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谍」1946,中共情报系统楔入抚顺国民党军、政,特的情报组

在今天的抚顺东二路上,有一座中国银行大厦,高楼圆柱,气派非凡。在七十多年前,那里原来有一座二层小楼。而这栋小楼的主人,正是中共情报保卫系统(东北局社会部)埋在抚顺的一颗棋子。

1946年,抗战已经结束半年有余,但中国并未迎来盼望已久的和平。内战一触即发,中共先发制人,为了抢占战略地区,大批军政人员迅速开进了东北。当然,国民党依靠着美援的飞机和轮船,也迅速的将军队向东北集结。就在上年(1945年)秋(11月),国民党杜聿明部已经展开了军事攻击,即所谓的“打出山海关”。

抗战用数千万国人的鲜血换来的胜利,并没有阻止枪炮声的消止。几乎就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同时,国共双方已经响起了“内战”的前奏曲,上党战役、邯郸战役,包括国共双方在东北的硝烟。引起了国际社会在瓜分战争胜利利益中的不安。为了战后的格局倾斜,美国派出了马歇尔,开始了“军事调停”。北平成立了“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处理国共之间军事力量的摩擦行为。

为了谋求和平,中共顾全大局,根据“军调部”的意见,开始逐步让出了一些城市和地区,包括东北抚顺。

1946年3月21日,中共党、政、军撤出抚顺市区,实行战略转移。按照“派遣干部,深入城市,安下据点,接上关系,长期隐蔽,积蓄力量,准备反攻”的方针,中共未雨绸缪,为了将来的胜利,实施了在抚顺的中共隐蔽战线潜伏计划。

1947年,中共隐蔽战线成员傅毅受东北局社会部领导人邹大鹏派遣,从哈尔滨来到抚顺,找到他在吉林抚松中学时的同事、当时在国民党东北生产管理局抚顺分局任工程师的王正,准备建立在抚顺的隐蔽情报工作关系。

大学时代的王正

王正,1919年元月元日出生,沈阳祝家镇上高士村人;1942年,毕业于伪满国立奉天工业大学(今东北大学),经过中共的秘密观察和考察,其是有着强烈爱国意识的青年科技人员。

1946年9月,他满怀实业救国的思想,曾组建了抚顺首个科技人员组织-抚顺市科学技术联合会,任总干事。

彼时,他目睹了国民党在日本投降后的接收嘴脸,仅一年多的时间里,横征暴敛,贪污腐化,把东北搞得百业凋零,民怨沸腾。他下定决心,准备和几个有相同主张的老同学、同事到哈尔滨去,投奔中共。(注:彼时哈尔滨在中共掌握之中,为东北局所在地。而其三哥王振乾已是东北民主联军一纵政治部副主任。开国少将。这也是中共将抚顺隐蔽情报关系选择了其的原因之一)

王振乾少将

而傅毅的到来,经过分析和说服,王正打消了前往解放区的念头,成为了抚顺地区中共情报骨干人员,潜伏于抚顺市区,以傅毅作为领导,建立了东北局社会部抚顺情报组。该组前后吸收了经过考察,并且在社会各个岗位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人员,其中有王正同学孟君平(抚顺矿务局电气工程师),表兄董辉(为人精明强干,善于应付复杂情况,适于做传递情报的交通工作),王正的弟弟王振麟(伪警察局文书,可收集到敌人的秘密文件,窥探伪警察局的动向,能弄到在敌占区活动的护照和通行证)、高纯(在沈阳市国民党党部负责收发文件工作)等人。一个能从各个方向获得国民党在东北(主要在抚顺)的党、政、军、警、团各种情报的中共情报网络就此形成,并同时开通了于沈阳、铁岭、抚顺间传递情报的交通线。

而这个抚顺中共情报组网络的中枢(抚顺情报站),就设在本文开头提到的地址,彼时东二条通(即今东二路)王正所住的二层小楼。小楼原来的主人是伪满时期一个名叫江头祖的日本人。

以后,随着王正搬家,该情报站又搬到四国町住宅(今新抚区东一路小学东院的居民住宅区)。

1948年春,在去解放区清原和开原传递情报回来路上,经过铁岭时,王正又发展了老同学、铁岭煤矿矿长张绍禄(后改名为张孚)为中共情工人员,再经张绍禄介绍,又发展了在沈阳国民党军中做文书收发的孙景尧(其为张之舅父)。再以后,王正又发展了自己的外甥,正在沈阳第二工科学校读书、追求进步、积极参加学运的外甥关真参加了情报外围工作。

