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迪欧｜政治研究院会议

文｜巴迪欧

《政治可能的黎明》

译｜蓝江

当然，我要感谢共产主义学生联盟邀请我参加这种现代议会制的大学殿堂。

我有什么理由可以声称这个邀请是合法的？无论如何，在巴黎的这个政治研究院，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政治科学”（Sciences Po），我不能以政治学或政治研究专家的身份说话。我当然相信有政治真理，但我不相信有“政治研究”这种东西，也不相信有科学或政治科学，或政治的科学，更不相信有科学的政治。当人们阅读这些名字下存在的东西时，会发现三件事，而且只有三件。首先，精心编排的政治观点，使选择和决定的结果被伪装成具有普遍价值的客观分析的结果。第二，经济学和法律的一些基础知识，它们都不是一门科学，与政治本身有着重要但间接的关系。最后，一些政治意识形态的历史和与政治有关的哲学发展。所有这些事实上都是为管理公共事务、国家事务做准备的。而事实上，政治上的哥达，掌权者的武库，国家的所有部分，从公开的舞台到不起眼的后台，主要来自政治研究学院，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来自其顶层的国家行政学院。因此，“政治”这个词被机构附在“行政”这个词上，粘在一起，并被认同，这只说明了一件事：“政治”意味着“国家事务的管理”。这等于剥夺了它的任何真正的普遍价值，以及集体行动的任何原则性价值。

我想顺便说一句：在这个被称为“政治哲学”的虚假学科中非常常见的“政治”一词，在我看来是没有任何内容的。存在的是政治，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政治。政治是政治冲突的空间。而当只有一个政策时，就意味着没有，只有国家的事务，管理，行政。在目前的议会制度中，几种政策的存在显然是一种虚构。实际上只有一种，完全从属于选举代议制和自由资本主义的合意夫妇，我建议称之为资本-议会主义。既然只有一种政治，即资本-议会制，那么就没有了。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改成了完全的政治怀疑主义。

如果我屈服于我熟悉的言论上的恶魔，我将非常接近于说，政治研究学院，更不用说政治学，是而且只能是一所管理性的非政治化学校。但我无法这样做，因为我知道，一些参加上述学校的人，包括我想，那些邀请我到这里来的人，正是在反对这种对政治承诺的行政中立化。

无论如何，“政治学”"已被悬置了，我必须首先界定我在你们面前发言的知识和实践场所。

首先，当然是哲学。我认为，哲学的概念性发明是以其他思想、其他实践为条件的。哲学不是一个激进的开始，而是一个结果。正如黑格尔所说，“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夜幕降临时才起飞”。这些条件中包括政治，包括当代的政治现实和政治的历史。因此，当今世界上出现的任何政治新事物都是哲学家感兴趣的。既然有人要我谈论共产主义，显然我是在这个词所代表的一切几乎消失的历史条件下发言。我说的是苏联解体；中欧国家被纳入被称为“欧洲”的纯粹资本主义空间；中国开始走向的改革开放。所有国家的共产主义都衰落了，包括法国，在那里这个党曾长期非常繁荣；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共产主义”这个词被定为非法，在没有任何其他形式的审判的情况下被认定为恐怖、屠杀、集中营，并通过一种邪恶帝国的对称性被认定为纳粹主义。

也就是说，如果它声称要谈论共产主义，真正谈论它，而不是假装谈论它，那么黑格尔的哲学猫头鹰反而会飞走，今天，飞入惊恐的黑夜，在那些知道这样一个词位于既落后又被诅咒的词汇的坑里的人的嘲笑下。

然而，我们难道不能至少坚持认为，这种政治和国家机制的彻底崩溃——它的存在是世界性的，而且在不到五十年前仍然非常强大——提出了一个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这里我可以从哲学方面重新开始，特别是我自己的哲学。对我来说，所有的真理，也就是说，所有具有可核查的普遍范围的东西，都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是被创造出来的。这甚至是我最重要的问题。

