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企业的理论，就没有企业的经营，企业家必须认真学习探索理论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
华为探索到了自身阶段性的理论，《华为基本法》，华为首席管理学家主编的《华为管理三部曲》，就是华为公司的基本理论。而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乐视。蚂蚁金服虽然赶上了风口，短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因为缺乏科学的理论，只会是昙花一现。阿里能够走到今天，它的价值观体系是最为朴实的理论，是阿里走到今天的基石。似乎阿里的这个价值观基石正在被动摇，如果是这样子，未来可能就会有危机。社会实践活动离不开理论指导，企业经营治理是非常复杂和充满挑战的，随着企业规模的增长，企业经营更加复杂和充满挑战，离开了理论指导，就像一艘船在大海航行没有了动力系统、没有了方向。
一些企业家朋友可能会问：为什么要去探寻自己的经营理论呢？现成的，取得过成功的好方法就在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欧美的宪政议会制等等，我先拿来，再摸着前人石头过河，不行么？或者，还有很多企业家，或许并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也没有认知到理论的存在。
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给中国带来了伟大的成功，从理想上来说，似乎掌握好马列主义这一套方法，也能在商业领域获得成功一般。许多企业家也确实开始意识到成功过的理论的重要性，都在尝试着吸收马列主义，或者在西方取得过成功的宪政议会等方法，以期许能在不同的场合开出一样的花朵。但结果却是遇到巨大的阻力。这些阻力往往是内生的，体现在组织的巨大惯性造成的痛苦上，企业家往往会陷入组织的迟滞和矛盾中，自身也无法自拔，难以把理论摸清、吃透、落下去。
如果我们回看那些政治上成功过的政治团体，就会发现他们面临的重大问题和当今多数企业的不同，甚至是颠倒。那就是这些政治团体往往首先是某种理论的坚定信仰者，然后是这种理论的实践和改革者，而这些理论往往之前就在长时间的探索和建构中趋于成熟。中共自不必多说，一开始便是以马列主义为其指路明灯，更有苏维埃这样的先行者作为标杆，加上大量有理想、有知识的革命者，爆发出巨大的能量。欧美最推崇的美国同样如此，开国的政治家们是那个时代北美殖民地上最伟大的精英群体，深受欧洲启蒙主义理论的影响，身上充满霍布斯、洛克等思想家的影子。
在这些已经有理论灯塔指引的先驱者眼里，虽然还有很多迷雾，但彼岸却并不是迷茫而虚幻的。他们在理论指引下产生的愿景、使命，永远是宏大、利他、超越性的。中共对救亡图存，克服三座大山的坚持不懈，美国开国者们则坚持“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利，则是经被统治者同意授予的。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对这些目标的实现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予以更换或废除，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新政府所依据的原则和组织其权利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有可能使他们获得安全和幸福”。这些宏伟的理想和之后为之付诸的实践和牺牲，在今日看来，依然荡气回肠，使人动容。
因此，这些团结在一起的政治家们，之前就已经有了一套理论信念作为铺垫，他们的使命愿景、聚焦点、语言行为方式，往往是相当统一的，这是和当下的大多企业所完全不同的地方，也是大多企业学习他们而感到吃力的一大原因。这些政治团体到后来面临的问题，大多企业在有生之年可能都碰不上——实践上的路线之争。毛泽东碰到的问题，不是底层理论的问题，而是实践上农村包围城市还是城市辐射农村的问题，是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左倾思潮的问题。美国开国者们面临的问题，不是对启蒙主义的怀疑和否定，而是国家治理的具体形态是联邦还是邦联的问题。这些实践上的方向问题，不影响争论的双方，还是在一套理论的频道上。
