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尊重，我们需要知情权！

《聊斋》里有一个陆判，跟书生朱尔旦混成了酒肉朋友。有一天朱笨旦喝醉醒来，发现肚皮被豁开了，陆判正慢条斯理地梳理他的肠肝五脏，然后给他换了一副玲珑心——再缝上之后乖乖不得了！朱笨旦变成朱大聪明了！学啥啥会，文章也写得好。再后来，朱生嫌老婆长得不好看，又托陆判给偷了个美人头换上——我觉得这些恐怖的中国式科幻，后来逐渐都实现了：换心、换肺就是器官移植呗；老婆凭空变美女，那就是整容呗。当前，心、肝、肺、肾，已经都能换。“换头术”目前警察还不让，但据说技术上已经准备差不多了，绝对的神奇。

神奇归神奇，但无影是鸡蛋大学挑骨头系泼凉水专科毕业的，不能浪费了咱这科班出身，所以我要来说说这个手术和器官移植的知情权问题。

不客气地讲，医学的神奇有一半是吹牛吹出来的。进了医院，就没有他说治不了的病。你只要钱没花净，他永远不会放弃治疗。但是，出了医院还是没有死不了的人。这就是医学的现状。

生命美好，人都是怕死的。有病乱投医，只要有人说能治，就会有人跃跃欲试。反正住院费你出，风险你扛，利益我拿，医院的逻辑从来都很清晰。不过大家不妨掰手指头数一下，身边人有癌症晚期再手术、再化疗的，最后活下来几个？死亡率是多少？——手术完了有的扩散更快，为什么还要手术呢？因为医生说这是唯一的机会，但医生通常不告诉你手术后生存几率是多少，死得更快的可能是多大。我们的生命尊重体系和医疗道德观，允许医生在这个环节不说实话，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器官移植更是如此。对病人来说，器官移植的知情权显得更重要。道理很简单，手术是切自己的，而移植除了切自己，还要切别人的呀。有些移植病例，患者家境贫寒，没钱又没肾源，终于是好心人多，最后钱捐够了，肾找到了（有的病例是父母子女亲人之间提供肾），但有的手术成功后一段时间，排异反应再度衰竭，钱也没了，肾也没了，一个病号变成两个病号。唉！

所以我觉得医学在妙手回春充当陆判的同时，应该给我们一组数据：一是移植成功率是多少？二是移植成功病例跟踪第2年、第3年、第4年的继发死亡率分别是多少？三是器官提供者因移植伤害致死、致病的人数和比例分别是多少？――这些数据对医院来说差不多都是现成的，不难分析。但是目前的现状是，医疗机构和宣传机构只注重宣传移植成功的案例，对相关数据却缄口不谈。

我知道这个话题很冷，很不近人情，很伤害人间的大爱、大孝，不符合大多数人温和仁义、向往圆满的价值观，但同时却又很深刻、很现实。因为涉及到器官移植双方基于健康、伦理负担和经济负担的多重衡量与取舍，所以我认为这是个足以影响抉择的知情权问题。我可能知道捐出一个肾对我的损害有多大，但理所当然还应该知道我承受这种损害后换回对方生命的机会有多大？我肾换你命，能换几年？可能我们心理上有一个红线，或者说医疗管理机构应该设定一个红线。如果公众知道几率很低，那可能会重新考虑――死亡是残酷的，但用死亡仍换来死亡就更残酷。

所以麻烦医疗机构和医学专家们，先把这些数据统计分析公示工作都做好，也弄一张类似于家属签字那样的表格，向全社会说明白、告知清楚，然后再去接那些做手术的救命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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