我们如何理解具有普遍价值的东西却可以在空间和时间、地理和历史都绝对特殊的情况下开始、创造和部署？我们如何解释这样一个事实，即今天在协议方面到处都是相同的，并被公认为具有普遍效力的演示数学是在公元前6和5世纪左右在希腊发明的？但是，我们如何解释像《源氏物语》这样一千年前由日本贵族写的书对现代法国读者的非凡影响？或者说，为什么罗伯斯庇尔这个18世纪开明的资产阶级的人物，今天仍然是矛盾的研究和激情的主题？或者说，爱洛依丝和大阿伯拉尔之间的情书，作为典型的中世纪的作品，触动了我们的心弦？换句话说，一个普遍的价值怎么可能有一个在空间和时间上绝对特殊的开始？

对于这种在特定世界中普遍存在的东西的开始，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事件”。因此，凡是在这个意义上类似于事件的东西，凡是似乎产生影响的东西，虽然是局部的，但很可能具有普遍的意义，我作为一个哲学家都会关注。

因此，我至少可以提出以下问题：在几年的时间里，所有被称为“共产主义”的东西的崩溃，是否与一个事件有关？你会告诉我：这是一个纯粹而简单的失败。但也有一些失败是非常重要的事件。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一次可怕而血腥的失败。然而，由于它是第一个能够在一个主要首都夺取政权的工人起义，即使只是几个星期，巴黎公社是一个至今仍在反思的政治事件，以至于它的纪念活动，即使在2021年2月，仍在巴黎市议会内引起激烈的辩论。

最后，我的问题是这样的。二十世纪下半叶，直到今天，在所有声称人民民主制度是迈向共产主义的国家，以及在所有受此经验启发的政党中发生的事情，是否是我们可以从中得出具有普遍价值的后果的事件？

首先要研究的方法论重点在于：一个事件如果只是负面的，就不可能有普遍价值。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果它的内容只是为了破坏一种情况，并以一种已经完全已知和安装好的情况来取代它。事实上，事件是一种创造，是思想和行动的新事物，它必须有积极的内容。例如，如果说巴黎公社是一个事件，那是因为它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表明，政治权力可以属于工人和穷人，而不是属于占有阶级。而1917年俄国的革命是一个事件，因为它在现代历史上第一次表明，一个大国的工人和人民的起义是可以取得胜利的。

很明显，从1980年代末开始，全世界都出现了一种否定、破坏的现象。一整套经济和政治体系，大致被称为“共产主义”的东西彻底消失了。但是，这种消失是否为政治思想和行动所能抓住的一种创造、一种新事物提供了机会？革命家毛泽东早就有一句话，那就是：“不破不立”（Sans destruction, pas deconstruction.）。这是非常正确的。但说“立”不一定是说“发明”。人们可以通过复制现有的模型来实现“立”。那么问题就来了。在共产主义国家的制度废墟上建立了什么？这种建设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还是一种否定，尽管是真实的，但不是具有普遍价值的发明？

我可以马上告诉你我对这个问题的答案。这只是我的答案，我可以分成两点，供大家讨论。

第一点是，人民民主制度的破坏，或者换句话说，社会主义国家遭到倾覆，特别是在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还有东德、匈牙利，可能会产生一种发明，一种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创造。为什么我命名这五个国家？因为这五个国家的背后有人民起义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第一次历史经验，这实际上阻挡了真正走向共产主义的任何可能性。这种制度的优点是打破了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但它以一种完全自相矛盾的方式混淆了原始的共产主义，其战略项目是国家的衰落，与建设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不动的专制形式。1953年的东德、1956年的匈牙利、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和1980年代初的波兰都经历了反对这种国家形式的叛乱事件。而至少在三种情况下，在捷克斯洛伐克，杜布切克的社会主义改革主义；在波兰，团结工会运动，我们看到了新的政治项目的出现，它们诞生于当时的共产主义世界。

