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诚
拙诚
曾国藩三十岁时进入官场。京官十二年期间，仕途顺畅，官运亨通，三十七岁便做到二品大员，晚年更是官居武英殿大学士，加太子太保衔，位至人臣之极。官场是个何等钩心斗角、相互倾轧的场所，若不是特别的圆滑世故、机巧虚伪，能混得这样顺利吗？四十二岁到五十六岁长达十四年的时间里曾氏身为军营统帅，带兵打仗，成为最后的胜利者。战场是何等复杂残酷、险危难测，若不是特别的心机重重、诡诈多端，他能驭骄兵悍将、能制凶恶强敌吗？
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他应该是一个极端圆滑乖巧、八面玲珑、阴险多变、高深莫测的人。其实不然，从主流来看，曾氏是一个平直笃厚、稳重朴实，甚至带有几分迂腐的人。
他将这种为人处世的风格称之为拙诚。在《湘乡昭忠祠记》一文里，他希望湘乡人“能常葆此拙且诚者”，则人才的兴盛将“不可量矣”。
诚是人类社会必须具备的一种品质。如果没有诚，人与人之间便失去信任的基础，人类社会则不可能存在。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儒家学说认为“不诚无物”。自古以来，人们都提倡诚，尊敬诚，说得比较多的是恳诚、笃诚、至诚、忠诚等等，而曾国藩更倡导拙诚。这是他身上很重要的一个特色。他多次以非常清晰的语言表述自己的这种主张：“人以巧来，我以拙应；人以伪来，我以诚应。”他甚至说他相信“惟天下之至拙，可胜天下之至巧；天下之至诚，可胜天下之至伪”。
什么是拙？拙就是笨拙的意思，它的对应面是巧。巧意味着以小的代价换来大的收获，这最让世人所向往。本是好事，但这种好事变为一种普遍的风气后，便会有许多负面的东西夹杂其间，最后将“好”弄成了“坏”。人们常说的机巧、乖巧、取巧、讨巧、巧诈、巧言、巧语等等，便都成了贬义词。其实，世间许多事是不能用巧来做的，尤其是其中的一些过程是不能以巧来替代的。在短期看来或许便捷，但最终误了大事。比如生命的成长、知识的积累，阅历的体验等等，便都不能取巧，否则就是拔苗助长，欲速而不达。孟子说盈科后进，是水流向前的必然方式，人世间长久成就的获得，也是遵循着盈科后进的规律的，故而曾氏常说“天道忌巧”。
该有的过程不跳跃，该下的工夫不省略。如此，成功建筑在牢固的基础上，这种成功就必然会是长久的。这样做，就要求人付出更多。付出的是什么？是人的勤劳、勤奋，甚至是勤苦。勤的重要，便这样凸显出来。以勤补拙，笨鸟先飞，也就成为实在人获取成功所选择的必由之路，故而人们常说天道酬勤。
曾氏非常看重勤。他提出的君子八德，列在第一位的德便是勤。在一篇读书笔记中，他将自己所倡导的拙诚，即以忠勤二字来加以落实。他说：“君子欲有所建树以济世而康屯，则天事居其半，人事居其半。以人事与天争衡，莫大乎忠、勤二字。乱世多尚巧伪，惟忠者可以革其习；末俗多趋偷惰，惟勤者可以遏其流。忠不必有过人之才智，尽吾心而已矣；勤不必有过人之精神，竭吾力而已矣。能剖心肝以奉至尊，忠至而智亦生焉；能苦筋骸以捍大患，勤至而勇亦出焉。余观近世贤者，得力于此二字者，颇不乏人。余亦忝附诸贤之后，谬窃虚声，而于忠勤二字，自愧十不逮一。吾家子姓，倘将来有出任艰巨者，当励忠勤以补吾之阙憾。”
这段话说得既深刻又恳切，当视为医治世风的药石之言。一个人要做一番大事业，天命起一半的作用，人事起一半的作用，要想从天命那里多分一点力量过来，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多尽忠与勤。世俗许多人习惯于巧伪与懒惰，唯有忠诚与勤奋可以补救世风。说忠诚，也不是说需要有过人的才智，说勤奋，也不是要有特别的精力，无非是尽己心尽己力而已。十分的忠诚，才智也便跟着出来了；十分的勤奋，勇敢也就跟着产生了。这话说得有多好！这应该是他自己的切身体悟。
论天资，曾氏很难说是上等，一连考了七次才考上秀才，足以证明他不是天资特别聪颖的人。论精力，他也绝不是那种精气神特别旺烈的人。他三十岁时便得了肺病，年轻时即常有精力不支的感觉，后来牛皮癣伴随他一生，五十岁之后就明显地进入老境。事功与诗文两方面的成就的获得，除时代的因素外，完全得之于他过人的忠与勤。