反观现今的多数企业，就能发现学习困难的症结所在——我们多数的企业创立的初衷是什么？究竟团结了怎样一群人？是靠什么团结的？扪心自问一下，许多人的答案也就明了了：多数企业创立的初衷，无非谋生与盈利，团结的一群逐利的人，依靠的首先是利益，然后是义气。这样看来，企业们所面临的理论与实践关系和那些成功的政治团体是完全颠倒的，大多企业的底层根基就建立在利益的尘土上，完全没有超越性的上层建筑，这个时候拉一套强有力的方法论过来，想要吸收，无异于邯郸学步，难免要消化不良了。
简而言之，对于很多成功的政治团体来说，是成熟的理论→理想和信仰→理想共同体→形成组织；对于很多企业来说，是生存的欲望或利益驱动→被激发的逐利精神→利益同盟→形成组织。两种组织的建设，是完全相反的过程。
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取了谋生和盈利这个初衷，那就和马列主义、启蒙主义离得太远了点。企业家要做的是看看现在组织里成员的情况，并好好地夯实基础，构建起自己的理论旗帜。
企业争取的人才们，是在怎样的大环境底下成长起来的？
第一，对于六七十年代的人们，他们是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成长起来的，首先面临的就是自己的生存问题。经历过极度饥饿的成长岁月，人们读书的初心，进入城市打拼的初心，都是为了能够不再挨饿、能够让父母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即便是八零后的很多人们，也依然感受到了物质资料的匮乏，这种匮乏是来自于和周围的对比，和亲人的对比，和朋友的对比等等。改变贫穷、改善生存，获取财富，是大部分创业者最初的思考。而对于加入创业团队的人们来说，当然更是有着类似的思考和目的了。他们能够超越自己，达到的利他程度，多数停留在义气、血亲上。快速的成功让很多企业人开始膨胀和骄傲，开始不能够拒绝各种诱惑，开始不能够让自己真正静下心来进行企业经营，更谈不上进行经营治理理论的探索。
第二，对于八十、九十年代的后生来说，他们是在“告别革命”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在他们的童年，世界舆论已经高度同质化，欧美高高在上，他们的方法和理论似乎是这个世界唯一的答案。同时，快速生产和迭代的物质正在充盈着市场，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甚嚣尘上。那些救亡图存、拼命获取独立自主的年代早已远去，在有一套欧美的现成答案的情况下，探索、革命都成了不切时宜的字眼，所有宏大的事物都被解构成平庸的、琐碎的、世俗的、娱乐性质的东西。“大国崛起”甚至成了和“小民尊严幸福”对立的概念。让许多深受此时代影响的年轻人们，一上来就去思考除了自身的满足之外，还有没有更伟大的、更值得自己去为之奉献的事业，去选择一种理论，作为理想信念坚持而不动摇，可能会引起更多的反感，会觉得这是陈腐的说教。
这些人才出现的“去理论”、“非理论”背后，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问题，还有哪些深层的思想问题？
其一，是日益增长的个人主义倾向。市民社会产生了现代社会，同样带来了原子式的孤立个人，他们将个人权利拔高到了首要的位置，要求组织首先考量他们的个人权力。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对市民社会做过这样的分析：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这种个人主义是以自己为第一出发点的，相当有可能与群体意志产生冲突，在一群个人主义者那里，也很难产生众意的根基，只会有暂时的个人利益联合。在很多企业家那里，出于对西方文艺复兴以来解放个人的推崇，往往会把个人主义当成一种可以提倡的信条，凡事先从考量那些举足轻重的高管的个人权利出发，其结果就是把组织变成了一个个出发点不同的个人，企业家必须去面对、去照顾一个个个人，在其中疲于奔命，根本没法做到“力出一孔，利出一孔”，最后可能还得面对一个个撕裂的山头。如果企业家也从自己的立场出发，用维权方法强制统一观点，又无法汇聚集体智慧，激发大家的积极性。这就是个人主义带给企业家的两难。
其二，个人主义与庸俗的人性论相结合，则会产生加倍的危害。这种庸俗的人性论，把一切个人的欲望都冠之以“人性”，再告诉大家人性才是自然的，使其合理化。比如“趋利避害”是人性的，“自私自利”是人性的，“无限渴望财富和权力”是人性的。我在公司中总会听到这些言论，从高管那传递出来，并且没有人去做纠正，这就是很值得深思的问题。实质上，这种观点片面地放大了个人的欲望，而无视了个人超越性的可能，把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都看成欲壑难填，并且首先要满足欲望，才能讲别的的对象。个人主义如果落到欲望驱动的层面上，那么组织只能去面对一个个私利的个体，用非常单一的胡萝卜加大棒去驱使。那么试问，市场上有这么多可以选择企业，企业又如何能单靠利害保有人才呢？发展期的企业往往资金紧张，又如何平衡好组织利益与个人利益呢？每个人都从自己的私利出发，又无法相信自己的同事们，那么就会陷入为了保护自己的私利而相互博弈的内耗中，最后受伤的不还是组织么？