因此，在历史上可以找到支持摧毁人民民主国家的压迫性制度，然后再进行发明，在重新发明的“共产主义”的名称下，对一般的政治思想有兴趣。

第二点，我叹气道“唉！”，就是这一切并没有发生。人民民主制度被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东西所取代，而且比人民民主制度本身还要古老。在经济方面，我们有自由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统治。在社会领域，最贫穷的人的集体保护系统被破坏，直接由个人财富和腐败造成的非常明显的不平等现象重新出现。最后，在政治方面，我们要么有选举和议会民主，要么有公开的寡头独裁形式。

基本上，“破”根本没有产生政治发明，而是产生了一种追赶：中欧和俄罗斯国家的集体组织现在与19世纪末西欧已经存在的组织相同。

有趣的问题变成了：保持共产主义思想的活力的可能性是什么？而为什么选择，或者说历史的必然性，导致20世纪的社会主义在惨败之后，走向纯粹的、简单的与全球化资本主义的融合，以其预先确立的西方形式或更古老的形式？

为了理解这个问题，我想让你们看看下面的图：

其目的是在其总体背景下分析人民民主制度的终结，即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终结发生的历史和主观条件。

这个方案的基本假设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当代世界局势，不能从单一的矛盾中理解其主要的主观效果。今天，事实上，有三种政治宣传方式可供选择。

1.西方和帝国阵营——即伟大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以其最先进的形式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国家或民族——这种宣传说，它是唯一的政治现代性的代表：民主代议制国家，它的合法性来自自由选举。宣传中说，在被认为是自然的、明显的和不可替代的资本主义背景下，主要的矛盾是独裁和民主之间的矛盾，或者专制和共和之间的矛盾。顺便说一下，这让我们回到了18世纪末的政治辩论，这些辩论比围绕着共产主义假设的辩论要古老得多，也破旧得多。根据这些辩论，让我们大胆地说，共产主义仍然是，而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根本不是过时的，而是世界的青年。第一个宣传就是这么多，在这里占主导地位的宣传。

2.在不以任何方式对全球化资本主义提出异议的情况下，一个阵营，我称之为被动阵营，呼吁用传统来反对现代性。通常情况下，这种被动的阵营会宣称自己的种族或宗教身份。它可以是基督教，如美国共和党的右翼，也可以是伊斯兰教，如土耳其或伊朗，以及正在蹂躏中东和非洲部分地区的武装帮派。它可以是犹太人的独特性，如以色列；也可以是军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如日本、印度、匈牙利或普京的俄罗斯。所有这些都可以确定当地的特殊性。但主要的一点是，所有这些运动都毫无例外地肯定了传统的反应性根基和主流资本主义之间的兼容性。因此，我们可以称这种宣传为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最广泛的定义的确是什么？比方说，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坚定的反现代主义观点，怀念民族、宗教和保守主义的时代，但仍然对资本主义本身进行了暴力的阐述。在自然和明显的资本主义背景下，这股潮流的主要矛盾是恶性的现代自由和传统秩序之间的矛盾，社会民主主义和对这种或那种身份的崇拜之间的矛盾。

3.最后，一个激进的阵营（现在在全球范围内非常弱小）坚持认为，主要矛盾仍然是在共产主义的名义下反对集体解放的运动，正如马克思所说，反对自由联合，反对资本主义本身。

简而言之，有三种矛盾被国家、舆论或有限制的团体正式宣布为主要矛盾：两种在假定的资本主义背景下的矛盾，即独裁与民主的矛盾，以及现代性与传统的矛盾。一个是直接攻击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并确认两个世纪以来，主要矛盾仍然是将资本主义和私有财产与共产主义和自由集体联合对立起来。

