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庄廓”记忆 Table qing in Xining作者|宋维朝（青海）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就住在“大庄廓”里。因为有我们家住在里面，所以当时周围的人们就把它叫“宋家大庄廓”，也称“宋家大院”。我上小学时，村里的小伙伴们还叫我“大庄廓娃儿”呢！大庄廓，据我爷爷讲，那是“拉郎家”为收封地里的地租而筑起的。得先说说“拉郎家”了。“拉郎家”，传说是解放前在今西滩乡一带的藏族牧主头人，占据着大量的耕地和草山，拥有许多的“庄头”和牧工。大庄廓就是他们家收取地租、贮藏粮食、圈牛养马的城堡。大庄廓确实大。大庄廓的“大”，一是因为它的占地面积大，二是因为它的高墙。大庄廓，东西南北，方方正正，每面墙大约有50米长，墙的根基据说有一丈厚。大庄廓墙究竟有多高？据我现在回忆，那时我家院子里长着许多高大的杨树，都大概有十几年的树龄了吧，那墙几乎掩过了树梢。在当时的土夯庄廓中用“鹤立鸡群”来比喻大庄廓的高一点儿也不为过。这么高的墙是怎么筑起来的？周围的人谁也说不清。以前人们分家盖房子前首先得打庄廓。栽几根木头檩条，夹几片长木板，中间装满土，提着石杵喊着“哼哪儿里哼，夯呀儿里夯”的号子，一上一下捣蒜似的筑土墙。十几个人花上七八天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筑起一付十八米见方，高约两米的土庄廓。那这么大的庄廓，得需要多少人多长时间才能完成呢？大庄廓墙的高处有许多的洞，那是红嘴乌鸦的窝。红嘴乌鸦，乌黑油亮的羽毛，红红的尖嘴，我们小时候叫它“嘎哇”，那是因为它的啼叫声而得名的绰号。大庄廓里面住着我们家和陈家。两家房连着房，一面低矮的墙把两家隔开，东边住陈家，西边住着我们家。陈家的男主人是我母亲的远房舅舅，我们叫他舅爷。舅爷很和蔼且很幽默，经常逗我们开心。我们两家加起来有八九个孩子，他家的几个孩子是我们兄妹小时候的玩伴，按辈分我得叫他们表叔表姑了，可因为是同龄人，不叫也罢，至今我们之间还是“白搭话”，母亲常叫我“铁嘴”。但那时候我们玩得很开心。因为院子里有许多大树，树梢上常常落满家雀、喜鹊、红嘴乌鸦。喜鹊在树冠上做窝，家雀和红嘴乌鸦则在大庄廓墙上筑巢。红嘴乌鸦很狡猾，怕我们掏它的窝，捉了它的孩子，总是在墙的最顶端挖洞筑巢。家雀则不管高低随便找个墙缝就做窝孵小鸟了，于是它的窝就成了我们觑觎的对象了。等听到窝里有了小鸟的叫声，我们便兴奋起来。一人蹲下，另一人踩着他的肩头，底下的人慢慢站立起来，上面的人伸手就去掏鸟窝，抓出鸟窝往地上一扔，里面的小鸟唧唧叫嚷着就被摔到地上了，那还没长满羽毛的翅膀使劲拍打着，我们捉住它们，用绳子拴住它的脚，拉着在地上跑，老家雀愤怒地在我们头顶盘旋着喳喳地叫骂着，我们则不管它，直到把小雀拖死扔在路边扬长而去。大人们也不阻拦我们，因为这些可恶的家雀经常吵得我们不得安宁，甚至趁人不在就飞进屋里偷东西吃，还把鸟屎拉在饭桌上，以表明它们曾经“到此一游”。掏了家雀的窝，我们还不满足，想掏红嘴乌鸦的窝。可那墙太高了，我们只好望窝兴叹。有一次听着小乌鸦在巢里的啼叫声，实在禁不住诱惑，我叫上弟弟和陈家老大，先爬上房顶，再从房上慢慢爬上墙头，试着接近红嘴乌鸦的窝，可让我父亲看见了，他柔声叫我们下来。等我们全下来到地面上时，他立刻就虎起脸，顺手抄起一根棍子就奔我们来，吓得我们落荒而逃，藏在外面，晚饭也不敢回家吃，还是我爷爷来找我们时，才敢跟着爷爷回家。树上鸟儿多，树下鸟屎也就多。雀儿屎在当时那可是“护肤美容用品”呢！姑妈家的表姐要出嫁了，腊月里，母亲请来表姐到我们家里“缓几天”。那个时候农村姑娘临出嫁前，还在生产队里劳动，手和面孔出奇的粗糙。没有“飘柔、欧莱雅、贝佳斯”，表姐撵我去给她拾雀儿屎。我怕表姐，就拿上小纸盒子，来到大树底下，一会儿功夫就捡满了一纸盒。看表姐把雀儿屎和枣泥，还有黑乎乎的不知什么原料拌在一起，放进研钵里，捣成糊状，然后装进一个小瓷瓶里，早晚抹在脸上。妹妹嫌雀儿屎脏，远远的躲着表姐。下雨天，是庄稼人难得的休息日，大家管这叫“天老爷放假”。这时候，大庄廓里会聚集很多人，他们是来听我父亲说书的，父亲会说书是村里出了名的。