其三，方法理性、手段理性远远压过目的理性、价值理性。也就是说，对于怎么去做成一件事，达成一个目标，大家总能用理性给出完成的方法。但是对于目的合不合理，应不应当，大家却缺少理性的分析，甚至完全不去考虑。导致的问题是：①组织缺乏能够统合大家的价值，员工丧失了对目的本身合理性的思索和批判，而只是顺从目的行事，一旦目的存在偏差，手段理性只会把方向越带越偏。②意义和价值的缺失让员工陷入意义的迷茫之中，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除了薪水外，与自己的关联在哪。③只注重事物达成目标的用处，而缺乏对事物的真正深入、全面的研究。形成路径依赖之后，只会把路径打磨得更精细高效，但因为对暂时缺乏用处的内容不关注，而容易忽略路径之外发生的变化，这在变化迅速的商业中非常致命。④把人当成工具和手段，而不去真正了解人的特性、情感和思考，最终导致这些人感觉被利用，产生隔阂甚至互相利用。⑤达成目的的过程中缺乏对手段的反思和约束，很有可能导致目的之外别的事物的损耗甚至破坏，在总体上伤害了组织。
其四，消费主义的无孔不入。比较讽刺的地方在于，企业出于自身盈利的需求，在消费主义的泛滥中，起到的是推波助澜的作用，消费主义也确实为企业带来了短期的好处。但消费主义最终形成了一种无孔不入的文化，在这种文化浸淫下成长起来的员工们，则是企业所要吞下的苦果。消费主义的关键逻辑在于：①把所有事物、价值、意义、文化都纳入到商品体系中，变成可消费的商品。就算它是反消费主义的，比如毛主席、切格瓦拉，我也可以出个文化周边产品，把他们包装成文化明星以盈利。就算它是严肃的内容，我也可以将它变成娱乐性的段子或耸人听闻的爆点，以获得流量变现；②将个人的所有理想、目标，都拉低到消费的层面，而消费的背后则是无节制的欲望；③不断地制造匮乏感和焦虑感，驱动个人用消费的方式填补匮乏和焦虑，本质是驱动欲望；④赋予商品超出其本身的意义和价值，比如买豪华汽车，不在于其使用价值，而在于其彰显的身份、地位。这样的消费文化创造出的员工，再怎么想象，也跳不出消费的圈子，而消费的背后就是单纯的欲望和利益。
这些问题，其实早就在上世纪下半叶的美国上演。以至于1979年，吉米·卡特总统忧心忡忡地发表了一篇经典演说《信心的危机》，他说道：
我们的民族正在丢失他们的信念，不只发生在政府本身，也发生在担当我们民主的遵守者和塑造者的公民身上。作为一个公民，我知道我们的过去并且我因此而骄傲。我们的进步是美国甚至世界活生生历史的一部分。我们始终相信我们致力于寻求自由，并成为了伟大人性运动本身的一部分，这叫做民主。这种信念始终巩固了我们的意志。然而，正像我们丢失对未来的信心一般，我们把过去的荣耀拒之门外。
在一个过去以辛勤工作、稳固的家庭、亲密团结的社区、信仰上帝而自豪的国家，我们中间太多人正在崇拜自我放纵和消费。人的身份不再由他做了什么，而是靠他拥有什么来界定。不过我们发现拥有和消费事物不会满足我们对意义的渴求。我们学到了教训，堆积商品不能填补那些没有信念和目的的生命的空虚。
可以看出，我们企业面临的很多人的问题，不过是走了美国的老路，一条缺乏超越性、理想主义和集体主义的老路。不过卡特总统也给出了一线希望，那就是追求欲望和利益的人生总是空虚的，总会有人从物欲横流中清醒过来，去追求意义和价值。所以企业应该以此建立一套唤醒员工去追求更高价值的理论，这种理论应该具有如下的特征：
1. 具有超越个人利益的，利他、利社会的使命和理想；
2. 关于价值的理性分析，以及在此之上形成的基本原则；
3. 倡导以保护个人正当权益为底线的集体主义；
4. 倡导个人节制欲望，以追求在集体中，在追寻伟大事业中获得更大价值和真正幸福；
5. 关心个人的感受和尊严，但强调个人的价值、权利与他的责任对等；
6. 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想主义、利他主义的内容，寻找现实企业文化建设中二者的契合点，从家、国等做得更好的组织层面入手，为员工注入文化。
这一切的前提，仍然在企业家身上，企业家先成为理想的信奉者，企业才能够有信奉理想的原点；企业家先探索出理论，企业才有能遵行的道路。中国企业发展长路漫漫，还有太多东西晦暗不明，企业家必须去上下求索，找寻具有自己特色的企业经营理论，实践具有自己特色的企业发展道路。只有企业家先思考、先实践，才能找到改造员工的方法，才能逐渐统一认知，打造力出一孔，团结致胜的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