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 | 沈昌文先生的几篇“阁楼人语”
1980年，沈昌文先生被任命为《读书》杂志负责人，后出任《读书》主编，直至退休。董理《读书》期间，他先后撰有大量“编后絮语”“编辑室日志”，是每一期编务的心得与思考，是与读者亲切交流的重要窗口，很多读者拿到新一期杂志，会习惯性地先翻到最后一页，看看“老朋友”这回说了什么。后来这些文字，都拟定标题，以《阁楼人语》为题结集成书。我们今天遴选四篇，希望在只鳞片爪中体现沈先生主编《读书》时的思路与方法。关于沈昌文先生对《读书》的重要贡献与长远影响，以及对我们持续而热情的关注，今天都已无需赘言。《读书》同仁为不能再看到他背着双肩包时常出现在三联的身影，不能再凑到他耳边大声地叫出“沈公”，而感到深深的不舍。祈愿，沈公的守望，永驻阁楼！
沈昌文（1931-2021）旧学新知
金克木先生在《读书》发表的文章是大家爱读的。最近，金先生将近年来主要在《读书》发表的文章编集成册，取名《旧学新知集》。“旧学新知”，这个名字取得好，它不仅确切地表达了作者的文字的特色，而且也证明了《读书》所要追求的一个目标。我们很想借它来谈谈《读书》编辑部的一些想法。《读书》多年来是努力传播海外新知的，不管这些“舶来品”在国内忽而贬值，忽而升格，我们初衷不变。原因无他，只因为文化学术领域必须对外开放，只有广泛了解、汲取、分析国外的新成就，才能走出中国人自己的路子。但是“新知”不只是存在于海外，海外的也不只是介绍进来、大家知道一下就算了事。就像马克思主义这种“新知”必须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一样，任何称得上是“新知”的东西都要从中国的立场来考察，同中国的事物相结合。“旧学新知”，体现了这种结合的愿望。《读书》杂志愿意积极绍介各种新知，今后当然不会放弃努力，然而在这同时，它更愿意组织学术文化工作者去做“旧学新知”的工作。我们不摒弃传统学术，也不认为全部“西学”即为新知，更不主张“全盘西化”，然而旧学应当贯以新知，新知应当用于旧学，这是明显的。
80年代的书市上，读者踊跃，时任总经理沈昌文高兴坏了我们高兴的是，主张“旧学新知”的学者在多起来。《读书》上几乎经常有在这方面努力的新人出现。尽管在有的问题上持论不一，然而不管对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看法如何不同，只要是融新知于旧学，化旧学为新知，百川归海，都会有益于中华学术！《读书》愿能为这一“旧学新知”大军忠诚服务！（原载《读书》1986年第5期）百期感言
一九七九年四月份创刊的《读书》，到这一期，正好满一百期。百岁是高寿，“百月”无非是上小学的年龄，值不得大事张扬。原本也想借这由头，搞个纪念会之类，热闹一番。但是想到《读书》的种种不足之处，不免自惭形秽，鼓不起这个勇气。加以今年以来，由于种种原因，竟然“阮囊羞涩”。亏本办杂志已属“豪举”，要化额外的费用就更说不过去了。
丁聪作于1987年的《〈读书〉百月生日气象记录》漫画但是八年多以来，无数读者、作者的盛情可感。为了表示一点心意，编辑部同仁以其余力，邀约与《读书》有关的文人学士，撰写一批学术论文，编集出版。经几个月筹备，现在已基本齐稿，不久问世。它不是一本富丽堂皇的纪念册，印刷、装帧尽量不使过于简陋，但也绝对金碧辉煌不了。出这么一本书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也难说清。最多无非是：使《读书》杂志多留一些痕迹在世界上——这大概也是人之常情吧！