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迁的故事

南迁的故事

——《西南联大行思录》读书笔记

暑假刚开始之际，在“准备”高级职称考试，但又因为暑期留守儿童五天夏令营，加之各种学校事务和会议，根本无心思准备。这倒不算什么，最可恨的是连书都没有碰过。上次在“51”读写群里，发了这本《西南联大行思录》的封面，至今才开始拿起书本。

“西南联大”这四个字，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历史符号，更是一个精神符号。曾经读过一些关于那段时期的书和文章，了解到中国人所遭受日本侵略者欺凌与迫害的痛楚，体会到中国知识分子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所表现出的民族气节。这些，都是我急迫想阅读这本书的缘由。今日，读完“南迁”一章，就想借此机会和大家聊聊那特殊时期的各种故事。

南迁伊始，许多教授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带上自己钟爱的书。据闻一多儿子闻立鹏回忆：我们家是十九号离开的，仓促得很，什么东西都没有带。一方面父亲也不是管家的人，他根本考虑不到带要带什么东西。可他想的是一件事——学问。就带了两本书，还有他的一些稿子。数学家、数学教育家江泽涵的儿子江秉权回忆：仓促逃难，没带什么东西，最重要的是，带着我父亲的两本拓扑学。这是他到哪儿都离不开的。

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在其他教授们身上也是时常发生。在那样的战乱时代，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书。这就是在某些人眼里的书呆子，我想正是因为这样的“书呆”，才让他们始终保持着一种读书人的节气。吴宓在日记中这样写：闻报，知战局危迫，大祸将临……今后或自杀，或为僧，或抗节，或就义。当时著名的诗人陈三立，（陈寅恪的父亲）已经是年逾古稀的老学人，在日本人占领了北平城后，拒绝进食而死，显示了儒者的气节。每一次读到这些文字，总是让人全身上下充满一种无比的敬意。

对待知识分子的特殊待遇，更是在战乱时代给人的一种温暖。刘长兰女士回忆：“七七事变”，北平城门关了，内外不能交通。那时候政府连公带私不到二十架飞机，却留下了一架专门接胡适这一班教授，普通人是没有办法坐的。当时“南迁”的教授和学生分成三部分，其中一部分二百八十来人的“步行团”，军事委员会指派一名中将参议黄师岳担任团长，带队南迁。一路上，省长、县长接待，老百姓挂国旗欢迎。另外，政府每天给这些老师和学生四毛钱的生活费，日子过得还是蛮好的。到达昆明，两位校长，蒋先生和梅先生及他们的夫人和孩子，还有其他先头从海上来的老师和同学都前来欢迎步行团的到来。欢迎仪式很大，还有教授夫人们用鲜花做的花篮；几位身着花色旗袍的教授女儿们，为步行团献花。

虽然经历六十八天的艰难跋涉，但是有了这样温暖的待遇，路途的艰辛实在不算什么。虽是逃难，但是他们一路上仍然大学式的生活，闻一多老师一路走一路写生；李继侗先生和学生一起采集标本；学社会学和学文学的同学，还深入民间访问民族歌舞、语言、风俗习惯等。一路下来，让这些“象牙塔”出来的人，看到了中国的实际情况，让他看到了自己身上的责任。

“一人的青年时代在怎样的环境中度过，决定他一生应对逆境的姿态。”我想用书中这样一句话，作为本篇的结语，并与共同参与“51读写行动”的朋友们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