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马由缰话当年 · 我的生活琐记（十五）
本文作者：张孝
有趣的童年（中）
童年的后大滩，冬天似乎雪比现在多，天比现在冷，室内取暖成了人们的一大难题。入冬不久，家家户户窑洞的后墙和与之相连的弓型窑顶就开始结冰，说它是冰，又不像地面上的冰那样光滑坚硬，它是水蒸气遇冷后的结晶，似霜似雪又像冰，白花花，亮晶晶。就连紧挨灶台的水缸也未能幸免，水面常常结冰。我们小孩打破冰层，捞冰块吃，既解渴又好玩。到了数九天，缸壁的水也开始结冰，水缸的容积越来越小。这时候，妈妈就在出梢锅里烧一大锅开水，趁热倒进水缸，让冰融化。开水融冰，隔几天就得来一次。晚上睡觉，钻进被窝，要把身上脱下的衣服一件不剩地全部盖在身上，像发面一样，压得翻身都有点困难。俗话说“家暖一条炕”，好在身下有一盘热乎乎的暖炕，一晚上睡得也十分香甜。第二天早上起来，在妈妈做早饭前，第一件事就是用笤帚扫窗户纸上的呵雪。要不然，对面看不见人的蒸汽打湿窗户，整个麻纸就会掉下来，这是最不愿意看到的。屋里的取暖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把烧柴冒过大烟的红圪灾（灰烬），用长把勺子从灶堂搲出来，倒进一指厚的泥盆，放在炕上，这就是常用的火盆。另一种是，锅里不放水干烧，就是常说的“逼干锅”。直到多年后，这两种方法被火炉取代，取暖方式才有了极大的改善。
素油灯下纳鞋底
再说夜间照明。小时候，一开始点的是素油灯。每家每户都有一个二尺来高的灯竖（灯台）。灯竖用木头做成，下面是较重的正方形底座，中间安一根直径约三厘米的木棍，顶端接一个直径十来厘米上大下小的圆柱，留边挖下凹陷。上面放上浅浅的铜灯盏，倒上素油，把棉花搓成的灯捻放进去吃上油，边上露出一点，用火柴点着，这就是一年四季常用的照明。油灯点的时间一长，棉花灯捻就碳化了，打一个像苍蝇头一样红红的结，灯便暗下来。这时就用小棍把它打掉，把灯捻往外拨一拨，灯就恢复原状了。要经常观察灯盏里素油多少，少了抓紧添上。这种油灯伴随了妈妈小半生，在昏暗的豆油灯下，不知妈妈为我们缝补了多少衣服，做了多少双千层底布鞋。后来煤油灯革了素油灯的命，是照明的一大进步，省却了不少麻烦。
捉虱子
那时候还有一件十分烦心的事，就是捉不完的虱子。身上痒痒，伸手就可以捉出一个来。圆乎乎的，有小麻子粒那么大。捉出来的虱子，用两大拇指指甲一挤，嘣的一声，就一命呜呼了。虱子皮也得丢到地下，生怕它借尸还魂，复活过来。记得爷爷出过一个谜语：头小肚大腿三双，布皱城里安家庄，如若身子暴露了，两甲一挤把命丧。谜底就是虱子。每晚脱下衣服，一件重要工作就是捉虱子。实在多得捉不过来，就把衣服放在炕沿上，用碗碾。只听得咯嚓嚓响，衣缝布满虱子血。碾后把衣服提起来，使劲儿抖掉虱子皮。冬天还有一个办法，父亲把我们脱下的衣服拿到院里冻。第二天早上把冻死的虱子扫下去，拿回的衣服放到被窝里，温热了好让我们穿。
我哥在人多的时候，觉得痒痒，就用两臂夹住身子来回揉，这成了他的习惯性动作。一天晚上，妈妈炒了一小盆大豆。大豆吃完了，也该睡觉了。次日起来，发现哥哥兜里还有大豆，隔一会儿就掏几颗吃。原来他借着揉身子的习惯动作，用瞒天过海的方法，揉一次往兜里装一点，在人们毫无觉察的情况下攒下来的。人身上有虱子，头上也有。头发里的虱子与身上的虱子大小差不多，身子扁平，颜色较深，油光光的，便于在发间穿行。更令人讨厌的是，虱子卵牢牢粘在头发上，一簇簇的小白点，有伤大雅。母亲用线把篦子缝隙扎紧，蘸着水往下捋。
篦子
七舅爷夫妇是爱热闹的人，又没小孩，他家就成了村南的俱乐部。吃罢晚饭，人们陆续前往，有说有笑，开心快乐。七舅奶到了我们家，也十分欢乐。她不生育，特别喜欢小孩，抱着我的三弟说：“三大嘴儿，陈快腿儿！”“陈快腿儿”是戏里的媒婆，三弟的嘴并不大，不知她咋把二者扯到一块儿，表达什么意思。我爷爷和她是姐夫与小舅子媳妇关系，两人见面，玩笑不断，常拿对方的短处取笑。她用爷爷脸上有点麻子说事，爷爷就拿她个子矮回过去：“你老人家个儿小，有好处，省东西。四个羊蹄皮皮就能割一个厾脚厾地的大皮袄，穿上还能在水道窟里大摇大摆走三遭。”逗得人们哄堂大笑。
