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南北朝之佛教大发展,以及道教大演变 |两晋南北朝史话连载29

01、佛教大发展的时代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这是晚唐诗人杜牧在《江南春》中的名句。它形象地描绘了南朝寺院佛塔林立、佛教兴旺的景象。

实际上,整个两晋南北朝都是佛教大发展的时代。

产生于印度的佛教,在西汉末东汉初传到了中国。魏晋以后,社会动乱,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现实生活的苦难成为宗教滋长的土壤。在当时社会条件下,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都容易接受佛教。

佛教宣扬“三世轮回'、“因果报应”、“天堂地狱”、“灵魂不灭”等思想,所讲的是人死后能不能成佛的问题。它虚构的“天国“虽然是假的,但被压迫人民群众要求摆脱现实苦难的愿望却是真的。

佛教把现实生活中的苦难、幸福讲得无足轻重,要人们甘心忍受苦难以便到天国得到充分补偿。这就是要劳动人民安贫守贱,放弃斗争。

由于佛教能麻痹被压迫人民的意志,起着为人间谬误辩护的作用,所以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和提倡。

南朝僧尼最多时是梁朝,在建康一地就达到近10万。

北朝则更多。孝文帝太和元年(477)全国僧尼7万多,过了60年,到北魏末年已激增到近200万。当时北方总人口约3000 万,僧尼占1/15。北齐北周僧尼总数300万左右,则已占当时总人口数的1/10, 可见佛教发展之迅速。

传入中国的印度佛教有两大系统:一是小乘(早期佛教),注重戒律和禅定;一是大乘(后期佛教),即以《般若经》为中心的大乘空宗学说。

由于当时学术思想的主流是玄学,佛教的《般若经》的空宗学说也被玄学化。许多佛学家都借用老庄学说阐述佛教理论。玄学和佛教逐渐融合,出现了更加精致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

般若学在它的传播过程中,由于各家对《般若经》的解释不同,出现了大同小异的各种宗派,即所谓“六家七宗”。其中最主要的是以道安、慧远为代表的“本无宗”。

道安(312-385),东晋十六国时期最博学的佛教学者和最重要的佛教活动家。俗姓卫,常山扶柳(河北衡水县西南)人。12岁出家,由于形貌短陋,不为其师重视,驱至田舍劳动。后知其诵经能过目不忘,让其外出游学。24岁至邺,师事名僧佛图澄(232-348)。

佛图澄能背诵数百万字经卷,精通教义,深得后赵石勒敬重。佛图澄死后,道安开始独立的传教活动,先在河北、山西、河南立寺山居,后赵覆灭,他到了襄阳,在那里研讲般若学、整理经籍达15年。

公元379年,前秦符丕攻下襄阳,道安被俘到长安,为符坚所尊信,在那里继续讲经和翻译活动。

道安一生致力于整理佛经、传播佛教哲学,其弟子遍及大江南北。他对佛教所作的解释,和当时玄学中何晏、王弼一派的贵无学说十分接近。他宣扬一切皆空,认为本体是空无,现象世界也是不存在的,是假象,“象非真象”、“虽象而非象”。所以说:“无在万化之前,空为众形之始"。即天地万物的“有“是从“无”产生的。

这种理论与玄学的世界本源是“无”的唯心主义理论相似,所以很容易与玄学合流,为门阀士族所接受和传播。

道安是从各方面谋求佛教在中国独立的第一人,从此佛教在当时的思想领域以独立的姿态流行于中国。

慧远(334-416),道安的弟子,年轻时即“博综六经,尤善老、庄”。他常住在庐山,三十年聚徒讲经,撰著文章,结交达官贵人,对江南佛教的传播起着重要的作用。

慧远对道安的本无学说作了详尽的阐述,他发挥了佛教因果报应学说,认为“恶积而天殃自至,罪成而地狱斯罚”。就是说,人们在世界上作的“业”(思想、言论、行动)的影响是有前后内在联系的;今世做了好事来世就得好报,做了恶事就得恶报。要人人检点自己言行,从而消除不满现实、反抗压迫的意志。他又以为只要念佛持禅,不出家也能成佛。

