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娃自传第二章（1）丨逃离切尔诺贝利

1986年4月的一个清晨，当我妈妈在花园干活的时候，她听到了来自远方的轰隆声，有如雷鸣一般。当时她头上戴着头巾，双脚踩在泥土里面，没有穿鞋。她抬头看了看天空，然后继续着手中的工作。一开始，这阵轰隆声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顶多就是让你抬起头看一眼而已。接下来我母亲就怀孕了，怀上了她唯一的孩子。当天晚上传言四起，骇人听闻。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次轰隆声？第二天早上起来天空中满是烟雾。这时传言更厉害了。传言是关于在切尔诺贝利的核电站。人们说切尔诺贝利的核反应堆爆炸了，放射性的物质都进入到了大气中，随着降雨将会降落到大地之上。这和一颗原子弹落在我们身上一样。当人们去当地政府去询问的时候，他们被告知一切都很正常。尽管这样，人们还是很害怕。人们都收拾行李，准备逃离这人间地狱。我妈妈接到了我外祖母的电话。远在千里之外的西伯利亚却能获得比离事发地40英里更多关于灾难的信息。

“我们给你妈妈打了电话，让她赶紧离开那里。”外祖母塔玛拉这样告诉我。“切尔诺贝利现在就是一个人间地狱，它将会杀害一切生命体。这是一种无声无息的死亡。因为我们遇到了一个被派到切尔诺贝利做清理工作的人，所以我们知道了这一切。他说放射性元素严重超标。一开始，官方什么也没有说。人们甚至没有被建议去关上窗户。所有人都像往常一样生活。我记得这个人这样告诉我们：‘森林里的蘑菇长得和餐盘一样大！’当他拍照的时候，辐射导致了胶卷的过度曝光。在45岁到50岁的时候，这个人就去世了。其他所有参加清理工作的人都是如此。”

我父母然后就北上了。其他人留了下来，包括我祖母。多年之后，当我去祖母家度假的时候，真的被巨大的森林蘑菇震惊到了。每个人都说这是由于核辐射的原因，这不禁会令你遐想。我的父亲和母亲都不算矮，但是也都不算高。不穿高跟鞋的话，我的身高是6英尺2英寸（约为188cm）。我比他们俩人都高。所以我的身高来自于什么地方呢？我父亲说我需要长成更大的“型号”去竞争。他是一个人类意志力量的信仰者。但我妈妈在核泄露的时候就已经快怀孕了，怀孕前期喝着受核污染的水，吃着核污染下的蔬菜；在怀孕之后，继续喝着污染的水，吃着污染的菜。所以，谁又知道为什么我长这么高呢？

当我问到我父亲逃离戈梅利的旅程时，他大声笑了。“这是一段疯狂而又疯狂的旅行。”他这样说，“我们先去了你外祖父母家，因为他们住在遥远的西伯利亚，但那里实在是太远了。我们乘着一个塞满了人的旧火车。从戈梅利到叶卡捷琳堡一共是36个小时的路程，在那个时候它的名字叫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然后我们乘了2个多小时的飞机去尼亚干，一个临近北极圈的小镇。”

我父亲称尼亚干为一个肮脏的小镇，我在1987年4月19日出生在这里。尤里在那时已经走了，把我妈妈安置下来以后就去工作了。他回到了戈梅利，和他父母一起庆祝了复活节，在此时他真正意识到他已经成为了一个父亲。

在几周之后，尤里就回来看我。这时他才第一次好好地端详了尼亚干，这是一个由公寓楼和工厂组成的残酷的工业前哨阵地。他认识到不能在这个地方生活，也不能回到戈梅利。他决定充分利用这个情况，带我们去一个他一直以来都想去的地方——索契。这是一个在山海之间的黑海度假胜地。在儿时一个假期之后尤里就深深爱上了这个地方。

索契？

我外祖父和外祖母认为他疯了，但无论如何还是借给了他一些钱。他把我们在戈梅利的屋子卖掉后，在索契换了一套狭小的公寓。在我两岁的时候，我们抵达了这里。如果我们没有搬到索契，我永远也不会拿起网球拍。它风光如画，网球是它骨子里的一部分。在俄罗斯其他地方运动都是未知的，而网球让索契与众不同。如果你要选一件决定我成为运动员的事情，那就是切尔诺贝利了。