那时候，喜欢听长辈讲他们的传奇故事。爷爷当时在凉城的一家“老字号”当面点师，有一次来了两个国民党公差，让爷爷给他俩开小灶。爷爷小心伺候着，还经常挨训。一次爷爷在灶边正煮饺子，不知什么原因，一个家伙拿起笤帚向爷爷打来。无奈，只得咬牙忍着。一天早上，二位照例外出晨练。爷爷说今早喝稀饭，他俩同意了。稀饭熬好后，趁他们还未回来，爷爷拉开裤子，往两个碗里撒了点尿，然后盛上饭，用筷子搅匀。不一会儿，公差回来，把稀饭全喝了。爷爷内心这个高兴呀：谁叫你们凭白无故欺负人，今天老子捉弄你狗日的一回！
日寇侵华进了凉城，一天晚上，一股鬼子分头到户抢东西。有一个鬼子进了我们家，翻箱倒柜，没完没了，集合哨声早已响过还不走。我大爷早就怒火在胸，操起一个扫帚圪都，守在门外。那扫帚所剩的短枳芁十分紧密，而且露出了铁圈，用起来又无声响，算得上一件称手武器。那鬼子拿着东西慌慌张张往外走，大爷早已举在半空的扫帚圪都照着鬼子后脑勺狠狠地砸了下去，只见那家伙踉踉跄跄地跑出去了。天亮后发现，当村死了个鬼子，正是大爷打伤的那位。日本人查因无果，收尸作罢。
父亲蒙独脑包的故事也十分逗人。离我家不远的南面住着光棍王谦老汉，都叫他二圆头，与父母早亡的两侄儿伏拴和钱厚一起生活，相依为命。王老汉识字，家里古书不少，会讲故事，晚上附近男人常去他家听说书。一天晚上父亲去听书，后想起家里有事，早出来一会儿。那天没有月亮，浓云密布，墨黑观天。他出来朝大门走去，走着走着，门口有个黑影迎面而来，莫非今天真的遇上鬼啦？！他胆子大，继续前行，那黑影毫无退却之意。看来还得打一架分个胜负，想着弯腰脱下一只鞋握在手中，岂料对方也是同样动作。父亲壮着胆子还往前走，走着走着，快到短兵相接的时候，扑嗤一声笑了，哪有什么鬼，是自己的影子。他出来走向的大门，其实是窗户小玻璃照到南墙的灯影，大门在右边呢！
孩子们一天天长大，姐姐哥哥就到上学年龄了，只有小名，该起大名了。恰好我的一个远方舅舅来家走亲戚，他有点文化，父亲就向他请教。他问我大爷的儿子叫什么，父亲说，大儿子叫张俊，二儿子叫张秀。远方舅想了想说，他们从“俊秀”上来，咱们从“忠孝节义”上跟，我们弟兄的名字就这样定下来了。当时两个弟弟还未出生，这名字起得真有点前瞻性，结果我们正好弟兄四人。姐姐的名字也同时起好了，叫张桂芳。
上学后，三弟不喜欢单名里用这个“节”字，改为杰出的“杰”。姐姐哥哥上了学，弟妹尚小，家里少了玩伴儿，心里有点失落。特别是哥哥考上大堂地（乌素图村）完小住校后，更是想念，大冬天嚷着要去看哥哥。过了没多时，七舅爷去大堂地粮站粜粮，我就跟着去了。哥哥见了我也十分高兴，哥俩告诉了一会儿，他急着上课去了。我们村离大堂地有二三十里地，牛板车走得又慢，早上去，快晚上才回来，又冷又饿又累，但见到了哥哥，什么都不在乎了。哥哥高小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入科布尔中学，编入第八班。赶上五八年大跃进，三年课程两年学完，提前参加中考，被包头钢铁学院录取，这是后话。
打月饼
村里一年四季节日不少，最讲究的是中秋和春节。八月十五前，家家户户开始打月饼。爷爷有加工糕点一类食品的好手艺，就成了村里的大忙人，人们排着队请他。爷爷打月饼不挣工钱，帮忙而已，回来时给带上几个月饼作为酬谢。这样我家打月饼就得推迟到八月十四五了。每年打月饼，少不了打个大“月亮”。爷爷把大饼擀开后，用一个大盘在饼上扣个圆印，里边写一个双笔隶体“月”字。爷爷并不识字，但那“月”字写得饱满圆润，大气美观，用相机拍下来，也够书法家欣赏的。圆圈外边放几根香菜叶，配上红豆瓣，大概象征月宫里的桂花树吧！过十五少不了吃羊肉，当时缺乏冷藏条件，就几家人朋着杀一只。那年我家杀了一只羊，本村的光棍赵葫芦借了一条羊腿，说上了冻还。哪曾想，过了十五没几天，他把家一收拾，背个空面袋，拿根打狗棍，沿街乞讨，成了气丐，我们借出去的羊腿就这样打了水漂。