这倒可以说明我们为什么要出的是一本学术论文集——因为学术文章生命力较为久长，于是杂志以文传，使得《读书》也能多为一些人所记得。例如，我们很多人都记得浦江清先生的力作《花蕊夫人宫词考》，由此也就想起来它的独特的出处和出版情况，等等。办刊物同其他事情一样，到了时常想到要为人们记得的时候，那么，这个事业总是已经有点使人不记得了。我们当警惕这一点。《读书》曾经以其锐气和活力开其始，当今“百月”之际，我们仍在总结经验得失，希望它今后仍然是一个小型的、简朴的、无足轻重的但是使人不易立即忘却的刊物！（原载《读书》1987年第7期）后饮酌·后学术·后刊物
读前辈文人日记，每有某人招饮于某处的记载。其后知道，某些重大的文化规划往往产生在此类饮酌之际。五十年代初，犹见杂志的老编于发稿之余，与同事们小酌一番，席间谈笑风生，感情融洽，新进者当时之受益，直可与费老年轻时听马凌诺夫斯基喷烟斗、发高论相比拟。一场三反、五反，结束了此种情境。连几位德高望重的老编，也亲见他们作了痛切的检讨。整个六十年代里，只有在初期，以胡愈老地位之尊，还能为《知识丛书》的编辑工作邀宴一番。而这事到了“文革”，则又成为“罪行”一桩。现在回顾，五十年代一代某些编辑之不够长进，也许同此后几十年里交往稀少有关。如今，又经一度沧桑。饮酌之快，早不在话下。问题倒在，有时饮酌本身成为了目的，这又不免有违初衷。文人、编辑之小饮小酌，所重者应在“后饮酌”，而不在饮酌自身。“后饮酌”者，事后对席间传来信息之思考、整理、领会。更所要者，是席后的催稿、“逼债”。非如此，哪里办得成一个刊物？
高朋满座的《读书》服务日，沈昌文（右侧站立者）往往担当起端茶倒水的“跑腿”工作京中有些健谈的学人，或为本刊的同饮好友。有一位哲学家，席间曾指点本刊的方针说：你们搞学术，最好搞“后学术”。学者们为了学术，收资料、写文章，所出成果为“现学术”，它适合学报，而不适合《读书》。其后再有消化，融以学术以外的种种感受，表以学术文章以外的适当形式，方为“后学术”。《读书》文章之可读者，往往为“后学术”。这一“后学术”的主张，实为本刊同仁近期“后饮酌”之重大收获。《读书》要谈学术而非学术刊物，说来实在别扭。过去曾有“不是学术的学术”一说。现在由研究“后现代”的专门家提出“后学术”一词，真是一大发明，值得为此浮一大白！“后学术”大多产生于“后饮酌”，编成者则为一“后刊物”，即不合时尚之刊物。“后现代”废弃时尚，《读书》虽有一定方针，但不欲处处“随时俱进”。从这一点说，途径约略相似。三个“后”生拉硬扯地汇合在一起，吾人于《读书》之宗旨及运作，或可稍稍有会于心焉！然则，“后饮酌”可理解为“混吃混喝”；“后学术”不免被讥为“学术性”不足；至于“后刊物”，虽然“后”字不甚雅驯，但是并非自甘落后，也就算了。（原载《读书》1994年第4期）文化阁楼
有高明之士倡导“文化空间”说，初听之下，吓一大跳。“空间”何指？一块广袤无垠的空地？一个人山人海的广场？知识分子要有自己的“文化空间”，要那么大吗？能得到吗？后来知道，“空间”者，space之谓也。Space这词连我辈不晓英语者也认识。过去铅字排印的时代，铅字间加的空铅，即称space，上海的排字工友直呼之为“司配斯”。最小的“司配斯”，是一个老五号字的八分之一，小到可以落地无声。知识分子所需的“文化空间”，以中国来比例，大概不会比这多。这么一想，倒也放心了。更有一说，这“司配斯”所安置的地方，不在中心，而在“边缘”。“边缘”说近年很听人说起过，考究一下，方知是英文margin之中译。这词对我辈编书匠又是一个熟面孔。一本书的天地空白，就是这词，从做出版学徒之日起，就已相识。
《阁楼人语：〈读书〉的知识分子记忆》，作家出版社，2003年初版（来源：doub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