人们的想象。只有通过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而构筑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看似的自然性和必然性才不至于使所有的替代选择都成为牵强的不可能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