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汪国真昙花一现，给诗歌留下了哪些思考？

文·段宏刚

只要对现代诗稍微有点了解的人，大概率听过这首诗：

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

既然选择了远方，

便只顾风雨兼程。

我不去想能否赢得爱情，

既然钟情于玫瑰，

就勇敢地吐露真诚……

这首名叫《热爱生命》的现代诗，是号称“当代诗歌王子”的汪国真，于而立之年创作的一首抒情短诗，也是他最著名的代表作，在当年曾风靡全国，受到男女老幼的热烈追捧。

一名诗人能用诗歌作品缔造一个神话，引领一个时代的文学潮流，放眼当代诗坛，除过汪国真（1956年——2015年）之外，恐怕还找不出第二个。

事实上，在30多年前，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中期，这个10年，确确实实是汪国真的时代，他用回环往复的、富有节奏感的、清新自然的、通俗易懂的抒情短诗，迅速征服了五湖四海的文艺青年，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汪国真现象”，给中国诗歌界和出版界带来了一个奇迹。

那时的汪国真30岁出头，把自己定位为年轻人的传声筒，他的诗歌能迎合年轻人的阅读口味、欣赏趣味和理解层次，在表达方式上力求直白通晓，在格调上，则力求呈现出一种积极、豁达、洒脱、恬淡的人生态度，如同站在高峰向年轻人吐露谁也无法忽视的青春骚动。

他的这种表达方式，以及文字中流露出来的人生态度，正好贴合了青年人的精神需求，青年人读他的诗歌，如同享用了甜美可口的快餐，既爽心又怡神。

从深层次原因来讲，中国传统诗歌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这是一种超脱、闲静、淡然的人生哲学，汪国真诗歌中所体现的追求，正好跟传统诗歌的审美趣味有一定的契合度，这是他的抒情短诗能受到青年读者热烈追捧的根本原因。

可以说，用诗歌给青年读者进行心理按摩，触动年轻人的迷茫而焦虑的情感神经，成为汪国真屡试不爽的手段。

那个年代，从小学生到中学生，再到高中生，仿佛不阅读、不抄写汪国真的诗歌，就是不合潮流的表现。一时间，汪国真的《热爱生活》、《如果生活不够慷慨》、《旅程》、《挡不住的青春》等诗歌，被不同年龄段的文艺青年和在校学生，狂热地拜读和抄写，并在读者群里广为传阅。

在那个十年，汪国真红得发紫，人气不输于任何一个超级明星，从他出版的几本诗集的销量，就能看到冰山一角。

1990年5月下旬，汪国真的首部个人诗集《年轻的潮》在北京出版，首印15万册，摆到书店货架上不到一个月就一本不剩，随后，连续印刷几版，总数超过100万册，同样在短时间内售完。

1990年10月，乘着第一本诗集《年轻的潮》热卖的东风，汪国真又出版了第二本诗集《年轻的风》，又一次创造了洛阳纸贵的神话。

随着这两部诗集的热卖、脱销、再版、再热卖、再脱销，让一个又一个读者在炎炎夏日里如饮甘露，身心得到了很大满足。

与此同时，北京几所高校自发组织汪国真诗歌演讲会，依靠北京学子的示范作用，“汪国真热“从京城开始向全国席卷，一下子让他的风头盖过了当时所有的诗人和作家，迅速成为全国范围内有目共赏的文化明星，走到哪都会受到鲜花和掌声的热烈迎接。

以至于在后来，出版界把1990年称作“汪国真年”。面对此情此景，汪国真信心暴涨，当即说了两句铿锵有力的豪言壮语。

一句话是他针对同时代的著名女诗人席慕蓉而言。

席慕蓉在当时同样是炙手可热的诗人，粉丝阵营同样很强大，深受文学界推崇，这让汪国真看到后很不爽，他说：席某一介女流, 居然舞文弄墨出尽风头, 早就该有堂堂汉子将她“顶掉”。

言下之意，汪国真认为有实力“顶掉”席慕蓉的诗人非他自己莫属。

实际上，这一点汪国真在后来完全做到了。在1991年6月，汪国真又出版了第三本诗集《年轻的思绪》，在该年底又出版了第四本诗集《年轻的潇洒》，两本书的销量一直名列前茅。

短短两年时间，出版四本诗集，印刷500万册，再加上30多个盗版的销量，总销量足足超过了1000万册，这个销售神话在当时，在现在，也许在将来都已经很难有人打破了。

看到汪国真如此火爆，歌坛也打起了汪国真的主意，早在1991年2月就推出《青春时节——汪国真抒情歌系列之一》的磁带，被知名报纸列为该月“十盘优秀畅销磁带”第三名，这个行为进一步扩大了汪国真的影响力，不仅文坛，连歌坛都需要以仰视的目光来看待汪国真。

