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毓文：父亲郎静山的家
我对两岁前的记忆不深，但后来晓得更早的时候，我们住过台北温州街，是和父亲同宗的妹妹住在一起，有一个大院子。我两岁左右我们在台北临沂街，和雷妈妈的小孩住在一起，家里很热闹。每次哥哥姊姊的朋友来家里时，我都很好奇。那是一个日式的房子，也有很大的院子，院子里有一棵很老的莲雾树， 房子中央正厅面向着院子，正厅三面有三个房间、一个开放的空间，加上父亲的暗房和浴室、厨房和厕所分别在后面。
听母亲说，三哥为女朋友唱情歌的时候，就会把房门悄悄扣起来，其他的人就只能竖着耳朵在外面欣赏。三哥喜好拳击、马术，在上海念书时把圣约翰学校乘校车的钱省起来，早上三四点走路上学，然后用车费去学拳击和马术。刚到台湾时，据说三哥还曾和一群死党开着装甲车打群架，俨然十三太保，所幸长大后三哥还是正当做人正当做事，其后三哥的七海旅行社事业十分地成功。三哥遗传了父亲强健的体魄。听四姊说，抗战胜利后，父亲在上海也曾经从家里步行一小时，锻炼身体到龙华上班。
我的哥哥姊姊们喜欢听古典音乐，也是受父亲影响。因为父亲在暗房工作时，多半开着古典音乐。我母亲和四姊最合得来。在上海的时候，四姊从松江女中回上海，因为租界十点戒严，就先到我母亲家里过夜，第二天才回永嘉路。
永嘉路是抗日逃难到四川，回上海时候住的地方，父亲一家子人很多，当然只能住三层楼以上的房子。永嘉路的房子虽然也是三层楼，但是较小。所以后来又搬到打浦桥去了。最早到上海的时候，只有二姊和父亲从江苏清江浦，也就是祖父做两淮总督的地方，先到上海。
听四姊描述父亲在上海更早时在高恩路（今高安路）的房子，是一栋四层的里弄房，一楼是客厅和饭厅，有一张很大的雕花兽脚圆台子。二楼是两个大房间，一间雷妈妈和小孩子们住，一间爸爸住，爸爸的房间有一张大书桌和一个单人床，有一边是暗房冲洗台。二楼的家具全都是父亲自己设计的，有一个大衣橱，一边是一排底部下弯不用把手就可开的抽屉，一边就挂衣服，两扇门都有镜子，人站在之间可以对照出一串身影。
地毯是北京来的厚毛毯，蓝底白梅花的图案，佣人必须时常打打晒晒保持清洁。还有几张铁架的三角桌，可拼成方形或三角形，上面是玻璃。三楼是二姊和三姊住，四楼佣人住，每层都有亭子间，做书房和大男孩住。除了有四个佣人，姊姊们还特别包了一个裁缝。
我无法体会当年我们家在上海人气鼎盛的景况，但从至今还保留的街道和老房子看来，还是能发散出昔日令人艳羡的深厚底气。不像现在新式的建筑，徒有炫丽外表却遮掩不住门窗内外的冷漠。那时，人的性格想必也较内敛真诚一些。猜想父亲在高恩路时的心境，应当是非常愉悦而又充实的。
我四岁后，妈妈就把自己经营的童装成衣厂卖了，在板桥买了块地，盖了一间有十五坪大后阳台的红砖房。靠左边邻居处种了一排树，其中有一棵枫树，因祖父的客厅就名之为“枫林堂”。父亲在屋内则挂着自题的“留云精舍”，因为母亲属龙，也源自“风从虎，云从龙”之雅意。另一边的邻居是用竹篱笆隔着的，我们这一排的房子都是居高临下，距离下方田野有一层楼高，是十分通风清凉的。屋内无须刻意布置，或依赖文采填塞，就能感觉特有的清净安宁，且生机勃发。
从板桥公路局车站回家，经过板桥国小、一块田野、长长的板桥酒工厂和一个天主教堂，十分钟就到家了。如果放学后不走田野小路的话，我常常和迎面来的酒厂阿姨一路笑回家的。父亲回家的时间比较晚，都是乘三轮车的。十多岁的时候，有一次三轮车和迎面来的汽车擦撞，父亲那时已七十多岁，还反应灵敏地从三轮车上跳下来，毫发无伤，很是得意。
