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州记忆：桥峪水库的点滴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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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峪水库的点滴回忆
桥峪水库，对我们这些参加过水库建设的一代人来说，不仅仅是一座水库的名字，而是一段难忘的岁月，一段火红的青春，一份情怀和感慨。1970年至1972年，我和众多民工（当时称为“水利战士”）一起，参加了桥峪水库建设，许多场景和情感，至今长萦于心，久久难以忘怀。谨以点滴和片断的回忆，缀成此文，献给我们逝去的青春。
一、奔赴桥峪
1970年，我做为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正在柳枝公社农村插队。当时，桥峪水库建设已于1969年11月开工，先是塬上几个公社上劳。次年2月，华县革命委员会（下简称县革委会）决定，全县各公社都抽调劳力参加水库建设。柳枝公社也抽调了精壮劳力组成柳枝工程营。开赴桥峪水库建设工地，并设立营部，以统一管理。1970年10月，县革委会又决定利用冬闲时间，全县总动员，抽调更多劳力上桥峪，开展更大规模的水库建设。
柳枝公社随即要求各大队动员精壮劳力，并充实营部领导力量。那是一个“突出政治”的年代，政治宣传有特殊重要性，柳枝公社革命委员会负责人知道我是北京知青，又善写文章，就点名要我到营部当宣传员。当年11月，我就打起行装，从柳枝出发，经瓜坡上金惠塬，来到柳枝营住地金惠公社李崖大队。
二、柳枝工程营
当时水库建设的领导机构全称为“华县桥峪水库工程指挥部”， 上劳的民工，军事编制，各公社为“工程营”，各大队为“工程连”，简称营、连。建库工地在桥峪口，指挥部也设在那里。民工们则分散住在附近大明、金惠等公社的各个村庄，柳枝公社的民工们就住在李崖大队的农民家中。柳枝公社当时11个大队，全部上劳，最多时曾上劳300多人。除山区4个大队组成一个连外，其余每个大队为一个连，设柳枝工程营统管。营部设教导员、营长、会计、技术员、宣传员等。当时的教导员是公社革委会副主任袁克中，营长是公社干部冯配寅。营部住在一家农民的三间厦子房中，几个人睡觉、办公都在这里。其实营部人员的所谓办公，基本上都是上工地带工，只有会计算账、宣传员写材料时，可以待在营部。大多数公社民工的主要劳动任务是拉土，将桥峪口西坡的黄土向下填到坝址上。营部的几个人到工地，主要任务，一是安排取土地点，二是指导坝址填土，三是防止事故发生，四是宣传鼓动。
我作为宣传员，在工地上主要就是作宣传鼓动，提个铁皮喇叭，念念毛主席语录，喊喊几句口号，提醒大家注意安全等等，并对工地现场出现的好人好事进行表扬。这种工作干久了未免乏味，我也就经常帮民工装土拉车。其实我最头疼的工作，是每月给水库指挥部政治处写一篇工作总结。倒不是工作总结有多难写，而是在那个“突出政治”的年代，必须掌握相关的“套话”、“大话”、“假话”，以示政治正确，这个“技巧”颇费心思。拉土垫坝写总结，不外乎上劳多少人，拉土多少方，完成任务的百分之几，采取何种措施等等。但这种“政治总结”需要空话连篇，不然不能过关，只好用政治语言填充。一两千字即可的月度总结不写到七八千字、成万字不算“成功”。直到现在，我记忆尤深的是：十冬腊月的深夜，守着一盏煤油灯（当时农村没通电），伏在房东家的老式方桌上，跺着脚，哈着手，绞尽脑汁写至天明的情景。写自己喜欢的东西是一种享受，写自己厌烦的东西是一种煎熬。
在柳枝营当宣传员，我感觉颇有意义的有两件事：一是参与了对老红军樊治国先进事迹的采访和编写。二是红七连先进事迹的总结和宣传。
