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十五篇 北魏前期的汉化 (崔浩问题)

汉化在胡族中是一种潮流,但在这种潮流中,也有反汉化的逆流。汉化的正流,终究要战胜反汉化的逆流。不过在某一个时期,逆流也可能大于正流。在北魏前期的汉化中,逆流要大于正流。这可从崔浩事件得到说明。

北方当时最有势力的文化高门均系大族。当然,不是一族都有文化,而是有文也有武。如赵郡平棘李灵,"以学优,选授文成皇帝经,加中散、内博士"。子李恢却"拜长安镇副将"。李恢子李显甫,以"豪侠知名,集诸李数千家于殷州西山,开李鱼川方五六十里居之,显甫为其宗主"。(《北史》三三《李灵传》)势力极为强大。北方兵戈扰攘之际,汉人未能南迁的,都筑坞堡以自保。其结聚或以宗党、或以婚姻、或以佣户为核心,关系极为密切,组织极为胶固。坞堡宗族有它自己的政治、经济与家族主义,形成地方上强大的势力。胡人最注意的便是此等大族。所谓汉化和反汉化的问题,从胡族的上层来讲,也就是与汉人大族特别是与文化高门或文化士族的关系问题。《魏书》四上《世祖纪上》略云-"神廳四年九月壬申诏曰:'访诸有司,咸称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勃诲髙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皆贤隽之胄,冠冕州郡,有羽仪之用,敕州郡以礼发遣。'遂征玄等及州郡所遣,至者数百人,皆差次叙用。"

《魏书》四八《髙允传》略云:"高允,宇伯恭,勃海人也。神麂四年,与卢玄等俱被征。"

这是对汉人大族的一种笼络。

清河崔氏为北朝第一盛门,崔浩即出于此族。《魏书》三五《崔浩传》(参《北史》二一《崔宏传》附子《浩传》)云:"崔浩,字伯渊,清河人也,白马公玄伯之长子。"按《魏书》二四《崔玄伯传》(参《北史》二一《崔宏传》)云:"崔玄伯,清河东武城人也,名氾离祖庙讳,瑰司空林六世孙也。祖悦,仕石虎,官至司徒左长史、关内侯。父潜,仕慕容睇,为黄门侍郎。并有才学之称。"

《三国志,魏志》二四《崔林传》裴注引《晋诸公赞》曰:"(林子)述弟随,晋尚书仆射。为人亮济。赵王伦箨位,随与其事。伦畋,随亦废银而卒。林孙玮,性率而疏,至太子右卫率也。"

《北齐书》二三《崔悛传》(参《北史》二四《崔逞传》附《饺传"云:"崔饺,清河东武城人也。每以籍地自矜,谓卢元明:'天下盛门,唯我与尔,博(陵)崔赵(郡)李何事者哉!'"

可知魏晋以来,虽经五胡之乱,清河崔氏在政治上仍居最高地位。崔饺自称"天下盛门".原因在此。

有一点可以注意,在六朝初期,所谓胜流,不必以高官为唯一的标准,即寒士有才亦可目为胜流,非若六钥后期魏孝文帝的品目门第胜流,专以官爵的高下为标准。《魏书》四七《卢玄传论》云:"卢玄绪业著闻,首应旌命,子孙继迹,为世盛门。其文武功烈,殆无足纪,而见重于时,声离冠带,羞德业儒素有过人者/'

范阳卢氏在政治上的地位不及淸河崔氏,其所以见重于时,主要在"德业懾素有过人者"。德业儒素,即所谓人伦。东汉以来评论人物,标准有两条,一为姓族,讲整个家族;二为人伦,讲个人才智。郭林宗奖掖士人,即看人伦。(《后汉书》列传五八《郭泰传》:"林宗虽善人伦,而不为危言核论。"〕姓族问题容易解决,人伦问题不易解决。崔浩是属于六朝前期的人物,论崔浩要抓住这两个问题。