关于这方面的体验，他曾经与老九有过一番掏心窝子的交流：“弟书自谓是笃实一路人，吾自信亦笃实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些机权作用，把自家学坏了。实则作用万不如人，徒惹人笑，教人怀恨，何益之有？近日忧居猛省，一味向平实处用心，将自家笃实的本质还我真面，复我固有。贤弟此刻在外，亦急须将笃实复还，万不可走入机巧一路，日趋日下也。纵人以巧诈来，我仍以浑含应之，以诚愚应之；久之，则人之意也消。若勾心斗角，相迎相距，则报复无已时耳。”守父丧时期，曾氏对自己出山五年来的军事生涯作过多方面的反省，回复笃实本色，坚守拙诚之志，也是自我反省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作为一个军事统帅，拙诚，在曾氏身上所体现的最大成效，莫过于西面进军攻取南京之策的制定与执行上。
咸丰十年春四月，太平军一举踏平江南大营，迅速攻克苏南各大名城，完全打破清朝廷的军事部署。朝廷惊恐不已，立即任命曾氏为两江总督，并令曾氏火速带兵救援苏南。朝廷急如星火，又给了他盼望已久的地方实权，按理，曾氏应遵照朝廷的指令，迅速带兵跨越千里去救江苏，实行朝廷一贯采取的从东南两面围攻南京的作战方针。但对于收复南京一事，曾氏早已成竹在胸，他并不认同朝廷的这种安排。他考察历史，特别关注前代收复南京的两个成功战例。西晋王濬在益州造船训练水师，从上游出兵，顺流而下，取吴都建康。北宋初，曹彬从江陵顺流而下，水陆并进，沿途收复两岸重镇，然后轻取南京。这两个战例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不是从东南而是从西面攻打金陵。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上报朝廷：“自古平江南之贼，必居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
于是，他按照自己的部署，从上游到下游，即由西而东，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方式，最后攻克南京。这个战略决策看起来有点笨拙，费时也较久，但成效显著。拙诚的功用，在这里得到完美的彰显。
作为朝廷重臣，曾氏的拙诚，突出地体现在受命处理天津教案一事上。
同治九年五月，天津发生大教案：津民打死法国领事丰大业及多国洋人十多名，烧毁教堂、育婴堂等多处建筑。教案，是当时朝廷及地方官员们所最害怕发生的事，尤其是对身处一线的地方官员来说，简直令之焦头烂额。若对洋人强硬，洋人会借此威胁朝廷，官员的乌纱帽难保；若对洋人软弱，则会激发民众的愤怒，而清议则往往站在民众一边，官员的头上则会戴上卖国贼的帽子，名声立刻毁灭。曾国藩当时身为直隶总督，是管辖天津的最高行政长官，但曾氏此时正生着重病，奉旨养病。圣旨也明明白白写着“曾国藩病尚未痊，本日已再行赏假一月，惟此案关系紧要，曾国藩如可支持，着前赴天津，与崇厚会商办理”。这是一件明摆着伤神费力，且两头不讨好的事，曾氏完全可借“如可支持”四字，强调自己病情严重，以“不可支持”四字推辞，取巧而不露痕迹。但曾氏秉持拙诚之原则，强打着精神，拖着病躯前往天津，临行前给两个儿子留下遗嘱：“余若长逝，灵柩自以由运河搬回江南归湘为便。”这明确表示，他已抱定死在天津的决心。
曾氏虽因津案一事背负着疾病与精神上的双重压力，耗掉了他生命的最后一点活力，并在死后一段很长的时期里蒙受着耻辱，但朝廷是理解他的。光绪四年八月，他的儿子曾纪泽将赴英国出任公使，陛辞时与慈禧谈及父亲当年“拼却声名以顾大局”话题，慈禧由衷赞道：“曾国藩真是公忠体国之人。”历史也最终理解了他。时至今日，几乎不会有人再因天津教案的处置一事责难他了。
湖南这块地方，既贫困又封闭，自古以来便民风朴实，习于勤苦。湘军这支部队，最大的特点是书生领山农。书生未入官场，官场的浮滑巧诈，他们尚未染上。山农单纯，比起湖畔水边的农民又更苦而倔。于是，拙诚二字，较为容易被湘军军营上下认同。当这支部队最后成了胜利之师的时候，拙诚，便以一种理念被湖湘有识之士加以提炼，并成为近代湖湘文化的一个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