抚顺的这个中共情报组,汇集了各类人物,从各个方向收集了大量情报,其中有国民党军部署中,其装备、配置、番号、调动等情况,包括空陆联络信号,电报密码的更换,军用飞机动态,机场防护设施、设置等。另外,还汇集了大量沈阳、抚顺地区国民党部剿匪司令部、警备司令部、军警联合稽查处、城防指挥部等上下级机关来往信息、请示、报告、命令、部署等文件。

同时,还抄录了抚顺民间私有枪支、弹药等登记台帐,并随时掌握国民党军警宪特在夜间搜捕行动、清查户口、戒严口令等动向,为当时中共隐蔽组织的成员活动带来很多方便。此外,他们还收集了大量国民党党、团、军、警、特和当地劣绅和接收大员相互勾结,为非作歹和贪污腐化等劣迹,以及抹黑中共的言行等,可谓事无巨细,不仅为当时中共军队取得战争先机提供了有力的情报保障,更为以后解放沈阳,及后来的中共建立政权和管理各类军活动和部署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当时,除了傅毅和董辉就住在王正家里,所有情报由王正阅后,由傅毅审阅,然后分别整理,或复制送出,或保管备查。对需要送出的情报,由王正用淀粉密抄。工作量大时,分别由杨凤华(王振麟妻子)和李湘云(张绍禄妻子)协助抄写。这些情报装入交通员的自行车大梁铁管里,送出敌占区。最初这些情报直送哈尔滨,随着解放区的扩大,改送到东北局社会部清原情报站。

峥嵘岁月的残酷,非现在的文字能描述,曾经就在这个情报站附近,东面隔一条马路有个仓库,其中某管理员就被国民党宪特侦知,作为“赤特”(赤匪的特务)抓起来,立即枪毙了,这位无名英雄的事迹已经无从详考了,但在解放后认定为烈士。只不过,他恰巧不是“傅毅情报组”线上的人员。

1947年冬,抚顺面临着东北野战军的重压,城内对中共和进步人士的搜铺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与此同

时带来的便是民生的困难。厂矿停产,物价暴涨,米珠薪桂,民不聊生。“傅毅情报组”的情报活动所需要的经费,大多数是“以战养战”。为了生存和情报工作的开展,王正等人通过关系开办了一个煤厂,收买小贩煤炭,装包运往沈阳倒卖。后来搬到四国町住宅,正与抚顺火车站货场毗邻,更方便运煤。还与李克(傅毅妻子)的父亲合伙,开设豆腐房从中获得一点收益,还曾利用去解放区条件,携带点黄金首饰换取费用。

1948年春,王正还会同自己的两位同学(郭德藩、王雨林),利用抚顺第—铁工厂电炉,以偷电的办法,炼了几炉电石出售,维持了活动人员的费用。

为了情报的更深入,征得组织同意,用花钱收买的方式,傅毅打入到了国民党特务机构中,更为方便地掌握沈抚地区的特务活动内幕以及国民党军队的动态,同时,傅毅身着国民党军官服装来往于王正所住的东二条通住宅及四国町住宅,也起到了掩护情报组的作用。为了让博毅同志潜入特务组织,当时急需一笔用于贿赂的款项,因为数目大,王正从自己的表姐家借了一车大豆卖掉(那个时候,粮食比金子贵),换来了一笔资金。这笔资金一直拖欠到解放后,王正用自己的工资才还给了表姐。

1948年10月30日夜里,听到远处传来阵阵炮声,王正等人知晓这是东北野战军发起解放抚顺的总攻,随着时间推移,炮声渐近,又近闻激烈的枪声不时响起。及至31日清晨6时许,枪声渐稀,即知战斗已经结束,国民党军已仓惶逃遁。

1948年10月31日,王正和董辉(王正表哥,情报组成员)便立即乘车来到沈阳,到东北公安部(当时设在沈阳市公安局内)报到、汇报并请示今后的工作。彼时担任副部长的陈龙接待了他们,在听取了王正等同志的汇报后,陈龙同志对抚顺红色情报站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写了便条将王正等人介绍到抚顺市公安局龙虎局长和刘德文副局长处。

陈龙

陈龙,老抗联成员,中共情报保卫系统的老资格的领导人员,重庆谈判时,其曾担任毛泽东警卫,而其正是抚顺人。解放后,曾任公安部副部长。

1948年12月,除了原来在社会部的人员回归本部门报到外,王正等人被抚顺市公安局介绍到矿务局,开始了新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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