樊治国是甘肃省静宁县人，1935年参加工农红军，革命战争年代多次负伤，以致因伤残在华山荣誉军人疗养院休养。1956年，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他坚决要求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随即到华县柳枝南关村安家落户。1970年2月樊治国到桥峪参加水库建设，以普通民工的身份出现，劳动中吃大苦、耐大劳，有一股拼命劲头。柳枝营的领导得知这个50多岁，埋头苦干的民工老汉竟然是一名老红军时，十分感动，要求对樊治国事迹进行宣传。我上水库前的宣传员杨问善先期采访、调查，形成初步材料。我上水库后又对他及其周边的人深入采访，对先期材料进行了修改润色，营部以此材料为基础在全营宣传樊治国的模范事迹。桥峪水库工程指挥部见到这些材料后，也将樊治国树立为先进典型，大力宣传。1971年夏，指挥部成立“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师团”，组织先进单位、模范人物到各营开展讲用活动，樊治国也是其中一员。他不善言辞，由别人宣读介绍其先进事迹的讲稿，这个讲稿是我写的，其草稿我至今还保留着作为纪念。樊治国在战争年代头部负过伤，据说那颗子弹（或弹片）始终没能取出，因此他不爱说话，采访很艰难。但这个个子不高、身体干瘦、表情木讷的老汉，干起活来却生龙活虎的样子，我至今都难以忘怀。
红七连由当时柳枝公社的张家山、沟峪、西沟、石沟4个山区大队的上劳民工组成。山区大队人口少，上劳也少，无法一个大队单独成立一个连队，故这些山区民工合并成“山区连”，后觉得这个名字别扭，就以当时政治时髦的“红×连”命名。至于“七”，是取“旗”的谐音，叫“红七连”，听起来像“红旗连”，这在当时有一种“高大上”的感觉。红七连的民工都是山里人，特别能吃苦，格外卖力气，而且严格服从命令听指挥，因此营部较少安排他们拉土，而是安排他们干挖土、修路等杂活。红七连吃苦耐劳的精神和较强的组织纪律性很快彰显出来，指挥部也发现这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就安排他们排除爆破后的险情。为了取土方便，往往需要在取土的山坡上进行爆破，爆破后的山坡土质酥松，极易发生塌方，需要有人上去排除险情。但此活比较危险，而红七连的顽强精神正适合完成这种任务。那时，人们经常见到这样的场景：隆隆的炮声刚刚停息，红七连就冒着危险抢先爬上山头，挥镐舞锨，将那些可能塌方的险情一一排除。指挥部还经常分配红七连一些打跑眼、抢修运土道路等“急难险重”任务，他们都出色完成了。
红七连干活的凶猛顽强，哪里困难哪里上的精神在水库非常驰名。为了表彰先进，树立典型，1971年春，我受命撰写红七连的先进材料。我深入到这些淳朴山民之中，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搜集到许多动人事迹。材料很快形成，领导也很赞，红七连的先进事迹在水库建设工地很快传播开来。当然，在当时的形势下，这个材料有很多“政治包装”，但他们的苦干事迹是真实的。1971年夏，指挥部组织“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师团”，红七连连长杨邦劳作为这个先进单位的灵魂人物，参加了这个讲师团，到各营开展宣讲活动，他的讲稿，也是我写的。杨邦劳，是我的同龄人，虽然他20多年前就英年早逝，但他的音容笑貌至今在我的记忆中，依然十分清晰。