这些理论都十分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佛教和政治进一步结合起来,有了更大的发展。慧远成了南方佛教界领袖。

佛教的发展也曾引起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即政教冲突。这种冲突在东晋南朝表现为思想上的矛盾,如僧侣该不该向皇帝拜礼等问题。在北朝则表现为两次灭佛斗争。一次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太平真君七年(446)的灭佛,一次是北周武帝宇文邕建德三年(574)的灭佛。

拓跋焘曾坑杀和尚、烧毁经像,宇文邕则只是强迫数百万僧侣还俗,没收寺院财产。

灭佛是由于寺院在土地和劳动力上与朝廷发生了矛盾。由于佛教毕竟能为统治阶级服务,所以两次灭佛以后,佛教又很快恢复发展起来。

02、无神论者范缜和他的《神灭论》

当南朝佞佛声浪甚嚣尘上的时候,出现了一位宣扬无神论的唯物主义者范缜。他的不朽名著《神灭论》,就像一声滚过长空的惊雷,震撼着南国大地。

范缜(约450-515),字子真,南乡舞阴(今河南泌阳西北)人,经历了南朝宋、齐、梁三代。祖先曾做过大官,到父亲的时候,家道中落。他幼年家境贫苦,但学习刻苦。18岁时离家,跟著名学者刘瓛学习。同学中多为“车马贵游”的纨绔子弟,范缜虽然穿着草鞋布衣,但从不自卑自愧。他学业优良,敢于貌视权贵、讽刺时政,勇于发表“危言高论”。

可是,满腹经纶的范缜,也因此遭到门阀士族的排挤。怀才不遇的厄运,摧残着范缜的身心。然而,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逆境也锻炼出范缜的倔强性格。

齐梁之际,统治者大力提倡佛教。齐竟陵王萧子良,以宰相之尊在府邸设斋,大会众僧,亲自给僧众献茶上果。梁武帝宣布“道有九十六种,唯佛一道,是为正道,其余九十五种,名为邪道”,宣布以佛教为国教。京师建康有佛寺500余所,僧尼10万。

佛寺和僧众大增,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范缜指斥佛教对国家和社会的危害。他说:佛教用渺茫的谎言迷惑人,用地狱的痛苦吓唬人,用荒诞的言词引诱人,用天堂的快乐招引人。所以使得人们抛弃了儒家的服装,披上僧人的袈裟;废掉传统的礼器,接受佛教的衣钵,家家骨肉分离,人人子孙绝灭,以至于士兵在战斗中挫败,官吏在府衙内走空,粮食被游手好闲的僧众吃光,财畜被奢侈的寺院建筑耗尽!这都是佛教所造成的。不加遏止,它的祸害就没有边际。

这段话表现了他对造成社会祸害佛教的痛恶。

范缜反对佛教的因果报应说,与萧子良展开了激烈论战。佛教理论认为,前世埋下了“因”,后世就要结“果”。人在前世、今世行善,来世便会富贵;反之,前世、今世作恶,来世就会贫贱。

有一天,齐竟陵王萧子良在西邸召集宾客,范缜也在座。萧子良又重弹这套老调,范缜当面驳斥。

萧子良质问道:“君不信因果,为何人间有富贵贫贱?”

范缜认为世间万物皆自生自灭,“各安其理”,根本不存在因果报应,“人生如同树上的花,随风而飘,有些花吹进厅堂,留在草席上,这就是你殿下;有些花吹落到厕所里,这就是下官范缜。贵贱虽然不同,有何因果可言?”

范缜的比喻形象机智,有理有据,驳得萧子良哑口无言。

经过这次斗争,范缜增强了信心,于是,他又昼夜伏案,振笔疾书,开始了《神灭论》的写作。

《神灭论》一开头写道:“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这是著名的“形神相即”观点。

形是指人的形体,神是指灵魂,即精神、意识。佛教认为灵魂不死。灵魂附在人体内,人死,身体可以消灭,灵魂就转移到其他生物的体内。范缜认为形体和精神不能分离,“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有形体存在,才有精神存在,形体消失了,精神也就无法存在了;不存在单独的脱离“形”的“神”。

《神灭论》初稿草成后,人们争相传抄,引起了统治阶级的恐惧,朝野喧哗。萧子良慌忙召集众僧名士围攻范缜。王琰撰文冷嘲热讽说:“呜呼!不孝的范缜,你怎么竟连自己祖先的神灵在哪里都不知道?”

