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爷爷“站柜台”

追忆爷爷

“站柜台”

作者：张炳俊

爷爷“站柜台”，是小时候爷爷给我最深记忆的开始。那时，爷爷六十多岁，我七八岁。

站柜台，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是我们那偏僻落后的乡村最体面、最时尚、最抢眼的行当。如果谁家有小伙子、大姑娘在乡里（那时候叫公社）的供销社门市部，当上售货员，就算得上光耀门庭了，上门说亲的人会排成长队。他们每月有三十多块钱工资，一个个穿得干干净净、板板整整，显得特别入时、精神，因此都会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人”。那里是青砖红瓦的大房子，宽敞明亮，玻璃柜台里整齐摆放着各种小商品，有牙膏牙刷、笔记本钢笔、的确良衬衣，还有村里人很少见到的手表和收音机。来到这里，好多人不是为买东西，而是为看“景致”。人们茶余饭后会经常谈论起，百货门市上的小李服务态度真好，见了谁都笑眯眯的，主动打招呼。人们还会说，生产资料门市那小谢成天哭丧着脸，连他婶子去买化肥都跟不认识一样。无论好孬，能站上柜台，在当时的十里八乡是很时髦的。

爷爷“站柜台”，却不像那些小伙子大姑娘们一样“光鲜”。那时候，每个公社都有一家供销社，每个村民既是公社社员又是供销社社员。供销社为方便社员，在每个村（那时叫大队）都找一两间土屋子建起一个门市部，其实就是供销社的便民购销点。我们都管它叫“小社”，因为供销社驻地的门市部都叫“大社”。小社里卖一些社员和孩子们常用的东西，有油盐酱醋、煤油火柴、铅笔作业本，还有一点糖块或者成包的白砂糖和红砂糖。油盐酱醋和煤油都盛在缸瓮里。偶尔，小社里还会有油条可卖，这是从大社的“大众饭店”提来的。油条，对社员们来说是奢侈品，只有家里有病人、小孩或者走亲访友时才舍得买一点，所以小社里不经常有。另外，小社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废旧物品收购。社员家里废弃的小布头烂袜子、废铜烂铁，甚至理发剪下来的头发都可以拿来卖，换点零花钱。这些东西都被堆放在小社的墙旮旯里或者柳条编的筐子里。小社里有货架，那是请村里的木匠用庄稼地边上砍来的粗树枝子刨皮取平后钉起来的。柜台，是用土坯垒的，后来改成红砖和水泥砌的。爷爷生前就是在这样的“小社”里，站了好多年“柜台”。

大队的干部们对谁去小社里“站柜台”是很慎重的。因为小社里“里里外外一把手”，这个人既当售货员又当采购员，既是会计又是出纳，成天和钱物打交道，人品必须靠得住。另外，大社驻地逢五大集，每隔五天“站柜台”的都要推着独轮小推车到大社，往返十几里路，并且来回都“载重”。去的时候要推着收购到的废旧物品到大社交货，回来的时候要推着刚提的货，轻则百十斤，重则三四百斤，走的是坎坷不平的崎岖小路。晴天还好些，若遇上下雨，车轮会深陷在烂泥里寸步难行，让推车的人苦不堪言。所以，“站柜台”的这个人，还要能吃苦受累。思来想去，大队书记找到了我爷爷。

家里人都反对爷爷答应这“差事”。爷爷毕竟六十多岁了，身体又不好，再说爷爷每月有二十几元退职补贴，可以买到一个整劳力的工分，秋后家里从生产队分到的粮食并不比别人家少。可爷爷却痛快地接受了大队的安排。他对大家说：“这事是为父老乡亲服务，我没有理由不答应。领导让我干这事是乡亲们看得起咱、信得过咱，我没有理由不干好。”爷爷毅然决然地把铺盖卷搬到小社里，从此吃住在这里，以“社”为家了。每天早晨，爷爷天不亮就起床，把屋内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来了买东西的乡亲，他都热情打招呼，哪怕是年龄比他小好多，也按照乡俗“小叔”“大姑”地称呼，还经常帮人家把买的东西送回家。每月按时向大队和大社“交账”，领导们都说他“分毫不差”。最让人头疼的是，每五天到大社去提货。领导们心疼他，说提货时给他派一个小青年帮他推车，可爷爷坚决不肯，坚持独来独往，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自己硬撑了好多年。