大家一边听书一边让烟，品烟，比烟嘴儿。那时候很少有人抽纸烟（香烟）的，男人们都有一支心爱的烟杆，他们管这叫“烟瓶”。铜烟锅，玛瑙的烟嘴，麝皮（俗称“香子皮”）烟荷包或者女人精心做的绣花的布荷包，系着铜钱、玛瑙珠子等作为装饰。烟荷包里装的烟叶也分等级，他们叫莫合、黄啦嘛等等什么的，我也搞不懂那种才算高级的。让烟是一种崇高的礼节，自己抽完一瓶（就是一烟锅），然后再装满一瓶，用烟荷包把烟嘴擦一擦，双手连烟荷包恭敬地递给对方，再接过别人给自己敬来的烟瓶。大家吞云吐雾，房屋里烟雾缭绕，这是男人们的最大享受了。我家还有一支“水烟瓶”，爷爷说那是印度货。壶身是铜制的，水罐里装着水，用来过滤烟雾，烟罐里装着专用的水烟丝。大家轮换着品水烟瓶，那咕噜咕噜的声音使人想起猫儿念经来。在那“史无前例”的年代里，农村有一大风景，就是老百姓家院墙的外墙面上，刷写着各色各样的宣传标语。它是那个时代的一面镜子，是政治语言的浓缩。因为墙高，墙面平整，大庄廓墙自然成了绝佳的政治舞台。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家南墙的外墙面上，一溜儿排着十几个大圆圈，每个足有一人多高。那是铲下去墙面约两三寸深，然后抹上白灰泥，再用红色颜料写上字体的标语坑儿。不知当时用的颜料是什么成份，经过多年风雨后依然不掉落不褪色。写在大庄廓墙上的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最后是一个炸弹似的感叹号。那几个字在我上到小学二年级时才认全它们，但也搞不清它是什么意思。等到后来弄明白了时我想那可能是看到大庄廓里娃娃们多，是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吧。有一天我放学回家，又看到几个人在我家大门旁边搭上木架子，在墙上铲挖。过了几天，一块长方形的“请示台”就做成了。里面是著名的“毛主席去安源”的画像，并镶上玻璃。父母亲就和舅爷舅奶奶每天出工前和收工后站在毛主席像前，手里拿着红皮语录本，做着“早请示，晚汇报”的功课。但那样时兴了一阵子，也就作罢了。可能是因为只有我们两家，没人监督，加上干活累，就偷懒了吧，足见当时两家人的思想觉悟不够高。大庄廓里，新鲜事也一天天多起来。先是电灯拉进了屋子。由于大庄廓离村子足有一公里远，我们家里通不了电。我有时去村里二叔家，晚上住他们家，羡慕他们屋子里头顶上的电灯，晚上一拉开关，电灯发出耀眼的光，屋里亮得跟白天似的。电灯上方白凉帽似的边缘呈大波浪的灯罩，那真叫气派。我们家里那盏古老的铜煤油灯，晚上全家人围坐在它的周围，那黄黄的一点光晕使人昏昏欲睡。如今电灯也拉进了我们家，使我们兴奋得不想睡觉了。后来，又有了有线广播。几根粗木电杆，把一根细铁丝一直从村子里引到了我们家，房梁头上挂上一支舌簧式的圆纸盆喇叭，爷爷还给喇叭做了个木匣子把它装起来，匣子的前面开着大圆孔，圆孔中间镶着一颗红色的五角星。一到傍晚广播里就开始播音，里面又说又唱的。我和弟弟妹妹们围坐在广播下面，听它唱歌又说话的，觉得里面肯定有很多人，有男有女，不知道里面的人是什么样子的。父亲还买了一辆旧自行车。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自行车算是奢侈品了。农村里谁家有一辆自行车，就比今天有了一辆悍马还让人羡慕。我家那辆旧“悍马”是父亲花了八十元钱买来的。这在当时对于庄稼人来说是一笔巨款呢！农闲时父亲带上我们出去“兜风”或走亲戚。我跨在前面横梁上，弟弟坐在后捎架上，父亲在中间蹬着车。风风火火一路下来，车后扬起的尘土让坐在后面的弟弟像背了灰似的。父亲在还没迈入“不惑之年”时不幸去世，我们两家就搬了家，离开了那曾经带给我欢乐和悲伤的大庄廓，也早早度完了我的童年。大庄廓，是那样土气和简陋，比不上北京四合院的华丽，没有江南水乡民宅的婉约，显得那样朴拙，但那是我的摇篮，那里曾经承载了我太多的童年记忆和梦想。而今，大庄廓只剩地面上一点模糊的轮廓了。有时偶尔经过那里，依然会在我心中激起一片思绪的涟漪……2014年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