作为下乡知青，在柳枝营当宣传员的日子里，我充满了理想和激情。每当在工地上看到宏伟的建设场面，看到川流不息的运土大军，就豪情万丈。水库建设是24小时三班倒，一次零点班下班，正是一个朝霞满天的清晨，诗兴大发的我不禁吟出了一句“迎着瑰丽的朝霞，迈着矫健的步伐”。回去后，按此思路，挥笔写了一首诗《水利战士之歌》。“水利战士”是当时对水库建设民工的“革命化”称呼。这首诗按当时的习惯，署名为“柳枝通讯组”，首先发表于1971年1月1日的《桥峪战报》上，《桥峪战报》是水库建设工程指挥部政治处编辑的油印小报。1972 年5月，华县文化馆编印的《诗歌集》；1973年5月，水库建设工程指挥部编印的《桥峪峡谷起平湖》也分别转载了这首诗。这首诗其实很稚嫩，只是一个青年人的一时兴起之作，但却是那一代年青人激情澎湃的真实心声。
三、工地广播站
1971年9月，可能因我会说普通话，被抽调到桥峪水库工地广播站当了播音员。广播站在水库建设中很重要，工地面积较大，在没有电话、手机的当时，指挥、调度、通知，以致找人，非高音喇叭不可，更别说宣传鼓动了。
工地广播站是桥峪水库建设工程指挥部政治处的下属单位，位于指挥部大院的南部，在指挥部各单位中距大坝较近。广播站的房子，与指挥部的其他房屋一样，都是“干打垒”，即房屋的墙，是在两块固定的木板中间填土夯实而成。房屋坐南朝北，是三间还是四间，记不清了。播音室在最东边一间，女播音员住最西边一间，中间有一间是广播站负责人张琳所住。我来了后，住在政治处的一座七八个人宿办合一的大房子中。
广播站负责人张琳，原是教育局干部，四五十岁，和善、精明，但处事谨慎小心。播音员前前后后有好几位，和我同时相处的有邱碧琳、李西兰、赵新胜等。女播音员邱碧琳，在水库广播站干得时间最长的人，声音清脆甜美，更为难得的是普通话说得非常好。当时，关中人能说普通话的很少，说得好的更少，邱碧琳吐字发音，声调掌握都很到位。她不但能播音，而且能编稿、组稿，编排广播节目，是个优秀的播音员。提到水库工地广播站，不能不提到线路维护工雒建国。工地安有十几个高音喇叭，若干千米的广播线将它们连接在一起，线路维护非同一般的村镇街道。因为工地经常放炮，每次放炮前，涉及地点的高音喇叭必须卸走，放炮后再安好，炸断的广播线要及时接上，这些工序经常频繁重复进行，是个辛苦繁重的工作。而雒建国一干几年，任劳任怨，全力以赴，是农村人所说的那种“连身躺”。还乐天知命，以苦为乐。记得一次下大雪，在大坝西面的山坡上，雒建国作业时，不慎滑倒，连翻几个跟斗，他一骨碌爬起来，咧着大嘴笑哈哈地开了几句玩笑，又干开了。
我们在广播站的上下班时间，与其他民工一样，也24小时三班倒。每一班播音三次，两次播音之间的间隔，是为了让扩大机散热。我们当时使用的是老式电子管扩大机，使用一两个小时就得停机降温。我记得每次播音开始，都是先播放《东方红》乐曲，然后呼号：“华县桥峪水库工地广播站，华县桥峪水库工地广播站，我们现在开始播音。”
播音内容，有三种：一是指挥调度、重要通知、安全宣传、工地新闻、表彰先进、现场实况等工程建设内容；二是播放革命歌曲、文艺节目，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重要新闻；三是当时政治形势所需的毛主席语录、紧跟形势的大批判文章、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等。
虽然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我们的播音有大量“突出政治”的空洞内容，但在我们播送的许多稿件中，也记录了水库建设克服重重困难、不断进展的真实状况，也反映了水库建设者艰苦奋斗、苦干实干的精神风貌。这些稿件，有第一线各营、连的投稿，有指挥部下属各单位的来稿，也有我们深入工地的现场采访。