后来听父亲说，爷爷年轻时是县工商管理系统的干部。三十多岁时得了哮喘病，有时发作得很厉害。有一年，请假住院一个多月。爷爷心里不安，沉不住气了，出院后回到家说：“俺是个党员，不能因为这病耽误公家的事。”第二天回到单位就递交了《退职申请》。就这样，爷爷从一个国家干部变回了“农民”。

小社就在大队部院子前边沿街的两间平房里。那时我刚上一年级，教室就在大队部院子里。我和爷爷作伴，晚上睡在小社里间屋用两块门板搭起的小床上。那天是大集，爷爷白天去大社提过货，晚上，柜台边上的簸箩里还剩下几根没卖完的油条。我和爷爷都躺下了。可是嘴馋的我被外间屋里飘来的油条香味诱惑着，馋得直流口水，愣是睡不着。爷爷响起轻轻的鼾声，我蹑手蹑脚下了床，光着脚丫，摸黑来到外屋的簸箩前，抓起一根油条就往嘴里塞。这时，里屋传出爷爷“哈哈”的笑声，爷爷边笑边说：“别冻着，快到被窝里来吃吧。”我拿着没吃完的半根油条，不好意思地趴在被窝里。爷爷披衣下床，说：“吃吧，慢慢吃，别噎着。”看我吃完，爷爷拿来湿毛巾，帮我把手擦干净。接着，从褥子底下掏出一个小布包，拿出一张一毛钱的纸币，递给我说：“把它放到柜台下边的抽屉里去……”

除了“站柜台”，爷爷还有“兼职”。他和村里几个年龄大的长辈被推举为“社员事务调解委员会”成员，谁家婆媳不和了，谁家夫妻打架了，或者西家和东家因为宅基地闹别扭了，爷爷总会出现在现场，语重心长地劝解。直到现在，我眼前经常浮现爷爷在左邻右舍、街头巷口、田间地头，与乡亲们促膝谈心的情形，这时候爷爷总是一边说，一边不停地咳嗽，有时候脸憋得通红。爷爷的哮喘病一直没好。

爷爷“站柜台”，一直站到他去世的前两年。他被查出了癌症，实在干不了了。爷爷去世那年，我考高中。爷爷好多次咳嗽着，憋得喘不上气来，断断续续对我说：“一定要考上高中，读好书才能有本事，才能为乡亲们办大事。”爷爷几乎天天问我：“录取通知书来了吗？”可是，我的录取通知书却在爷爷去世的第二天才来到。爷爷弥留之际，拉着我的手，暗淡无光的眼里充满期待。我现在还常常想，我的高中录取通知书为什么不早到一天呢？那时，我为什么不知道给爷爷一个善意的谎言呢？

近几年，我经常回老家看望村里的几位乡贤。聊天间，经常谈起我爷爷“站柜台”的故事。前辈们都说，你爷爷是个好人，从你爷爷身上能看到当年你太爷爷开“中药铺”时的影子，他继承了你太爷爷的好多美德。我没有见过太爷爷，但听大人们说过多次。太爷爷解放初期就去世了，活着的时候是方圆十几里有名的中医，家里开着中药铺。他乐善好施，扶贫济穷，接济过许多因家里贫穷没钱看病的人，在当时被乡人们口口相传。据说上世纪四十年代，当时县里的民国政府给家里颁发过牌匾，上面写着“忠厚传家”四个大字。牌匾是黑色大漆底子，字是金黄色的。我的哥哥姐姐都见过这牌匾。可惜的是，“文革”期间，这牌匾被红卫兵抄去砸烂了。

爷爷“站柜台”的年月已过去四十多年，但我时常想起夜晚偷吃油条的那一幕。夜里经常梦见，爷爷佝偻着身子，吃力地推着小车，趔趔趄趄走在泥泞土路上。梦中，爷爷还不停地咳嗽着，脸红得发紫，上气不接下气。爷爷的影子一直在我心里。

作者：张炳俊，山东省沾化县人，银行职员。作品先后在《经济日报》《华夏时报》《农业发展与金融》《经济导报》《山东金融文学》《粮油市场报》等报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