我属于后一种取向。但我建议从两个矛盾而不是仅仅一个矛盾来研究当代形势。我的论点是，当代世界的事件清楚地表明，在大众的意识中，特别是在被称为中产阶级的那部分人（最好称为受过教育的小资产阶级）中，现代性和传统之间的矛盾最终对资本主义和解放之间的矛盾产生影响。因此，以对西方的渴望为中心的分裂，作为反对传统的唯一手段，使整个运动被极权主义所占用，用来服务于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利益。

让我们回到图中。

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当代世界中纠缠在一起的两个复杂的矛盾：将现代性与传统世界对立起来的矛盾，以及将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对立起来的矛盾。在中心，在两者的交叉点，有当代主体性的平衡，如果我可以说是在四个方向之间“被带向所有方向”的话。1. 认同传统的诱惑（这里指“作为法国人”，“法国的价值观”）。2. 对现代性的迷恋（在这种情况下，商品、金钱、旅游、道德自由等）。3. 对资本主义的支配性地位的效忠（作为组织社会的唯一方式）。4. 共产主义（作为一种过去和梦想中的绝对价值）。

在图的外围，逆时针转动，我们首先发现资本主义对现代性欲望的垄断。我把资本主义和现代性之间的这种主导的、既定的关联称为“西方”。然后你会发现，尽管有这种相关性，但有很多人试图将资本主义与身份、宗教、民族、家族主义或其他动机联系起来。资本主义容忍了这种尝试，而这种尝试只有在专制国家保证其维持的代价下才是可行的。我称为“法西斯主义”的东西为资本主义和各种形式的对应身份之间总是存在着可能的联系。然后是传统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历史关联，由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体现出来。这些国家，以及声称拥有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对所有现代性（除了他们自己的）的不信任，以及在道德领域（公开敌视堕胎和同性恋的合法化）通过各种反应性的主题来巩固其非资本主义力量的稳定性。艺术（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幌子的形式上的保守主义），家庭（维持和鼓励），甚至民族身份（“我的党派赋予了我法国的色彩”，阿拉贡写道），甚至种族（反犹太主义的痕迹和对被统治民族的殖民蔑视）。

对于第四方来说，在虚线中，作为一个方案应该是这样的，剩下的是建设一个新的共产主义政治，即本世纪的政治，它将发明一种新型的现代性，能够对抗资本主义现代性，从而打破现在地球上对西方的欲望力量。这就是我们需要努力的地方。

该图还显示了画在正方形内各种更多的对角线连接。因此，很明显，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基础是西方大国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协议，以对抗纳粹及其盟国在欧洲部署的庞大法西斯计划。同样，随后的冷战是西方大国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对抗，西方国家从中取得了胜利。在我看来，这是因为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无法将政治从专制国家的古板主义中解脱出来，因而仍然被固定在传统的视野中，无法在全球范围内与西方的欲望竞争。它还表明，面对新的共产主义的威胁，西方总是会受到诱惑，与它今天声称要打击的法西斯主义结盟，但它已经在世界的几乎所有地方容忍了这些法西斯。

最后，图中指出，这次应该用黑体字表示，新的共产主义政策是由三重任务确定的：体现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矛盾、对立的一极；领导反法西斯的冲突；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产生自己独立和创新的批评，首先依靠中国革命的成就。

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和放弃共产主义思想不仅仅开始开启了一种可能性，而是三种可能。

1.反动的转变将围绕传统的固定点旋转，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宗教或道德上的隐私监管，国家层面的保守和专制。这将是一个将传统与资本主义重新结合起来的问题，从而将新的法西斯主义提上议程。这是欧尔班政府在匈牙利所走的道路，在波兰是一种永久的诱惑，在背景中，这是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目前的方向。这也是一种强烈存在于亚洲、中东和非洲广大地区的趋势，特别是在穆斯林地区的宗教意识形态下。这是西欧所有极右翼团体的愿景，尤其是全国集会。

2.温和的保守主义立场，会以现代性特权的名义认同西方。一方面对传统进行有分寸的批评，特别是在道德自由主义和政治多元主义方面，反对专制政府。另一方面，对共产主义的激进批评，从而毫不掩饰地融入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和私有财产的主权。这是被广泛地称为 “西方”的国家的主导方向。