崔浩事件为北魏前期重要的政治事件。崔浩问题最能代表北魏前期汉人士族的问题,也最能说明北魏前期汉化与反汉化两种势力的斗争。崔浩之死,或以为原因在民族方面《华夷问题〉,或以为原因在宗教方面(佛道问题),其实这二者都不是崔浩之死的主要原因,主因在社会阶级方面,即在崔浩欲"整齐人伦,分明姓族"方面。析之如下。

《宋书》七七《柳元景传》(参《南史》三八《柳元景传》及《资治通鉴》一二六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二月瑰中书学生卢度世亡命条考异)云:

"元景从祖弟光世,先留乡里,索虏以为折冲将军、河北太守,封西陵男。光世姊夫伪司徒崔浩,虏之相也。元嘉二十七年,虏主拓跋焘南寇汝、颍,浩密有异图,光世要河北义士为浩应。浩谋泄被诛,河东大姓坐连谋夷灭者甚众。光世南奔得免。"

又《北史》二一《崔宏传》附《浩传》云:"始宏因苻氏乱,欲避地江南,为张愿所获,本图不遂。乃作诗以自伤,而不行于时,盖惧罪也。浩诛,中书侍郎高允受敕收浩家书,始见此诗,允知其意。允孙淖录于允集。"

则崔浩似因具有民族意识,因而得祸。其实,崔浩为鲜皁出谋划策的地方正多,《魏书》三五《崔浩传》(参《北史》二一《崔宏传》附《浩传》〉记神瑞二年崔浩谏阻迁都于邺之议有云:"东州之人,#谓国家居广漠之地,民畜无算,号称牛毛之众。今留守旧都,分家南徙,恐不满诸州之地。参居郡县,处榛林之间,不便水土,疾疫死伤,情见事露,则百姓意沮。四方闻之,有轻侮之意,屈丐、蠕蛾必提挈而来,云中、平城则有危殆之虑,阻隔恒代千里之险,虽欲救援,赴之甚难,如此则声实倶损矣。"

又记泰常元年崔浩议刘裕假道伐姚秦事有云:"假令国家弃恒山以南,裕必不能发吴、越之兵,与官军争守河北也。"

可知崔浩深晓当时南北两方的情势,他为鲜卑划策,可谓不遗余力。同传尚云-"会闻刘裕死,太宗欲取洛阳、虎牢、滑台。浩曰:'陸下不以刘裕欲起,纳其使贡,裕亦敬事陛下。不幸今死,乘丧伐之,虽得之不令。今国家亦未能一举而定江南,宜遣人吊祭,存其孤弱。裕新死,党与未离,兵临其境,必相率拒战,功不可必。不如缓之,待其恶稔。如其强臣争权,变难必起,然后命将扬威,可不劳士卒,而收淮北之地。

论者以此证《宋书,柳元景传》,谓崔浩心担南朝,实则此正表明崔浩善于为鲜卑出谋。须知鲜卑当武力虽强,而中国北部汉族及其他胡族的人数远远超过鲜卑,故境内未能统一,且西北方柔然及其他胡族部落势力强盛,成为北魏的边患,崔浩说"今国家亦未能一举而定江南",是符合实际情势的。崔浩提出命将扬威收淮北之地,是建议节级徐进。此正是为北魏计的万全之策。

《资治通鉴》一二六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二月魏主赦卢度世条记卢度世"坐崔浩事亡命,匿高阳郑罴家。……"系据《魏书》四七《卢度世传》之言-"度世后以崔浩事弃官逃于高阳郑罴家。世祖临江,刘义隆使其厫中将军黄延年朝贡。世祖问延年曰:'范阳卢度世坐与崔浩亲通,逃命江表,应已至彼。'延年对曰;'都下无闻,当必不至。'世祖诏东宫赦度世宗族逃亡及箱没者,度世乃至赴京。"