那时我经常到工地，或现场观察，或调查采访，回到广播站，挥笔而成一篇《工地新闻》，立即在当班播出，时效性奇快。除日常的《工地新闻》外，我们还对重大工程项目、重要活动、会议进行现场速报。记得1972年1月19日，已进行50多天的截流工程，进入最后的截流闭气阶段。早上8点，我赶到截流现场，常驻水库的县委副书记兼革委会副主任朱怀玉、水库党总支书记兼政委李进才等领导同志已到现场进行安排部署，施工人员摩拳擦掌整装待命，装满黄土、混凝土、沙卵石的架子车排排摆开，准备碾压的“东方红”链轨拖拉机“突突突”地响着。一面面红旗、一幅幅宣传标语，烘托出截流工程最后关头的紧张和对胜利的期盼。8点30分，领导一声令下，黄土、混凝土、沙卵石源源不断倒向最后一个渗流集水井，拖拉机突击碾压，半个小时后，这个渗流集水井被填平，截流工程胜利完成，桥峪河水被拦腰斩断了。在确认截流完成后，我立即回到广播站，迅速写好数百字的“快讯”，在第一时间广播出去，在水库工地上空，飘荡着这样的声音：“贫下中农同志们、全体指战员同志们：现在，报告大家一个振奋人心的的喜讯，我库截流工程，经过半个小时紧张激烈地战斗，已经在9点钟填平最后一个渗流集水井，截流工程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1972年，莲花寺、少华、杏林、华州等工程营陆续完成水库建设任务，返回各自公社，广播站以宣传车、广播欢送会等形式，对此大力宣传。宣传车很简陋，就是水库的一辆大卡车，车厢上架两个高音喇叭而已。那时，我们没有录音机，我和邱碧琳就抱着一个扩大机，拿着话筒，坐在驾驶室里，播送欢送词。宣传车在全县各公社巡游，我们也就直播了一路。
工地广播少不了文艺节目，但那时是8个“样板戏”一统天下的时代，能播送的文艺节目少得可怜。为了避免“犯错误”，我们只能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文艺节目，播放几首能播的“革命歌曲”唱片。我们的唱片中有殷承宗演奏的钢琴协奏曲《黄河》，这是既符合当时政治需要，又有极高艺术性的作品，我常播放。我的一个朋友，是东赵公社插队知青，也在水库建设工地。他说，上零点至8点班时，容易犯困，简单重复的拉土劳动，使人低沉 ，但一听到钢琴协奏曲《黄河》那慷慨激昂，气贯长虹的乐曲，精神就为之一振，沸腾难耐。他请我多放《黄河》。于是，当他在工地拉土时，我就播放此曲。几十年后，他说，每次听到钢琴协奏曲《黄河》，就想起了在桥峪水库度过的岁月。
四、桥峪战报
桥峪水库建设工程指挥部政治处的下属单位有一个《桥峪战报》编辑部，我们俗称“战报组”。战报组宿办合一，编稿、刻印、睡觉都在一个大房子里。我因为住在这里，也经常给战报写稿，所以对其情况略有所知。
《桥峪战报》是油印小报，8开一版或4开两版，基本上四五天出一期。创刊于1969年11月，当时报名为《桥峪工地》，后改名为《桥峪战报》。停刊可能在1972年底或1973年初，约出版了200期左右。编辑人员前前后后有好几位，我能记起的是毛自强、李醒民等人。战报内容，在那个时代，当然有政治挂帅、革命的大批判、紧跟政治形势的“文革”色彩，但其中也有许多稿件记录了工程项目进展、营连工作动态、民工精神风采、先进人物介绍、讴歌水库建设的诗作等等。现在，《桥峪战报》已成了桥峪水库建设的重要史料。
《桥峪战报》是油印的，现在电脑时代的年轻人，大多已不知油印为何物。所谓油印，就是将特制的蜡纸覆于钢版上，用铁笔在上面刻字，然后在油印机上用滚筒滚上油墨印刷。《桥峪战报》的油印技术是出色的，字迹工整，印刷清晰，还能双色套印。从事刻印的有原端生、李醒民、雒应龙等人。原端生老师，“文革”开始前是咸林中学教育主任，“文革”开始后受到冲击，到桥峪水库，对他是一种“发配”。他很和善，不多说话，但刻字是一般人做不到的漂亮楷体。李醒民虚心向原老师请教，很快也会用楷体刻写，而且水平很接近原老师。
我为《桥峪战报》写了一些稿件，都以“指挥部通讯组”的名义发表，内容已记不清了，惟《截流战斗的日日夜夜》一文，印象深刻。1972年1月19日，截流工程取得胜利，而这个工程用了50多天。截流工程有一定风险，对指挥部署、现场组织都是一次考验。截流胜利了，指挥部领导也如释重负，就要求《桥峪战报》登一篇全面反映截流工程前前后后的通讯报道。战报的一名编辑完稿后，指挥部领导却并不满意。很少过问《桥峪战报》具体事务的水库政委李进才，在政治处处长侯济刚的陪同下，来到战报组，要求重写，并提出修改意见。我因为住在战报组，当时又是我的休息时间，正好在现场，有人建议由我来重写，李进才打量了我一下，同意了。于是我很快写出这篇《截流战斗的日日夜夜》，刊登在1972年1月22日的《桥峪战报》上。