我们现在依然留着那套公寓。它坐落在一条陡峭的小路上，维什内瓦亚（樱桃）街区，我们住在大楼背面的六楼。当我们回到家时，我会拿着钥匙率先登上楼梯，甩下我父母五个班机的距离。我对孩提时的下午时光有着美好的回忆，和睦的家庭晚餐，有趣的谈话，人来人往，外祖母坐在椅子上，畅聊整晚，都让我深深地依恋。我最初的记忆是透过公寓的窗户看对面操场上的男孩和女孩攀爬假山。我父母都很小心翼翼。他们不让我出去太远，大多数时候，我都是透过窗户，看其他孩子玩耍。

从一开始，我父母在我人生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我父亲推动我去训练、运动和比赛，这是一种外在的表现。而我母亲推动我学习，教我写字，学习文学，这是一种内在的影响。她让我抄写一遍又一遍的俄文字母，直到写得完美为止。她让我自己去写故事，背诵俄罗斯诗歌。我最喜欢她让我自己读书的时候。我最喜欢的书是《长袜子皮皮》。我梦到过那个小女孩的世界，她是一个富有水手的女儿，自己钱包里有很多钱，像一个成年人一样做着她想做的任何事情。

我外祖父母会从尼亚干来看望我们。我喜欢和外祖母塔玛拉在一起的时间。当我写这本书时，我会和塔玛拉一起交流——她记得好多我不记得的事情。当我问到我差点淹死的那天时，她笑坏了。“解释它很简单，也许你现在能更好地理解它了。”她这样告诉我：“你出生时我只有40岁，我真的不想被称呼为外祖母。当你三四岁的时候，我们会一起去海滩上玩。我稍微会点游泳，你也喜欢去水里玩水。突然，我听到了你的尖叫声，‘外祖母！外祖母！！外祖母！！！’你知道的，海滩上还有其他的年轻男子，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已经是外祖母了）。所以我假装没有听到你。过了一会，我来到了你身边，对你小声地说：‘玛莎，不要在别人面前喊我外祖母！’我给你换上了干爽的内衣，我记得十分清楚，然后我开始把你的泳裤拧干，突然之间你就走了，‘你不是外祖母!你就是个压榨机!’”

当我长到可以自己稍微照顾自己的时候，尤里开始带着我到处去玩。无论他去哪，我就去哪。这就是那天我在球场上第一次拿起网球拍的原因。那个公园叫做里维埃拉公园。由于一些原因，我有着打网球的天赋。我可以对着墙击打网球好几个小时。这不是人们所说的技巧，而是我的专注力——我可以一次又一次击打网球而不感到疲惫。我是一个节拍器，滴答，滴答，滴答。我吸引到了好多人。人们都围过来，看着眼前发生的事情。就这样日复一日，到了关键所在了，尤里觉得他需要去做一些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在我四岁的时候，他让我去参加一个网球培训班。于是我找到了第一个网球教练，尤里·尤德金，一个运动场传奇，也是一个伏特加酒的大师。他以前在外面的世界生活，所以他对于整个世界的网球形势略知一二。他对索契这座城市引以为豪。“网球父母”们都站成一列听他的宣言，更确切地说，让他对孩子们进行评价和教授。一些当地人在这里取得了重大的成功，比如叶甫盖尼·卡费尔尼科夫（1996年法网冠军、1999年澳网冠军，悉尼奥运会单打冠军）。我父亲让我和尤德金教练一块练习。在第一天他会把人排好队后看你击球。如果他停顿一下，你的心跳会加速，这时击球变得更难。在一开始他对我父亲讲，我看起来有一些与众不同之处。他说的是我的眼睛会盯着球的轨迹，并且会一直保持下去。我是否能够成为一名网球运动员将会取决于我的韧性。（来源：网球之家 资源：《UNSTOPPABLE》 编译：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