《通鉴,考异》云:"《宋书,柳元景传》与魏(收所纪)事不同,今从《后魏书》。,'

《考异》所谓不同,指《宋书,柳元景传》所说,"浩密有异图,光世要河北义士与浩应接,谋泄被诛,河东大姓坐连夷灭者甚众",与《魏书,卢度世传》所记卢度世"坐与崔浩亲通","弃官逃于高阳郑罴家"不同。《卢度世传》没有提及崔浩密有异图的事,《柳元景传》所记为柳光世之言。其言不过虚张夷夏之见,以自托于南朝而已,本不足为据。《通鉴》记卢度世避祸从《魏书》,而不书《宋书》所谓"浩密有异图"等言,是一个卓识。

华夷问题是有的,崔浩之死,即使有华夷之异的原因存在,但可以肯定并非主要原因。至少在崔浩方面,并未将华夷之异,存于胸臆。

宗教方面的原因,是不是能够成立呢?在宗教方面,人们谈论较多的是太子拓跋晃与崔浩在佛教问题上的矛盾。论者多据《魏书》一一四《释老志》所云太武帝拓跋焘西征盖吴至长安,因从官见长安沙门便室大有弓矢矛盾,命"案诛一寺"。崔浩信道敎,"时从行,因进其说"。太武帝遂下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敕留台下四方,令一依长安行事"。又下诏"自王公已下,有私养沙门者,皆送官曹,不得隐匿。

限今年二月十五,过期不出,沙门身死,容止者诛一门。"其时恭宗拓跋晃为太子监国,拓跋晃"素敬佛道,频上表,陈刑杀沙门之滥,又非图像之罪。今罢其道,杜渚寺门,世不修奉,土木丹青,自然毁灭。如是再三,不许"。太武帝不仅不许,且复下诏"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锎人者,门诛。有司宣吿征镇将军、刺史,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太子拓跋晃"言虽不用,然犹缓宣诏书,远近皆豫闻知,得各为计。四方沙门,多亡匿获免,在京邑者,亦蒙全济。金银宝像及诸经论,大得秘藏"。可是,"土木宫塔,声教所及,莫不毕毁"。崔浩进言废佛,寇谦之曾滑崔浩:"卿今促年受戮,灭门户矣。"后四年(太平真君十一年〉,崔浩被杀。"浩既诛死,帝颇悔之(后悔废佛),业已行,难中修复。"论者因此以为崔浩的被杀,是因为在废佛问题上,与太子拓跋晃有冲突。然而,拓跋晃所上的表文并未言及崔浩,即使这是崔浩之死的一个原因,但也非主要的原因。

考《魏书》四七《卢玄传》(参《北史》三〇《卢玄传》)云:"(崔〕浩大欲齐整人伦,分明姓族。玄劝之曰:'夫创制立事,各有其时,乐为此者,讵几人也?食其三思。'浩当时単无异言,竟不纳。浩败颇亦由此。"

此则指出了崔浩的死,有社会阶级的关系。华夷之异,宗教之冲突,社会阶级之分别,我们都可看作是崔浩之死的原因,但尤其应当从社会阶级上去了解。崔浩代表汉、魏、晋北方士族,崔浩的思想代表汉、魏、晋北方士族的思想,种族、宗教观念与他的阶级观念是一致的,是主从关系。要了解崔浩之欲齐整人伦,分明姓族,须先了解崔浩所代表的北方士族及其思想。北方士族为承袭鲜皁慕容治下士族而来,渊源可上溯汉魏。大者为崔、卢、李、郑四姓。四姓中以崔、卢为显。卢氏又不及崔氏,博陵崔氏又不及清河崔氏。北方大姓有它自己的传统的社会阶级观念和一整套系统的齐家治国思想。《魏书》三五《崔浩传》(参《北史》二一《崔宏传》附子《浩传〉》云-"初,浩父疾笃,乃剪爪截发,夜在庭中仰祷斗极,为父请命,求以身代,叩头流血,岁余不息,家人罕有知者。乃父终,居丧尽礼,时人称之。浩能为杂说,不长属文,而留心于制度、科律及经术之言。作家祭法,次序五宗,蒸尝之礼,丰俭之节,义理可观。性不好老庄之书,每读不过数十行,辄弃之,曰:'此矫诬之说,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习礼,仲尼所师。岂设畋法之书,以乱先王之教。袁生所谓家人筐鐘中物,不可扬于王庭也。