春节是农村最隆重的节日，一入腊月就进入倒计时，孩子们掰着指头一天一天地数，恨不得大年立马就到。妈妈忙着拆洗衣服，白明黑夜地做针线活儿。父亲搓麻绳、纳大底，什么活儿都干。妈妈忙得不可开交，还得抽时间到供销社采购年货。记得有年腊月二十几，还缺需要买的东西，打发哥哥和我去。按母亲的吩咐把东西都买好后，还有余钱，我俩就有了想法，看对一种牛头扑克，每张都镶着金边，实在诱人，一付五毛一分钱，于是高兴地买了。回去报账，扑克的事不得不说，妈妈一听就火了：“用钱的地方多的是，哪能乱花，赶快退了！”我俩返身到了供销社，好说歹说退了货。人们常说“小子不吃十年闲饭”，这话不假。
我们稍大一点，到了大年三十，哥哥和我有三件事要做。一是吊灯笼，到窑顶上把一根两米多长的大秤杆一头拴好绳子伸出去吊在窗前，另一端用石块压好，回到院子把灯笼挂上。另一件是贴对联。在土墙上贴对联并非易事，刚刷上浆糊，紧贴着就冻了，得用手掌捂热，让浆糊恢复粘性。对联贴完，两手冻得通红。接下来是扫院子，由里到外，直到大门外一大片都扫得干干净净。
放烟花
除夕夜，气氛庄重，一挂鞭炮响过，“安神”就绪。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有滋有味地吃刚出锅的猪头肉。孩子们刚放下筷子，带上拆散的小鞭炮，拿着手电筒，就火急火燎地出去“跑大年”。临出门大人一再叮咛：“说话前先响炮，小心持法的把话音接了去。”小伙伴们“跑大年”，我大爷家是每年都要去的。他家有一台发条式留声机，大爷坐在炕上，如痴如醉地听唱片里的戏曲，发条松了，插上摇把上紧。我们听不懂唱的什么，可喜欢那声音，总觉得高雅，上档次。小伙伴们东家进，西家出，玩到快“接神”才各回各家。“接神”的爆竹响过，又掌着手电筒往外跑，到邻居家拣没响的鞭炮。回家后进行分类，有捻的再响，没捻的从中间掰开，露出火药，点着玩。拣得少时，两两相对，叫“老婆打汉子”。拣得多时，就围成圈，多时，再把圈扩大或摞上两三层，这一点着，火药幽香，火光一片。
从大年初一开始，就该拜年了。大爷家的两个哥哥和我们老大老二共弟兄四人，逐户到舅爷爷家拜年。那时拜年要跪地磕头，有的家小，人多跪不开，我这个最小的没地方跪，就等于免了，暗自高兴。当时拜年没有压岁钱，能给块糖吃就不错了。正月初三是我的生日，妈妈给烙糖饼，这成了多少年固定下来我的生日伙食。过了“破五”，锣鼓铜器响起，到了唱戏的时候了。在二舅爷的大院里搭上戏台，晚上点着汽灯，一连多少天演出。节目基本上是耳熟能详的二人台《拜大年》《挂红灯》《打金钱》《打连成》等，多场演出，免不了“翻色地”。
有一年，舞台上出现了新面孔，段奎、张忠、张振华等十来个在科布尔中学读书的初中生合唱人们第一次听到的歌曲《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全国人民大团结，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建设高潮！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共产党是人民的好领导，说得到做得到，全心全意为了人民立功劳，坚决跟着共产党，要把伟大祖国建设好，建设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江山人民保，人民江山坐得牢，反动分子想反也反不了，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胜利，共产主义社会一定来到，一定来到！
歌曲唱罢，台下掌声和叫好声不断。歌曲唱出了人们的共同心声，大家从年青人身上感到新的气象，看到了美好的未来与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