父亲每天上台北办事，差不多都是早上九点出门，晚上也是九点左右回家。但回家后都能安静舒服地休息。爸爸喜欢睡软床，妈妈喜欢睡硬床，软床和硬床摆在一起。我还小的时候，喜欢侧睡中间的凹缝，弟弟则和妈妈睡在一张大床上。房间很大，两边都有大桌子，而且常有穿堂风。夏天，日子过得开阔自由生气勃勃。冬天，则父亲一回来，母亲就会点上煤油炉。灯罩上红红的一片温馨，还可以顺便烘干衣服。
每天下了课，我就从学校后门走乡间小路回家，中间会经过田埂上方高起的草地，一棵斜着生长可以半爬半走到树顶的老树，还有一间高墙围起来的花园洋房，然后沿着一排一间挨着一间的小房子后面的小河，到达我们家，有时还会被鹅群追赶。然后我可以在后面的大阳台上，拿了张椅子、一张木板，架在腿上和矮墙上，看着远处观音山红红的落日做功课，一片宽敞辽阔的感觉，但“八七”水灾时成为一片汪洋。
有庙会的时候，我也和邻居走远路，到同学家更乡下的农场吃大拜拜。那段日子的快乐与充满想象的空间，无可比拟。父亲的摄影作品中，也不乏自然而贴近人心的乡土作品，就是卜居板桥时拍摄的。但为强调自己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意志，却从不展示这些作品。
我们是巷尾的一间，在快要到家的路边，有一家很大的墓园，夏天白日里，我曾和邻居的小孩到墓园里玩过几次，我大一点考高中，晚上补习回家的时候，路灯不十分亮，经过时较比恐怖。我猜想，父亲有一张恐怖氛围的作品，可能是那时在板桥作的。
从上海到台湾的最初十年间，父亲也拍了不少大陆来台的名人雅士。张大千和于右任两人拍得最多。张伯伯的照片还常被父亲作为集锦照片的素材。
记得那时的枢机主教于斌，有一回到家里来吃饭，坐下来两大口，就把一个不算小的翻毛枣泥饼吃了。从此我就很喜欢注意别人吃饭的样子，并发现有名的人吃东西毫不秀气，而且也都不怎么雅观。
好景不长，随着经济的繁荣，板桥一片片的田园都盖满了房子，原有的安宁也离我们而去，保留在心中的唯有一点的大自然也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渐渐消失了。
住在板桥的这十二三年，是父亲生命中唯一可以安静休息的日子。搬到台北后，家里客人川流不息，大门多半是开到晚上十二点才能关上的。
我十五岁的时候，因雷妈妈最小的儿子，也就是五哥因肝病加上腹膜炎并发症去世，怕雷妈妈一人孤单，我们就搬回台北临沂街，和雷妈妈住在一起。不久，摄影学会也搬到家中。
摄影学会的活动很多，爸爸和我们一起出门或在家的时间都不多，好像没有什么家庭生活，但日子还是充满了新奇与忙碌。
回想在父亲身边的日子，总是相聚的时间少，忙碌的时间多。小时住在板桥的时候，也就是中国摄影学会在台复会之初，父亲每天都是早出晚归，每年至少出国一次，一年难得全家一起看一场电影，等到我们长大做事了的时候，虽然搬到台北，我们也因为工作的缘故早出晚归。
父亲总是有忙不完的事情，多半是他人的事，诸如写序、题字、为学会会员请托委办之事操烦等等。平时，一家人根本没坐在一起看过电视，父亲连报纸也不看。每日如常的辛勤操作，在在印证父亲的淡泊人生：“人活着，就是做一些事情而已。”
上海的家，充实了父亲对生命的憧憬；板桥的清静，回复我们生命的本质与明晰的心境。在台北，则必须朝未可预知的方向摸索。父亲的作品《云深不知处》可能就是来台后十多年的心境吧！虽然父亲在四川青城山奇遇的道人，指点过父亲到台湾发展。父亲八十多岁所作《腾云驾雾》，就是思念四川青城山道人而作的。年事已高的父亲到九十多岁，还是凭借不再充沛的体力，依旧走走停停，继续勉力宣扬中国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