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的“山大私生活”
也谈梁实秋的“山大私生活”
——以新近发现的北平《世界日报》报道为线索
肖伊绯
1928年5月，南京政府教育部决定筹办国立山东大学，并于1930年5月，任命杨振声为国立山东大学（原国立青岛大学）校长。1932年9月，国立青岛大学正式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因杨振声主校期间，力邀梁实秋、闻一多、沈从文、老舍等一大批知名学者、作家赴校任教，山大一时阵容鼎盛，气象不凡。
著名学者、翻译家梁实秋在山大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长，直至1934年应胡适之邀转赴北京大学任教，在山大度过了四年时光。就目前已知的史料，以及后世研究者对梁氏山大生活的相关著述来考察，大都是在此期间，梁氏教学治学皆别开生面，师生对其如何怀念，梁氏本人对此又如何难忘之类的种种事迹。简言之，梁氏山大生活虽短暂却美好，留下的皆是佳话与美谈。
殊不知，对梁氏山大生活的忆述与评价，并非千人一面、众口一辞的只是赞美，当年亦有不同的声音，亦有批评与指摘之言。只不过，因年代久远，文献难得，这样一些不算是“主流”的声音，势必随着文献散佚，而湮没在历史的角落里了。
幸运的是，笔者经年搜求，在一批旧报刊中，还是发现了一些“非主流”的史料。原来，1935年5月24日至29日，北平《世界日报》在第十版“学生生活”版面，连载了一位署名“海伦”的学生由青岛寄投的稿件，题为《山大私生活》。这一稿件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涉及到了梁氏山大生活，并对其有所批评与指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山大私生活》一文连载六天的情势之下，梁实秋在此文刚刚开始连载的第一天（5月24日），即致信报社，对文中相关问题予以反驳；此文连载尚未完结之时（5月28日），报社即将梁氏致信公开发表出来，当天的版面之上，上为《山大私生活》，下为梁氏致信，颇具“辩论”意味。应当说，如此这般的在同一报纸、同一版面、同时刊发的“辩论”，并不多见。
在此，为便于考述，权且先将《山大私生活》中关涉梁氏的内容，摘录如下：
图书馆是一个大学的生命线，所以我开头就先说到他。山大图书馆的藏书实在不能算少，在梁实秋先生任馆长时，因了他个人的趣味，把所有关于莎士比亚的书籍，各种各色的版本，上下古今的批评与注释，尽可能的都买来，结果便成功了这种传说，说是在国内大小图书馆里所藏关于莎翁之书籍以山大为首屈一指。莎翁的书确是不少了，可是关于现世纪人所著的书在这个图书馆里便寥若晨星。不但此也，梁先生还把一大批认为与青年思想有害的书籍检举出来列为禁书不准借阅。但是这儿却有一个奇特的例外，就是被称为“无产阶级的圣经”的The Capital 不但未禁，且把它作为图书编目的例子，把书名，作者姓名等等一一清晰的工笔写出来，明目张胆的贴在图书馆墙上。这种矛盾的现象该怎样解释呢？“资本家学乖了，要把XXX请进文庙里”，记得从前左派的人这样说过，可不知梁先生是否取意如此。
《山大私生活》一文六次连载的第一天（5月24日），涉及批评梁实秋者，即为上述300余字的内容。这些批评意见，主要集中在梁氏对山大图书馆的管理工作上，归结起来，无非只是三点，一是购藏莎士比亚著述过多；二是购藏当代著述过少；三是列举“禁书”却不禁马克思著述。
针对《山大私生活》中这三点批评，梁实秋致信报社，予以逐一辩解与反驳，原文如下：