3.发明了一种新的政治，这次是围绕着共产主义的一方，以便将其与现代性联系起来。它将整合在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得出的一切教训、建议和限制的思想。这条道路实际上一直没有被开发。

其主要原因在于，现代性在今天完全体现在资本主义中，体现在西方世界中，特别是美国和欧洲的真正领导人身上。结果，主观的力量，也就是我所说的对西方的渴望，战胜了所有其他的力量，这在全世界都是如此。当它不这样做时，至少在表面上，如在中国或俄罗斯，或在中东，它只是依靠传统的主观形式，如民族主义或宗教，而这些恰恰没有普遍价值。而当它被原教旨主义宗教团体暴力对抗时，其结果是将大规模谋杀作为唯一的宣传工具，这是西方国家以共和国和自由资本主义的综合价值为名安慰自己的最佳机会。

针对这种对西方的渴望，以及对这种渴望的错误否定，只能有一种新的思想，支持一种新的渴望。一个战略思想，可以简化为以下四点：

1.围绕私有财产和利润以外的东西组织集体生活是可能的。资本主义不是，也决不可能是历史的终结。

2.围绕专业化和分工以外的东西组织生产是可能的。没有理由保留智力工作和体力工作之间，或者管理和执行任务之间的分离。我们必须进入马克思所说的多形态工人的时代。

3.组织集体生活是可能的，不需要参考封闭的身份集合，如民族、语言、宗教、习俗。所有这些差异可以而且必须以一种富有成效的方式共存，但要在全人类的政治尺度上。未来在于一个完整的国际主义。

4.国家作为垄断暴力的独立权力，可以逐渐消失。人与人之间的自由联合和共同的理性可以而且必须取代法律和强制力。

这四点实际上构成了我们在马克思和其他19世纪思想家那里提出的共产主义的定义。如果能恢复共产主义的力量和真正意义，势必将削弱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诱惑。

因此，这是一个让图表的第四面出现的问题：右上方的那一面，它应该像19世纪那样，不断地将共产主义与现代性紧密联系起来，并在十九世纪20年代的俄国，或在十九世纪60年代的中国，从而创造出反对商品统治的新的现代性：一个在货币流通、利润和购买无用产品之外的现代性，一个创造性和无利益的现代性。必须使这种现代性存在于所有特定的动员、所有的集体行动和发明中，而且是在全球范围内。

这四点也让我们对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提出自己的评价。

事实上，苏维埃革命几乎只涉及共产主义思想四点中的第一点。它打破了资产阶级的所有权，将生产完全掌握在国家手中。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但列宁去世后，俄国革命实际上在这第一点上就停止了。现在，包括在财产问题上，这个国家和法律步骤是必须的，但绝不是充分的。我们必须从国家财产转向所谓的全体人民的财产，在这种情况下，劳动群体也同时是生产工具的主人。而后，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国家制度被以恐怖的方式封锁，共产主义纲领的其他三点也被放弃了。民族主义重新出现，反对国际主义，劳动分工得到维持甚至加剧，国家不但没有受到质疑，反而不断得到加强。

新的共产主义是四个基本点的传承，在有人民运动、新的组织形式的地方，让它们存在或必要时引入这四个基本点。事实上，它是在国家形式和群众运动形式之间、在权力和反抗之间发明了一种紧密的辩证法。整个事情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政治的现代性，而且是一个社会的、生产的、工作的、知识的、艺术的和技术的现代性，能够与当代的、不平等的、致命的和好战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垄断竞争。

我想用一个诗意的比喻来结束这个新的现代气息，它将带来共产主义战略的势不可挡的复苏。有一首你们很多人可能都很熟悉的诗，它让人了解这种现代性的风格，了解它的气息，了解它所传达的希望。这是阿瑟·兰波的《精灵》（Génie）一诗，出自诗集《彩图集》（Illuminations）。兰波在哪里说“他”，就在哪里指代天才，请听，如果只是今晚，“新共产主义”。我把它留给诗歌，让它来号召你去做！

