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山父，一名仲山甫，乃周宣王时名臣。《诗·大雅·蒸民》专篇颂扬仲山甫，说他品德高尚，为人师表，不侮鳏寡，不畏强暴，总揽王命，颁布政令，天子有过，他来纠正等等。然古今说诗者对其身世解说皆不甚了了，今人更是莫名。时人谬称仲山父乃先周太王后裔、虞仲支孙，虽家世显赫，但本人却是一介平民，受举荐始为周宣王卿士。此乃一派胡言。然亦无怪乎今人，古人也有信口开河之举。
东汉班固著《汉书》杜周传就有“仲山父异姓之臣，无亲于宣，就封于齐，犹叹息永怀…不忍远去”云云。呜呼，周之世家世官制度俨然于宣王时即瓦解乎？非也，终西周一朝，世执王室卿士者无过周召毕毛之族也。西周卿士世家演衍，观取《尚书顾命》一篇足以。成王顾命六臣中，毛叔郑（冉季）长子芮伯领衔司徒，次子毛公贵为司空，而幼子南宫、长孙毛俾(毛注：或是毛臩之讹，班簋中毛班之父毛爽是也，也即清华简《摄命》篇中成王侄伯摄父)与毕公子毕桓、太公望子吕汲四人共迎立康王钊于南门之外，则毛氏世家地位粲然可知。
无论《周本纪》，还是《逸周书克殷解》，皆记载了武王克商受命大典上，“毛叔郑”首奉明水率先出场，位次排列于康叔封、召公奭、师尚父之前，地位之高，恐亦不该为司马迁所忽尔。明水，旧学者一般注释为古代祭祀所用的净水。《周礼·秋官·司烜氏》:“以鑑取明水於月。”孙诒让正义:“窃意取明水,止是用鑑承露。”其实还有一层深意，日月为明，远古多以日月代称伏羲上帝。明水，天命之水也。以鑑承取露水于日月，取意在此。然司马迁虽然整段抄录了逸周书文本，却未曾为毛叔鄭作传，想来不免让人扼腕。助祭的四人中，毛叔郑、卫康叔，这两人是武王同父同母的亲弟弟，召公奭是武王同父异母的哥哥，三个人跟周武王是血亲关系，只有师尚父不是血缘亲属。但师尚父是伐商首功之臣，亦是周武王之岳父，所以忝为末位。召公奭虽然比毛叔郑、卫康叔年长，但因其是武王庶兄，以宗法只能位列第三。毛叔郑、卫康叔并为武王母弟，但周人重幼子，认为幼子是家国的最后守祧者。故卫康叔虽年长却屈居毛叔郑之后，显然毛叔郑就是文王嫡幼子聃季。司马迁不识，因而失记毛氏世家，致后世对西周史迹更为茫然。今清华简《祭公》篇出，方知毛班位居穆王三公史实竟被传世本《逸周书.祭公》掩没二千余年。于斯可推懿孝夷历宣幽之世，毛氏世为王室卿士者必定尚多，唯名不显明于史籍尔。
哲对勘比读出土之《毛公鼎》，诗烝民篇可谓是鼎铭之诗传。初本疑器主歆父与仲山父或为一人，细细思量终觉不然。后见师询簋铭文，豁然方知原是误信郭沫若所断《毛公鼎》乃宣王时器而误也。诚如郭公所云：“师询簋与毛公鼎如出一人手笔，时代背景亦大略相同。”然其断二器同为宣王时则误也。师询簋有铭文历日“唯元年二月既望庚寅”，哲结合铭文史实推知其作于周夷王元年（公元前８７６年２月２２日），则毛公鼎盖亦为该年器应不爽也。
又诗烝民云“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缵戎祖考，王躬是保。”是知尹吉甫所赞者皆指仲山父能尊行祖考之懿德也。该诗作于宣王七年王命樊侯仲山父城齐（济源阳樊）之际，则民推“德猷如毛（公）”之誉绝非仲山父一世所能攒也。亦知仲山父早在周历王失德之时就曾襄助王室免于倾覆，符合诗中所言“衮职有阙，维仲山甫补之”之史实。正因有大功勋，宣王时始胙土于毛公歆父之孙仲山父，分氏为樊侯。
周初大封建产生了“氏中分氏”问题，常常为学者所忽，造成了诸多史学疑难问题。毛氏本是文武懿亲，因世有功勋，自武王建国迄于幽王灭国间，毛氏小宗子弟不断被分封派氏，故而大宗毛氏在史籍中反而时显时隐，亦难怪司马迁会悲叹“冉季之后不可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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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偶遇老子，曰："唉，吾瞧毛天哲这小子亦是蛮可怜的，老写长篇历史考证文章，发到博客、微信朋友圈里却少人问津，更别提友情转发了。咱老哥俩是否该出手帮帮他。"老子说："天哲那小子我知，他喜欢与吾等古人对话。然其欲证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斯言犹在耳。天哲欲与之辩论不得，惟成文章。班固不亦有预言乎：'夫图书亮章，天哲也；孔猷先命，圣孚也。'且夫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天哲作文，惟愿四知尔。"孔子问曰："何为四知？"老子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孔子曰："善！文王之裔孙，必复其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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