五、大包干
我在桥峪水库期间，主要从事宣传工作，对工程建设的内部运作并不留意，但有一件事，却有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大包干”。那个时代，经济生产活动大都有“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的大锅饭现象。桥峪水库建设初期，也是如此。公社要求各队上劳，许多大队、生产队并不积极，只是上弱劳，少上劳应付上级。在工地的民工，不乏积极肯干，干活卖力的人，但许多人缺乏努力的动因，出工不出力，拉土装不满，蹭够时间就下班。这种现象使工程效率低下，进展缓慢。虽然指挥部与各工程营想了许多办法，如表彰先进，激励后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开展“饱装稳运”活动，架子车车厢加高等等，但效果有限，且难以长久。
这时，有人建议实行“大包干”,将工程量、资金下放到各公社，完成任务就可以回去。各公社也可将任务包到大队，大队包到生产队。但一提到“包”字，人们不免想到刘少奇“三自一包”的包产到户，当时正在深入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实行“大包干”，会不会是政治错误？这时有高人找到一条毛主席语录：“搞基本建设还是采用大包干的办法好，这样可以大大地降低建设成本。”这是毛主席1958年9月15日的一次谈话内容。有了这条最高指示，质疑的声音沉寂了。
1971年11月，县革委会决定，水库建设实行“大包干”。“大包干”很快推行下去，大队、生产队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上强劳，多上劳，想方设法早日完成任务早回家。民工的积极性也非常高涨，有人编了一首快板，反映了实行“大包干”的前后变化：“过去跑回回，混天天，8个小时算一班；现在豁出命，吃住干，一天要顶一天半。过去盼下雨，挣雨工；现在抓晴天，抢雨天，力争上游把任务完。” 实行“大包干”后，工效明显提高，进度大大加快。1972年2月，莲花寺公社率先完成水库建设任务，少华公社于4月，杏林公社于5月，华州公社于7月，柳枝公社于8月，也相继完成任务离开水库。 “大包干”实行一年后，水库大坝工程最终于1973年11月竣工。
六、再见，桥峪
1972年8月，柳枝公社完成任务离开水库，以民工身份在水库指挥部工作的柳枝人也一同离开，我就在此时告别了桥峪。之后的四十多年里，我因工作原因下乡到高塘、大明，常旧地重游，至桥峪水库看看。此时的桥峪水库已没有建设时期的车水马龙，红旗招展，革命歌曲回荡山谷的景象，而是高峡平湖，碧波荡漾，鸟鸣山幽，成为高塘塬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见此情景，我们这些在此付出过青春和汗水的人，莫不感到欣慰，莫不为自己这一段艰苦奋斗、无怨无悔的经历而自豪。
2017年1月24日
作者简介
闫广勤，祖籍山西祁县，1946年出生于北京，就读于北京清华附中。“文革”时插队于华县柳枝公社，1970年11月至1972年8月赴桥峪水库建设工地，先在柳枝营任宣传员，后在水库工地广播站任播音员。以后在柳枝公社革命委员会、柳枝中学、华县地方志办公室、华县民政局等单位工作，直至退休。长期研究华县地方史志，曾任《华县志》副主编、《华州史话》主编、《百年咸林》副主编。校注了明《华州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