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主义者与经济学“共识”的由来
前言：美国经济协会的明确意图是在奥派知识分子和进步意识形态分子之间上划等号——就好像这两者在道德和智力上具有可比性一样。
© 文 /【美】J. Edward Britton | 译：禅心云起
曾有那么一段时光，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是当时世界最受推崇的知识分子。20 世纪早期，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按它实际的样子为经济学界所真正理解：一门基于行动学逻辑（praxeology）和人之行动的社会科学。
但从 20 世纪中叶到 21 世纪初，经济学界以错误主张取代了他们对维也纳方法的赞赏，认为奥派经济学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时过境迁的伪科学，用途是证明自由至上和保守主义观点是正确的。
尽管主流经济学家不时地给奥派经济学家（或广义上包括奥派、芝派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一点甜头，但大多数学者还是向现代货币理论（MMT）或某种形式的凯恩斯主义漂移。
然而，为了理解主流经济学何以如此，我们必须首先了解经济学的共识是如何形成的。
经济 “共识”的起源
在现代经济学术界的形成中，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学院有一个事实鲜为人知，那就是它主要是由费边社（Fabian Society，一家成立于 1884 年的机构，以奉行“费边社会主义”而闻名，意在师法古罗马名将费边的渐进求胜策略，通过逐步改良来实现其社会理想）建立并支撑的。事实上，费边社的创始人韦伯夫妇——比阿特丽斯·韦伯（Beatrice Webb，1858-1943）和西德尼·韦伯（Sidney Webb，1859-1947），也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创始人。
韦伯夫妇
费边社早年通常是由一小群关系紧密的知识分子组成，他们聚在一起讨论乌托邦主义思想。但随着费边社不断扩大，纳入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杂志，它对经济学的影响发生了某种蜕变。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声誉日隆，几乎无人对其立场表示质疑。时至今日，凯恩斯主义的迅速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是该学院还有与其观念类似的邻居剑桥大学的产物。毕竟，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毕业于剑桥，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等远近各家机构做出了很大贡献。公有制计划经济思想和凯恩斯主义哲学在英国各家相邻机构之间循环传播，创造了一个伪知识分子的回音室，在那里，同样的学者不厌其烦地讨论着一成不变的想法。
然而，凯恩斯主义有一个大的问题。许多人认为，需求侧经济学的理论听起来公正而高尚，但很少得到经验证据的支持。因此，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流派决定放弃凯恩斯对需求侧经济学的具体描述，而采用形式更广泛的政策干预主义。
为现代宏观经济学铺平道路
因此，我们把目光从凯恩斯和费边社移向其他那些替现代宏观经济学铺平道路的关键人物。美国经济协会，作为经济学文献的主要出版商之一，由政治上进步的知识分子建立，比如理查德·伊利（Richard T.Ely，1854-1943），一位社运分子和教授，主张加强政府监管和实施理想的社会政策。我们以其工作为基础，可以很好地将他的观点概括为适度再分配和高度干预主义。他在自己一本书题为“所得税”的那一章中指出：
“人们已经说过（…）一切有钱人都应该根据自己的能力为政府的支持做出贡献（…）。大家普遍的（或差不多普遍）承认，除了所得税以外，没有其他税种是如此公正（…）。所得税与牌照费不同，它不会使穷人创业或维持生意变得更困难。相反，它的社会影响是有益的，因为它只让重担落在强壮的肩膀上。”
伊利并不是唯一协助创立美国经济协会的干涉主义者。凯瑟琳·科曼（Katharine Coman，1857-1915），一位对市场经济持强烈批评态度的进步主义活动家，也在这家组织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协会于 1938 年任命了最有影响力的凯恩斯主义者之一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on）担任主席。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兴起也要部分归功于它。
凯瑟琳·科曼是美国第一位女性 统计学教授、美国经济学会唯一女性联合创始人，以对工运的热情而著称
值得肯定的是，该协会也给了自由市场（奥派）经济学家赫伯特·达文波特（Herbert Joseph Davenport，1861-1931）和弗兰克·费特（Frank Fetter，1863-1949，在利息和租金理论上有重要贡献）类似的职位。但重点在于，美国经济协会的明确意图是在奥派知识分子和进步意识形态分子之间上划等号——就好像这两者在道德和智力上具有可比性一样。
在以后岁月里，美国经济协会试图和奥地利学派保持距离。奥派经济学家上一次当选主席已经是 1966 年的事情了：弗里茨·马赫卢普（Fritz Machlup，1902-1983，知识经济概念的创始人）获得了任命。就这一点而言，曾在孟什维克国际党团会议工作过的经济学家雅各布·马舍克（Jacob Marschak）原定于 1978 年出任主席（但不幸于上任前去世）。换句话说，美国经济协会宁愿选择一位同情俄国的主席，也不愿再次选择一位奥派经济学家。
马赫卢普和米塞斯
总而言之，主流学术界反奥地利学派的偏见，可以追溯到各家著名机构的不同实例，它们要么支持进步主义的思想领袖，要么摒弃某些不符合干预主义叙事的经济学方法论。
主流经济学的缺陷
我们对主流经济学的理解大多来自于计量经济学——利用数学模型预测经济结果。可以说，计量经济学是经济学这个领域遭遇身份危机的一大原因。一方面，经济学研究人的行动，因此是一门社会科学。另一方面，计量经济学和类似的研究方法导致了类似于数学和冰冷计算而非行为科学或人的行动研究领域。
毫不奇怪，计量经济学已经在主流中变得相当流行。毕竟，前面提到的马舍克便便被誉为计量经济学之父，在引起美国经济协会注意之前，他对耶鲁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大学就产生了不可否认的影响。
计量经济学自诞生以来，已成为主流学术界的一种“行业标准”。然而，计量经济学的致命缺陷在于它没有理解经济学作为“人的行动学”的本质。用弗兰克·肖斯塔克（Frank Shostak）在 2002 年发表的题为《计量经济学有什么问题？》一文中的话说：
“测量各个人的心思、价值观和观念是没有固定标准的。评价是一个有意识的、有目的的个人评估给定现实情况的手段。”
关于凯恩斯学派和后凯恩斯学派的缺陷还可以再说很多。几乎没有经验证据表明他们的经济刺激方案有什么特效。我们应该完全抛弃萨伊定律的观念而采用需求端驱动的经济方法是个极其荒谬的主意。亨利·黑兹利特（Henry Hazlitt）在他《新经济学的失败》一书中，为揭示凯恩斯主义的缺陷提供了全面的视角。
多一人学习经济学，繁荣就多一分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