范缜反唇相讥,说:“呜呼!孝顺的先生,既然你知道祖先的神灵在哪里,为什么不快快死了去追随他们呢?”闹得王琰十分难堪。

萧子良见王琰败下阵来,又唆使王融以爵禄去引诱。王融对范缜说:“凭你这样的才能,如果放弃此论,何愁不官至中书郎?你为什么要执意坚持异端邪说,自讨身败名裂呢?”

范缜大笑说:“如果我范缜肯卖论取官,恐怕早就当上尚书令、中书令或仆射之类高官,何止小小的中书郎?”

萧子良的围攻虽然失败,但斗争并没有结束。梁武帝登上皇帝宝座后,继续对范缜发动大规模的围攻。梁武帝下诏,由总管全国僧侣的大僧正法云动员王公权贵64人,先后发表反驳《神灭论》的文章75篇,他自己也下了一道敕旨给范缜,即《敕答臣下神灭论》。其中说,孔丘、老子、释迦牟尼都主张神不灭论,儒家提倡祭祀祖先,你的说法违经背亲,真是无法无天!

面对这场泰山压顶般的围攻,范缜毫不畏惧,他“辩摧众口,日服千人”,又写了一篇《答曹舍人(难神灭论〉》,其中驳斥上述观点说:“祭天神 祭祖先都是统治者用迷信说教来影响人民的一种手段。”

范缜的《神灭论》不愧是一部充满战斗精神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杰作,它在我国哲学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03、西行求法先驱者法显和他的《佛国记》

佛教自东汉初传入中国,最初多为中亚及印度的佛教徒传译经籍,往往篇章不备,或转译失真,日渐不能满足需要。所以从曹魏末年的朱士行开始,产生西行求法运动,此后西晋有竺法护,东晋有康法朗、于法兰、竺佛念、慧常等。

这些人中虽然也有个别人到了印度,但只有法显一人广游西土,留学天竺、携经归来。

法显(约337-约422),本姓龚,平阳武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3岁出家当和尚,18岁受戒,成为佛门子弟。他为求真经,决心西去天竺(印度)。

东晋隆安三年(399),法显从后秦长安出发,西行取经,同行的有同学慧景、道整、慧应等人。他们沿着西汉张骞通西域的道路往西走,出了玉门关,进入了沙漠地带,也就是新疆塔里木盆地中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维吾尔语意是“进去出不来”。这里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四顾茫茫,都是一望无际的黄沙。有时狂风骤起,黄沙蔽天,日月无光。路上只能看太阳定方向,寻枯骨作路标。

法显在《佛国记》中写道, “路中无居民,涉行艰难,所经之苦,人理莫比。”但是法显怀着坚定的信念,终于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越过了塔克拉玛干,来到了世界屋脊葱岭。

葱岭海拔六七千米,终年积雪,山路崎岖,狂风不停。法显一行在悬崖峭壁中攀行,备尝艰难。越过葱岭,到了亚洲西部苏莱曼山北部的小雪山(约今阿富汗喀布尔城东南)。这时,突然寒流袭来,同行的慧景支持不住,病倒在路边,他对法显说:“我不行了,你们快走吧,不要一起死在这里。”说完就死了。法显扑在同伴身上失声痛哭,然后掩埋好尸体,抹去泪痕,又毅然前进了。

一路上,法显经历了罗夷、毗茶等30余国,终于在义熙元年 (405),到达了印度中天竺笈多王朝。法显巡礼了各地佛教古迹,在巴连弗邑留学3年,学梵文,抄写佛经,如《摩诃僧祗律》、《杂阿毗昙心》等。义熙三年(407)离开巴连弗邑,到达恒河口的多摩黎帝国(今印度加尔各答西南)。在这里又住了两年,抄写经文,然后在义熙六年(409)冬,搭商船航行14昼夜,到达狮子国(今斯里兰卡)。