梁实秋先生来函
编者先生：本月二十四日贵报学生生活栏《山大私生活》一文，有涉及鄙人而与事实不符之处，敬请更正为荷。
（一）“梁实秋……因了他个人的趣味，把所有关于莎士比亚的书籍……都买来”。山大有“莎士比亚”一学科，三四年必修，购置参考书不能算是“个人趣味”。关于莎士比亚的书，浩如烟海，山大所备不及万一，“所有的都买来”之语，未免幼稚。
（二）“现世纪人所著的书……寥若晨星”。这须有事实证明，山大图书馆有图书目录，现世纪人所著书是否“若晨星”不辩自明。山大购书向各系教授及主任提出，图书馆长并无权抉择。
（三）“梁先生还把一大批认为与青年思想有害的书籍检举出来列为禁书”。事实不是如此。我奉图书委员会之命曾把《情书一束》之类及浅薄的三角恋爱小说之类约三十本从书架上取下来保留。一个大学的图书馆，在开办的第一年就先购置这些东西，我以为可耻。这种东西与“青年思想”毫无关系。我是主张思想自由的，所以马克斯的《资本论》，英文本中文本都有，这怎能算是“矛盾”？
山东大学曾经发生过风潮一次，我也在被攻击之列，我的罪状恰似上面我所辩正的那几点。我离山大已一年，不过问图书馆事已三年，竟还有有摭拾流言，横加诬蔑。山大只有五年历史，我主持图书馆只有一年，成绩不必说，罪恶也不至于大得使图书馆糟到无可挽救的地步罢？
梁实秋 五月二十四日
勿须多言，梁氏致信中的逐一辩解与反驳，理据充分，令人信服。唯一值得注意的是，梁氏对山大图书馆的藏书挑选，确实有一定的“个人趣味”，或者说有比较强的“个人原则”。
诚如梁氏坦言，将“《情书一束》之类及浅薄的三角恋爱小说之类”列为“禁书”，从图书馆下架，不许学生取阅，之所以这样做，乃是因其认定“一个大学的图书馆，在开办的第一年就先购置这些东西，我以为可耻。这种东西与'青年思想’毫无关系”。而禁了《情书一束》却不禁马克思著述，则是因其“是主张思想自由的，所以马克斯的《资本论》，英文本中文本都有”。
可以说，梁氏在山大图书馆的管理工作，并不一定能为校内所有师生理解，撰发《山大私生活》的这位“海伦”即为其中之一。试想，既不迎合部分学生青春期喜读、且不加择选的喜读情感类文字的需求，又有违当局不欢迎更不支持马克思主义著述进课堂的意旨，梁氏在山大图书馆的所做所为，在一定层面上，可谓两头不讨好。自然，也就出现了如《山大私生活》一文中所提到的批评意见种种。
此外，梁氏信末提及“山东大学曾经发生过风潮一次，我也在被攻击之列，我的罪状恰似上面我所辩正的那几点”，这一事迹值得重视。因就目前所知记述梁氏山大生活的文章或著述中，包括梁氏本人的忆述文章中，均未有相关记载。虽这次“风潮”的具体细节尚不可确考，但由此可知梁氏自山大去职的原因，应当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固然有胡适力邀、追随更好的治学与“译莎”环境的因素，另一方面恐怕也是有一些校内不愉快的、诸如“风潮”之类的因素，诸种因素合力，方才促使其去职北上。
1934年9月，梁氏赴任北京大学出任英文教授，开始了另一番文学与教学生涯。1935年3月4日，为北平《世界日报》主编《学文周刊》；三个月之后，6月3日，《学文周刊》因故停刊。而《山大私生活》的发表，及梁氏致信的发表，均出现在其主持《学文周刊》的末期，是否因此事受到影响而致其无心主持周刊工作，不得而知，无从确考。不过，这一事件的出现，也从侧面反映了一个事实，即梁氏山大生活并非皆是愉快场景与美好记忆，掺杂其中的“杂音”与“隐情”，尚少为人知。这一方面就梁氏本人而言可谓“不足为外人道”，另一方面却也值得后世研究者再行探究。
文图/肖伊绯
刊于《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