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摆摊生涯 ｜ 原乡

今年6月，家里的李子下来的时候，父亲又出摊了。弟弟说，老爷子自己采了李子去摆摊卖，卖了上千块钱了。

其实，今年带父亲动白内障手术的时候，我就跟父亲谈好，今年不再出去卖李子桃子葡萄了，这么热的天，晒坏了，就卖水果那点钱，看病都不够。没想到，李子一熟，老爷子自己还是呆不住，又出去摆摊卖水果了。

父亲这一辈子，干过许多活，在农村，绝对是多面手。过去家里种了些经济作物，他很早就开始摆摊了。

有多早？我记不得了，也没问父亲。最早大概是文革后期，镇上出现集市的时候。

我家有一块自留地，祖产，低田，靠近河边，只能种水芹菜茭白之类。父亲种了些芹菜，阴历三月前半前，周边有传统的节场（庙会），最有名的是三月半的庙桥节场，其次是三月十二的礼嘉节场。那个时令，水芹菜正当季。父亲头晚盘好两苗篮水芹菜，第二天凌晨天未亮，骑车去往周边乡镇，或庙桥，或礼嘉桥，或走马塘，或南夏墅，设摊卖芹菜。当时没有城管，但也有类似供销社的市管员，虽说总是跑不掉要破费，但彼时比现在一些地方的城管态度要好，都是乡邻，难免会在其他地方照面，彼此总要留些面子。父亲卖不掉的芹菜，会在回家路上转村头，最后即使降价便宜卖掉，也不剩回家。

这是我最早的父亲摆摊记忆。

（家里种的春芹）

文革后，分田到户，市场也繁荣起来。父亲这个时候摆摊的内容，丰富了许多。家里又分了一块低田，一年两季，一季水芹一季耦，都要去集市上摆摊卖掉。这个时候，父亲除了三月十二和三月十五前会临时到礼嘉桥和庙桥去设摊叫卖芹菜外，主要在前黄镇上摆摊卖东西了。

那个时候前黄集市上摊位分两种，固定摊位和不固定摊位，固定摊位每月要交定额费用，非固定摊位则去一次交一次，也便宜。父亲属于游商，没有固定摊位那种，所以一大早要去集市上抢占客流多的有利位置。父亲总能抢到，因为他总是足够早。而且父亲在前黄镇上人头熟，市管员也多少有些怵他，认识人多，对卖东西很有帮助。

大多数时候是父亲亲自出摊，有事时则有祖父出马。夏天父亲摸的甲鱼钓的黄鳝，则通常都是祖父去摆摊卖——彼时父亲要抓紧时间，去摸甲鱼或钓黄鳝，这些东西比较贵，挣钱多。

当然也会摆摊卖自家的茭白、黄豆、青菜、番茄等。家里自留地种的这些蔬菜，自己要吃，不够卖时，父亲听说常州凌家塘的农贸批发市场的蔬菜价格比乡下集镇还便宜，父亲便在下午骑了他的凤凰自行车，去20多公里外的凌家塘批发些小青菜、大豆、茭白之类回家，晚上家人把小青菜收拾好，豆子剥好，第二天一早父亲就去前黄镇上摆摊卖这些。

卖完这些，父亲回家吃了早中饭，然后会去前黄的棒冰厂，批发些棒冰，转村头叫卖棒冰。卖完，帮箱子搁家里，父亲又马不停蹄地赶去常州近郊的农贸市场，继续批发些蔬菜回来，第二天到前黄镇上挣个差价。

我上前黄初中时，父亲找了个零活，在前黄苗圃看夜更，也即今天的夜班保安性质。我有时会陪父亲住在值班的宿舍里。春天我在睡梦中时，父亲已经插空回了一趟家，骑了两苗篮芹菜来，都是头晚上祖父母洗好盘好的。待天蒙蒙亮，父亲便叫醒我，让我坐在自行车的三角杠上，他带着我和芹菜，到前黄镇上“抢摊头”——占据好位置，然后叮嘱我几句，让我看摊，他自己回苗圃等着交接班。

我没给父亲看过几次摊，更没有能卖出一把芹菜，我脸皮薄，怯于叫卖。相反，被老师撞见了。老师后来找父亲谈了一次话，那次谈话后，父亲再也没有叫我去帮着看过摊。

父亲在前黄镇上，卖过家里种的水芹菜，小青菜，黄豆，卖过凌家塘批发来的蔬菜，卖过自己捉到的甲鱼黄鳝和黑鱼等。

后来经济状况有了较大改善，父亲年岁也渐大，芹菜地转包给了同村人种，自己只留了一小块种了自己吃，而大豆之类，也越种越少，主要是留着自己吃或送朋友了。但父亲还继续摆摊，不过是卖葡萄而已，家里的良田种了葡萄。

父亲年纪大后，已经基本不去前黄镇上卖葡萄了，他主要去大学城附近的小区，或者就在村附近的主干道边上树下摆摊。

与早些年摆摊给市管员点根烟，或适当交些费用就能在规定区域安心设摊不同，这些年，因为所谓城市形象的妖风也刮到了乡下，像父亲这样的非固定摊位的流动小商贩的空间愈来愈狭小，常常一不小心就被城管驱离。与过去辛劳最大的不同，是如今城市殖民后，集镇之上乡村道边几乎放不下农民自产自销的一个筐子。

有一年父亲在三夹里附近的道边摆摊卖葡萄，头天来了位年纪不小的警察，提醒父亲第二天下午什么时候不要到这里摆摊，有领导要经过。父亲点头答应。第二天父亲还在那儿卖葡萄，尚未到那个时间，一辆警车停在了路边，一个年轻的警察下来态度十分恶劣地驱赶父亲，父亲被惹恼了，一来尚未到时间，二来警察态度恶劣。本来到点前准备搬离的父亲声音高了起来，坚决不肯搬了，父亲不像一般农民怕事，他认死理。被惹恼的父亲教训警察说，老子大冬天下河替警察摸尸体的时候你这小赤佬还不知在哪，这路占了我们的地，我们在路边卖个葡萄，你还穷相霸道，你不会说人话么？你要敢动手试试看？

那个年轻的警察也愣住了，他从没想到有人不怕警察，满脸通红，僵在了那。车上下来了另一个警察，是昨天那个老警察，赶紧给父亲递了根烟，一边叫年轻警察回车上，一边跟父亲致歉，说年轻人不懂事说话没轻重之类。父亲这才答应收摊。后来故乡有朋友看到我发的父亲的遭遇，还联系要给父亲在市场安排个固定摊位。但这不是父亲要的，父亲要的，只是一点点尊严，尊严。

“让他忽然明白，也只有小贩们的世界，才是真正的自由王国。”

金宇澄在《回望》里，写他父亲在被他为之奋斗的政权秘密拘押于家附近的小楼里半年时，听窗外小贩熟悉的声调，忽然明白自己就被关在家附近。他慨叹小贩的自由。

老人肯定不会想到，这些小贩并不自由，在后来被城管驱逐后，终于要从大都市消失了。

梁实秋写北平的吃食，曾预感到这些小贩们的命运，比金老先生准得多：“如今呢，胡尘涨宇，面目全非，这些小贩，还能保存一二与否，恐怕在不可知之数了。但愿我的回忆不是永远地成为回忆！”（梁实秋，《北平的零食小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