这时同行10余人,或中途停留,或死亡,只剩下法显一人。法显在那里又游学两年,找到一些佛经原本,如《弥沙塞律》等,均为中国所未有。

义熙七年(411),法显从狮子国搭一商船返国。船入印度洋,遇到大风暴,船破漏水。同船200余人,都惶恐万分,把行李纷纷抛入海中。法显把经卷看得比生命还重,抱在胸中,口念观世音,求佛保佑。

船在海中漂泊90余天,被风吹到耶婆提国 (今印尼爪哇)。法显在耶婆提国又停留了五个多月,在义熙八年(412)五月搭一大商船回国。船在海上航行20余日,又遇到风暴。粮食淡水快要吃完,船上人惊惧万分,商人们认为是法显带来祸害,要把他推下海,幸亏得一施主劝阻相救,才得免难。

这时,突然海边出现 了一片陆地,绝望的人们重新唤起了希望。船靠岸后,问二个猎人,方知这里已是中国土地。地属青州府长广郡,当地名叫崂山(今山东青岛崂山)。

法显在崂山停留了几天,带着经书回到东晋首都建康,在道场寺与佛陀跋陀罗(即觉贤)合作,翻译取归的佛经,先后译出《摩诃僧祗众律》、《方 等般泥洹经》(亦称《大般泥洹经》),对推动涅槃佛性学说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有人请他写出游历天竺的详细经过,他就写成《佛国记》一卷,又名《法显传》、《西游天竺记传》等。

法显以六十左右的高龄,为了自己的信念,奋不顾身西行取经。他从长安出发,经艰难的大沙漠,逾葱岭之险,又从海上归国,一路上饱受风涛之苦,终于返回祖国,前后达14年之久。

《法显传》所记除中国本土外,还包括了中亚、南亚和东南亚这样一个广大地区的地理、交通(包括南亚到中国的航海交通)、宗教、文化、物产、风俗,乃至社会发展、经济制度等等,还记载了中国和亚洲许多邻族邻国间的密切友谊和文化交流。因而成为研究五世纪初亚洲历史的重要资料。

19世纪以来,除了我国学者以外,欧洲和日本的学者也纷纷从事《法显传》的翻译、整理和研究,他们都认识到这部著作的重要意义。

04、道教的演变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与儒教、佛教合称“三教”,是统治者统治人民的重要思想工具。原始道教的经典为《太平清领书》,即后世所谓《太平经》,其中虽然有大量维护统治阶级的言论,但也有一些反映劳动人民利益的思想,如主张平均主义、人人劳动等。这些思想曾为农民革命所利用。原始道教的活动,也常常和农民起义相结合。如黄巾起义、孙恩起义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统治者为了防止农民起义,对民间道教进行了控制和改造,创立了为门阀士族地主服务的道教。其代表人物有葛洪、陶弘景、寇谦之等人。

葛洪(283-363),丹阳句容(今属江苏)人。出身于名门望族。祖父仕吴为吏部尚书,父亲在晋为邵陵太守。但到葛洪13岁时,父死,家道中落。葛洪以一个飘零没落的士族子弟,面对当时内外矛盾交织和社会动荡,精神上消极悲观,于是寻求神仙道教以自慰,幻想有个清静恬愉的神仙世界。

他向郑隐学炼丹,后又师事南海太守鲍玄,娶其女儿。东晋朝廷闻他有史才,选他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他固辞不就。

他听说交趾出丹砂,求为句漏(今广西北流)令,偕子侄同往,到广州为刺 史邓岳所留,于是在罗浮山炼丹,同时著述,后死于山中。

葛洪著作很多,约有38种,数百卷。代表作《抱朴子》内外篇70卷。其内篇20卷,总结了战国以来神仙家的理论,论述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驱邪却祸等,是道教的理论。