崔浩通经律,重礼法,不长于属文,不好老庄之书,都是东汉儒家大族的家世传统。同书同传又云:"浩从太宗幸西河、太原。登憩高陵之上,下临河流,傍览川域,慨然有感,遂与同僚论五等郡县之是非,考秦始皇,汉武帝之违失。好古识治,时伏其言。天揮寇谦之每与浩言,闻其论古治乱之迹,常自夜达旦,竦意敛容,无有懈倦。既而叹美之曰八斯言也惠,皆可底行,亦当今之皋陶也。但世人贵远渐近,不能深察之耳。'因谓浩曰:吾行道隐居,不营世务,忽受神中之诀,当兼修儒教,辅助太平真君(太武帝),继千载之绝统。而学不稽古,临事阁昧。卿为吾撰列王者治典,并论其大要。'浩乃著书二十余箱,上推太初,下尽秦汉变弊之迹,大旨先以复五等为本。"

按《三国志,魏志》一五《司马朗传》记"朗以为天下土崩之势,由秦灭五等之制,而郡国无搜狩习战之备故也"。同书四《陈留王奂传》记"咸熙元年五月庚申,相国晋王(司马昭)奏复五等爵"。崔浩的原书虽然不传,但其大旨既以先复五等为本,则与司马朗之说及司马昭、司马炎父子所施行的,实相符合。以"复五等为本",为东汉儒家的共同理想。司马氏、崔氏同属于一个社会阶级一一儒家大族,所以他们的政治理想相同。崔浩为北魏前期北方旧儒家大族的领袖,他欲齐整人伦,分明姓族,与他的家世传统有密切的关系。

崔浩欲"齐整人伦",即郭林宗以人伦取士之意;崔浩欲"分明姓族",即看重家族之意。崔浩选士,是想二者并进,既重家世,又重人伦。家世高卑根据官宦,人伦优劣根据儒学。在崔浩的心目中,能具备高官及儒学二条件的姓族,是他所理想的第一等门第。他可说是一个欲藉鲜卑统治力,以施行其高官与懦学合一的贵族政洽的人。施行高官与儒家之学合一的目的,即为复儒家所谓五等之制,而方法即"齐整人伦,分明姓族"。

崔浩的贵族政治理想与鲜卑统治者发生了矛盾。

《魏书》四八《髙允传》(参《北史》三一《高允传》)云-"初,崔浩荐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数十人,各起家郡守。恭宗谓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选也,在职已久,劳勤未答。今可先补前召外任郡县,以新召者代为郎吏。又守令宰民,宜使更事者。'浩固争而遣之。允闻之,谓东宫博士管恬曰:'崔公岂不免乎〗苟逞其非,而校胜于上,何以胜济?'"

同书四六《李沂传》(参《北史》二七《李诉传》)又云:

"李圻,范阳人也。初,李灵为高宗博士、谘议,诏崔浩选中书学生器业优者为助教。浩举其弟子箱子与卢度世、李敷三人应之。给事高谠子佑、尚书段霸儿侄等以为浩阿其亲戚,言于恭宗。恭宗以浩为不平,闻之于世祖。

世祖意在于沂,曰:'云何不取幽州剌史李崇老翁儿也?'浩对曰:'前亦言诉合选,但以其先行在外,故不取之。'世祖曰:'可待诉还,箱子等罢之。'沂为世祖所识如此。遂除中书助教博士。"

同书三六《李顺传》(参《北史》三三《李顺传》)记李敷等应选云:

"李顺,赵郡平棘人也。长子敷,真君二年,选入中书教学,以忠谨给事东宫。又为中散,与李沂、卢遐、度世等并以聪敏内参机密,出人诏命。"

《高允传》所记崔浩与恭宗《太子拓跋晃)争士,表示崔浩选举,不但重姓族,而且重个人才学。门第好,儒学不行的人,崔浩是不用的。恭宗所说:"先召之人,亦州郡选",只能表明这些人出身高,而不能表明这些人有才学。崔浩之重姓族与儒学,可从《李圻传》及《李顺传》看出。他所举的李教、卢度世一剁出自赵郡李氏,一则出自范阳卢氏,且堪称"器业优者'',后来都"内参机密,出人诏命"。崔浩之所以不选李昕,是因为李诉出自范阳李氏,范阳李氏非髙门大族。恭宗与崔浩发生争论,说明恭宗于儒学标准上,与崔浩有矛盾。太武帝要崔浩选用李沂,说明太武帝于门第标准上,也与崔浩有矛盾。

最反对崔浩齐整人伦,分明姓族的是原鲜卑的部落酋长。据《魏书》三八《王慧龙传》(参《北史》三五《王慧龙传》云:

"初,崔浩弟恬闻麓龙王氏之子,以女妻之。浩既婚姻,及见薏,曰:'信王家九也。'王氏世齄彝,江东頃之'鱸王'。意龙彝大,浩曰。真贵种矣。'数向诸公称其美。司徒长孙嵩闻之,不悦,言于世祖,以其叹服南人,则有讪錄国化之意。世祖怒,召浩贲之。浩免冠陈谢,得释。"

又同书二七《穆崇传》附《亮传》(参《北史》二《穆崇传》附《亮传》〉略云:

"离祖(孝文帝)曰:'世祖时,崔浩为冀州中正,长孙嵩为司州中正.可谓得人。

当时汉人士族的首领为崔浩,原鲜卑部酋的首领为长孙嵩。而二人一为冀州中正,一为司州中正。在选举上不可能有共同标准。崔浩既然主张髙官与儒学合一的贵族政治,鲜卑有政治势力而无学术文化,自必被排斥在崔浩所理想的贵族政治之外。长孙嵩作为鲜卑部酋的首领、司州中正,借崔浩称赞王慧龙为"真贵种",在拓跋焘面前攻击崔浩"汕鄙国化",反映了鲜卑部酋对崔浩的僧恨。崔浩的《国记》"备而不典"《《魏书,崔浩传》〉,鲜卑本无文化可言,其为不典,是很自然的。而崔浩却因此罹祸。《瑰书》三五《崔浩传》云:

"真君十一年六月诛浩,淸河崔氏无远近,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初,钵标等立石铭刊《国记》,浩尽述园事,备而不典。而石铭显在衡路,往来行者咸以为言,事遂闻发。有司按验浩,取秘书郎吏及长历生数百人意状,浩伏受眯,其秘书郎吏以下尽死。"

崔浩想要建立的姓族与人伦、高官与儒学合而为一的贵族政治象梦影一样幻灭了,北方门第最高的两个士族清河崔氏与范阳卢氏,基本上被杀绝了。对原鲜卑部酋来说,如果不消灭崔浩、崔浩的姻亲及其姓族,那就是他们自身将被汉人所同化。当时所谞汉化,就是要推崇有文化的士族,要与他们合而为一。鲜卑部酋巳经走在这条路上了,所以他们对《国记》"备而不典"反感。但这时他们的汉化是不自觉的,自觉的是鲜卑部酋对汉化的抵制。崔浩事件的发生,表明在北魏的政治上,鲜卑部酋反汉化的力量超过了汉人懾家大族的汉化力量。但是汉化对当时的少数民族说来,是大势所趋,挡不住。到孝文帝时,北魏进人了一个新的汉化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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