《精灵》

他是爱，是现在，因为他的房屋向着泡沫的严冬与夏日的喧嚣敞开，他纯化饮食，他是飞逝的地域的魅力，是驿站的超凡乐趣。他是爱，是未来、力量与爱情，站在疯狂与烦愁之中，我们可以看见这一切掠过风暴的天空和狂乱的旌旗。

他是爱情，是重新发明的完美理性，是永恒：天生的爱的机器。我们都拥有他特许的和我们自身的惊恐：噢，我们健康的享乐，权力的冲动，自私的爱和对他的热情，而它爱我们是因为他的生命无限……

我们记着他，而他四处旅行……如果这种崇敬消失、鸣响，他的诺言也发出回音：“让这些迷信、衰朽的躯体，这些情侣和世代统统见鬼去。这世道暗无天日！”

他不会远去，不会再度从天而降，也不会完成为女人的愤怒与男人的欢娱以及诸如此类的罪恶的赎罪：因为这一切已然完成，他就是这样，曾被爱过。

噢，他的气息，他的头，他的奔波：形式与行动的完美，可怕的迅疾。

噢，精神之繁盛，宇宙之博大！

他的身躯！梦的释放，被新暴力撕碎的恩宠！

他的视觉，他的视觉！所有古老的崇拜和由他而升腾的痛苦。

他的岁月！在激越的音乐之中，所有翻腾、喧嚣的痛苦随之消亡。

他的脚步！比缘故的侵略更声势浩大的迁徙。

噢！他和我们！比失却的仁慈更亲切的骄傲。

噢！世界！新生的不幸的纯洁之歌！

他认识我们，爱过我们每一个人。要知道，在这冬夜，从海角到天涯，从汹涌的极地到城堡，从人流到商谈，在众目睽睽之下，力量与我们疲惫的情感，呼唤他，注视他，在雪原之上，海潮之下，追随他的目光、他的气息、他的身体和他的岁月。

这个非比寻常的文本的三个重点：

1.兰波指出了精灵——因此我们也会把它归于新共产主义——的两个矛盾的属性：他告诉我们，他是“飞逝的地域的魅力”和“驿站的超凡乐趣”。这就是对新共产主义及其工作的支持点的确定，无论是地域性的还是全球性的，都必须是这样的：它在几乎赋予了自己玄妙莫测的魅力，但它也着手于建设强而有力的东西。重要的是，它永远不会为了牺牲一个而牺牲另一个，既不会为了牺牲“飞逝的地域的魅力”而牺牲权力的不稳定性，也不会为了牺牲必然的共同战略眼光而牺牲环境的机会主义。

2.兰波还告诉我们，政治，真正的政治，必须确保真正走出主流的世界。它必须走出资本主义，就像对柏拉图来说，哲学保证了我们去走出虚幻的洞穴。这就是他所说的“梦想的释放”。而这种走出又意味着两件事：积极肯定事件，对通过打破统治法则而赋予希望有一个激进的新颖性的东西。这就是兰波所说的“被新暴力撕碎的恩宠”。然后是积极的发明，这一事件下最遥远后果的影响，那些破坏旧秩序的后果，兰波称之为“新暴力”。

3.最后，他告诉我们，这种政治上必须渴望、肯定和呼吁新事物的出现，但我们也必须看到新事物在哪里，我们的政治思维必须走向哪里。此外，我们还必须以必要的热情向他人谈论它，把它送回给他人。我们必须像兰波所说的那样，这个建立共产主义的新元素，“呼唤他、注视他……追随他的目光、他的气息、他的身体和他的岁月。”

这将是我的遗言。让我们都知道如何欢呼并看到即将到来的共产主义，并把它重新送回给整个世界，这正是此时此刻的世界极度缺乏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