外篇 50卷,论君臣上下、人间得失、内有反对鲍敬言《无君论》的 《诘鲍篇》,是阐述他社会政治思想的政论性著作。

总的说来,这部书攻击民间的原始道教,诬之为“妖道”、“鬼道”,提出了以神仙养生为内,以儒术应世为外的政治主张,“内宝养生之道,外则和平于世。治身而身修长,治国而国太平。以六经训俗士,以方术授知音' ,将道教的神仙信仰和儒家的纲常名教结合起来,使道教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御用工具。

葛洪《抱朴子》内篇有一篇《论仙篇》,集中讲了他的“神仙可修可学”思想。葛洪认为“有生必有死”是一般的规律,而长生不死的神仙是超乎一般的个别。例如,一般植物都夏天生长,但荠、菱却枯了;一般植物都冬天凋零,但竹、柏却茂盛。

在这里,葛洪把一般与个别对立起来,其实个别是与一般相联系而存在的,个别是一般的表现,超乎一般以外的个别是不存在的。葛洪认为成仙要靠内修和外养两个方面的功夫。内修是内保精气,一是行气,即关于体内元气新陈代谢的理论,类似于后世的气功。二是房中术,主要是节制性欲。三是导引,即导气和引体,类似现在的体操和按摩。四是守一,即形神相合,神不外驰,集中和控制自己的意念,类似现在的心理健康。

这些内修之功除去其宗教迷信内容,就其气功、养生、按摩等方术而言,对后世体育、卫生学发展还是有一些积极意义的。

外养主要是炼丹服药,即服用仙丹。

葛洪的哲学思想是唯心主义的。他认为天地万物的根源是“玄"。他说:“玄者,自然之始祖,而万殊之大宗也。”

“玄”又叫“道”、"一',是先天地而存在、超乎一切之上,而又产生一切的东西。这种虚无飘渺的“玄'、“道”只能是虚构出来的精神性东西。

陶弘景(456-536),字通明,丹阳秣陵(今南京市)人。少时就爱读葛洪的《神仙传》,颇受其影响,喜好神仙养生之术。及长,读书万卷,对历算、地理、医药都有研究,善琴棋,工算隶。19岁时做了齐诸王侍读的官,很受统治者的赏识。36岁辞去官职, 隐居于句容(今属江苏)的茅山,在山中立馆,传授上清经法,自号为华阳隐居,后人遂称他为陶隐居。

陶弘景是南朝道教的重要领袖。为道教上清派的创立者。他在南朝著名道士陆修静改革原始五斗米道的基础上,继续吸收儒、佛两家的思想,充实道教的内容,使官方道教从内容到形式都能更好地成为统治者御用工具。

他们的道教称为南天师道。

陶弘景的主要著作有《真诰》和《真灵位业图》,是道教的重要经典。

寇谦之(365-448),是北魏著名道士。字辅真,上谷昌平(今属北京市昌平东南)人。南雍州刺史寇赞之弟。早年爱好仙道,修张鲁之术,18岁从成公兴入华山学道,后隐居嵩山。

神瑞二年(415),伪托有神从天而降,自称太上老君,对寇谦之说道:“自天师张陵去世以来,地上没有人能任天师之位。你的立身行为可为天师,故我来看望你,授天师之位给你,赐你《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号曰《并进言》。你应宣扬新科,整顿道教,除去三张(张陵、张衡、张鲁)‘伪法’,即租米钱税之类,专以‘礼度’为主要内容,以礼拜炼丹为主要形式的新教义。”老君还嘱咐他“佐国扶民”。

可见,寇谦之的新道教就是要排除原始道教中的某些农民革命思想,使之与封建社教紧密结合,成为加强对农民控制的工具。泰常八年(423),又托言老子玄孙李谱文授其《录图真经》。太武帝初,至平城奉献其书,扬言要辅佐北方太平真君。得司徒崔浩引荐,太武帝拓跋焘对寇谦之十分尊崇,拜其为天师,专为他在京城东南起天师道场,重坛五层。拓跋焘亲自到道坛受符 策。此后,北魏诸帝初即位,都要去道坛受符篆。

寇谦之的新道教,称为北天师道。

两晋南北朝是道教的开创和发展时期,葛洪、陶弘景、寇谦之就是三位主要的道教领袖,他们都把民间的道教改造成为统治阶级的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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