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华县银行、食品出口厂、煤建公司……任职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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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岁月

口述人 师元生 整理 姜小利

1953年2月，我被调任华县银行任副行长，配合朱彦彬行长开展清理旧贷工作，由于我在西安和潼关的工作积累了一些经验，所以工作起来得心应手，华县银行不仅第一个完成了清贷工作，储蓄业务也很有成效，在全省银行系统做出了表率。在搞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我带领我行精英们积极搞科研，发明了第一台捆钞机，在全国推广应用。

1955年我调任华县财贸部任副部长，负责华县公私合营改造工作，带领各部门通力协作，共同努力，华县工商改造工作顺利完成，在渭南地区名列前茅，地区组织各县在华县召开了现场会，表扬了华县的出色成绩，渭南地区大县合并后，我又调回华县银行办事处任主任一职。后华县要筹建外贸食品出口厂，那是县上第一个新建的国营工厂，对当时来说意义非凡，这个建厂的重任就落在了我的肩上，我成为外贸食品出口厂的第一任厂长，厂址选在杏林公社一片贫瘠的土地上。建厂初期，国家当时困难，各类物资供应极度缺乏，当时招了工人没地方住，我们搭工棚，没有床，我们就打地铺。这种用牛毛毡做顶的工棚，夏天闷热，冬天寒冷，白天蚊虫

叮，晚上臭虫咬，生活条件特别艰苦。我们战酷暑，斗严寒，边建厂边生产，为了尽快出产品，我们从西安、山西有些县市请专家和技术人员指导、帮助，终于在1959年首批合格的果品加工产品获外贸出口。随着产品多样化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工厂逐渐走上正轨，受到省外贸局的表扬。

陕西省出口食品厂 秦寂摄

1961年，我被组织调任县煤建公司当经理，正值国家三年自然灾害之时，老百姓不但缺粮食，煤炭这个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物资也很紧张，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査摸底，我们一方面派人到山西、河南、陕西铜川等地组织煤源扩大供应，另一方面派职工到农村宣传节煤灶，指导农民砌节煤灶，通过这一系列措施的实施，全县煤炭的供应得到了缓解，群众从凭票买煤到免票购煤，就连渭南、临潼、西安等地的单位都来华县购煤，反响很大。

“文化大革命”后，组织又调我任县食品公司主任。当时食品公司是华县商业系统的一大难。像一盘散沙，工作没有积极性，使群众无肉吃。我到新单位后，首先让大家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开诚布公，相互沟通，稳定思想，终于让大家消除隔阂。人心齐，泰山移，接下来重点解决县群众吃肉难问题。我给县委汇报了公司的情况，并提议让县委牵头召开全县公社领导会议，组织农村广大群众养猪，同时公司派人到河南漯河购买大量优质猪仔，逐级分发给农户。一年以后生猪陆续上市，吃肉难的问题迎刃而解，公司也一跃成为县上的先进单位。

由于我的工作努力，组织又调我到县副食公司当主任。当时副食公司面临着物资匮乏、货源短缺等一系列问题，就说白糖吧，不要说一般群众买糖，就连病人也要凭医院证明才能供给少量的白糖，甚至有些需要领导批条子。为此，我们赴四川、河南、广西等地，多方筹措，组织货源，极大地缓解了白糖供应紧张问题。

1977年组织调我任三管站主任。到任后，我骑车子跑遍了全县境内各个河道，发现华县境内有五条河道与渭河大坝的工程迟迟修不起来，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为此，我及时给县委做了汇报，请求县委召开县、公社两级会议，并请地区三管站派人参加，研究具体措施和方案，一次性组织了两万多人，一举将五条河流与渭河大坝全部修好。1980年渭河洪峰来临时，我与时任县委书记王彦博、副县长张安邦及沿途各公社领导群众一起，在大坝上严防死守十多天，直到渭河大洪水平安通过，大坝经受住了考验。

1970年我被调任华县水利局担任副局长，主要负责防汛、水利设施配套和完善工作。在这段时间，主要解决了当时的几个问题：一是由于陕化厂在侯坊公社打深水井，影响到侯坊和华州两个公社的群众用水，致使双方矛盾不断，经常发生冲突。经过我们与陕化厂多次沟通，充分协商，该厂同意出资为两个公社打井，解决了这两个地区群众生活和生产用水，也缓解了双方矛盾。二是由我牵头，组织少华、莲花寺二公社共同将小夫峪水库拦河大坝加宽加高，加大了水库的蓄水能力，使库区群众共同受益。三是东阳公社水库修建初期，因为炸山取石等原因，修好的水库存在渗水问题，不能正常蓄水，群众反映强烈。为此，我们组织和抽调专业技术人员，针对水库渗水问题，制定专门的补渗堵漏措施，经过修理和加固，有效地解决了水库的漏水问题，水库也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如今我虽已离休，但作为一名老党员老干部，我不能淡化自已的信仰，于是我把组织关系转到现在居住地，正常过组织生活，参加组织活动，履行党员应尽的义务。

原文来源：《华县老干部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