而在当时，诗坛“朦胧派”的主将，如北岛、顾城、舒婷、杨炼等诗人所有的诗集销量加起来，才不过区区20万册，汪国真一人碾压一个诗派，又给文坛创造了一个难以打破的神话。

此时的汪国真意气风发，头顶的光环如恒星一样璀璨，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诗坛第一领军人物，名气不但冲出国内，在东南亚地区也收获了许多读者，他如同登上巅峰的绝顶高手，竟然找不到可以切磋的对手，因此，他感到十分孤独。

因为孤独，他又说出了第二句狂言。

他说：为国家捧回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还得看我。

很显然，说这句话时，汪国真已经被自己头顶的光环冲昏了头脑，变得趾高气扬，乃至于目空一切。在他眼里，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他，也不过是探囊取物的事情。

实际上，汪国真得到的所有光环和荣耀，全是一个个青少年读者给予的，主流文坛、文学评论界一直没有认可过他，他连一个像样的文学奖都没有拿过，这是他在文学圈昙花一现的主要原因。

随着青少年读者慢慢长大，文学审美修养逐渐提高后，对汪国真的诗歌作品产生了审美疲劳，导致他的诗歌作品很快失去了读者和市场，“汪国真现象”如同夕阳晚照，虽然还能看到余晖，但越来越微弱。

当汪国真预感到自己的文学光环即将消散时，从1993年开始，他被迫转行，告别诗坛，从而走上书坛，决定用书法挽回个人艺术梦想的颓势。

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如今，“汪国真现象”已经过去整整30年，以理智客观的眼光去审视“汪国真现象”，还是能找到他大红大紫后，又很快淡出文学圈的原因。

以我之见，从时代因素和个人因素两方面来分析，就能得出答案。

一、时代因素

从时代因素来看，汪国真之所以能大红大紫，一是他的诗风契合了流行文化的消费口味，跟当时轻松化的阅读趣味保持高度一致，这无疑拉近了他跟读者和市场之间的距离。

整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有两种文学潮流占据主流，一个是“伤痕文学”，另一个则是“朦胧诗”。

“伤痕文学”注重挖掘人性，带有鲜明的悲剧意识，读起来令人压抑焦虑。“朦胧诗”则采用大量的象征和隐喻手法，作品理解起来晦涩难懂。面对这两种文学潮流，读者的心灵很难得到真正的慰藉。

当汪国真以轻灵明快、通俗易懂、富含哲理、带有励志作用的诗歌作品面向读者时，读者仿佛从他的诗歌里读出了流行文化所具备的一切趣味，这种趣味跟当时的邓丽君的歌曲，琼瑶的言情小说，在欣赏体验上都是一样的，能给读者带来轻松、甜美、闲静、超脱的精神享受，读者愿意向外分享和传播他的作品，他被当时流行文化的消费口味推动着变成了大红大紫的“偶像诗人”。

二是汪国真搭上了出版界商业化的早班车，被商业化浪潮席卷着推向了高峰。

上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正值出版界转型，许多出版社必须走向企业化运营模式，自负盈亏。所以，出版社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存活下去，赚钱是第一目标。

当时的一些出版社看到汪国真的诗歌在青少年读者中很受欢迎，预测到他的诗歌具有价值连城的商业价值，于是，连续策划、出版他的诗集，为汪国真的爆红做了一把幕后推手。

在那个年代，出版社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依然很高，一些读者看到出版社大力推荐他，于是，在阅读选择上亦步亦趋，导致他的诗歌越传越广，人人皆知。

二、个人因素

从个人因素来看，打铁还需自身硬，汪国真的诗歌水平跟他的个人名声很不相称，他的名声过高，水平过低，这中间巨大的差异最终吞没了他，把他隔离在文学圈之外。

细说起来，主要是汪国真的诗歌内容直白浅显，缺乏深度，创作模式过于单一，整体格调不高，艺术张力不强。

诗歌是语言艺术，而诗人被看作是驾驭语言自由驰骋的骑手，诗歌语言必须插上想象力的翅膀，来体现语言的表达深度和广度。

优秀的诗人，从来都很重视对诗歌语言的千锤百炼，达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目的。汪国真的诗歌全用口语写作，虽然投入了感情，也带有一定哲理，但语言平铺直叙，如同把散文语言断句后形成的“口水诗”，很难留下值得玩味的东西。他在诗歌中描写的，普通读者完全能感悟到，他写出来显得多余。

在形式和内容上，汪国真的诗歌都比较单一，全是对青春情怀的一种自恋和感怀，满足了青少年在踌躇满志时的心理需求。

读他的诗歌仅仅看完题目，就能明白所写内容，这跟传统诗歌追求语言概括凝练，情感饱满鲜明，节奏起伏跌宕，内容广阔集中的要求，有很大出入。随着读者文学审美修养的提升，他的诗歌注定不会长久红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