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焰：胥绳武与乾隆《萍乡县志》的修纂

发布时间： 2019-08-05 15:56:35作者： 凌焰 吴文伟来源： 萍乡日报主讲人简介：凌焰，男，湘东区麻山镇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地理学博士，现任萍乡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安源红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副主任。长期从事萍乡历史文化研究，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1项、省社科项目2项，多次在市委党校、萍乡博物馆、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市图书馆等机构举办萍乡历史文化方面的讲座。胥绳武（1757-1808年），字燕亭，别号晋普山房，自号芝天老圃，山西凤台（今山西晋城）人，是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拔贡，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至四十九年（1784年）任萍乡县知县。胥绳武担任萍乡知县时年仅23岁，和百年前的尚崇年一样，处于年少意气、挥斥方遒的年龄。关于胥绳武的家庭背景，在清人唐仲冕撰写的《原任江西萍乡县知县胥君墓志铭》中有记载：“君大父某，有功勋，为人所攘。父源，母氏石，例封文林郎孺人。子二：镇，元配黄氏出，娶某氏；灵恩，张氏出。女一，亦张出。皆幼。君才迈俗，于镇有吉甫之严，故其殁也，镇不在。”胥绳武的祖父是清廷的有功之臣，他的父亲胥源，母亲石氏，因其祖父之功被朝廷分别授予文林郎和孺人的封号，说明胥绳武的出身也是官宦世家，并非普通的寒门庶人。胥绳武在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他21岁时，便被选为拔贡生，在胥氏任职萍乡之前，其有曾在江西多县任职的经历。在他为乾隆《萍乡县志》所作的序言中写道：“余尝署令安义矣，安志陋且残，急宜图之，任数月，不果；尝署令丰城矣，时丰志未修也，任两月，不果；尝获篆饶州司马矣，饶重陶业，宜专志，任两月，又不果，嗣是授令萍乡矣。”胥绳武曾在安义县任职数月，后又于丰城县就职，在丰城仅仅两个月，继之又署饶州（今上饶市）司马，在饶州上任刚两个月，又调任萍乡县知县。胥氏就任萍乡之前，虽然在多地任职，但在每个任职之地待的时间都非常短暂，可谓一路辗转。可以看出的是，无论在哪个地方任职，胥绳武都有意向组织当地的修志工作，只是由于任职期限太短，调动频繁，只好作罢。因为短时间内的频繁调动，胥氏在之前的仕途中不仅仅修志工作无果，在除此以外的其他方面也无法有所作为，难以有所政绩。笔者有理由认为，胥绳武的主要仕途和政治作为，是在萍乡任职的近5年时间里开展的。据唐仲冕撰写的墓志铭记载：“君生而颖秀，甄综经史，词笔超朗，少年负气节。萍乡界湖南，厨传骆驿。君为令，颇称强项，治民则锄暴植良，折狱如神；毁丛祠为泮宫；祷雨，愆期与神像，琅璫而曝于庭，寻获大澍，至今邑人称之。”胥绳武少时便聪敏过人，品评经史，文辞超群，年轻时负有气节操守。因萍乡与湖南毗邻，其间设有不少驿站，驻足的官员、权贵很多。胥绳武为萍乡县令时，性格刚强，对驻足萍乡的上级官员从不低声下气、阿谀逢迎，并且除暴安良、断案公允，颇有“强项”之风。同时，毁淫祠兴学宫，大旱祈雨未遂惩罚神像以安民心，胥绳武的所做所为在当时为民众所称颂。道光《萍乡县志》对胥绳武的记载是：“治事果决，修先农坛、建龙神庙，重民事也。新学校、兴书院，崇文教也。纂辑邑乘，搜罗校阅，不遗余力。剞劂甫竣，书未上呈，以诖误去。”综合墓志铭和道光志的部分史料，可见后人对这位前任萍乡地方父母官的所作所为给予充分肯定，也表明胥绳武在萍时期政绩颇丰。在胥绳武任知县的诸多政绩里，甚有功于萍邑的事件之一便是道光志中提到的“纂辑邑乘”，即主持修纂清代第三部《萍乡县志》。清朝时，因为修编《大清一统志》这个浩大工程的需要，逐渐形成了“60年一修地方志”的传统，但萍乡在尚崇年修编康熙志后的100年时间里并无方志的修编，况且尚崇年在组织修纂工作之前萍乡地区经历了多年的兵灾，政府无力组织大规模的核对与雕琢工作，存在成书时间快、内容相对简略的不足。同时，萍乡经历了100年的社会变迁，康熙志对于胥绳武时代的萍乡来讲已经远远落后于社会的需要，已经不能充分发挥方志的资政功能，满足不了吏治民生的要求，胥绳武时隔百年重新修编《萍乡县志》，既是偶然，也是历史的必然。由于和康熙志的修纂间隔了一个世纪之久，而康熙志也存在着不可回避的缺点，如何修好《萍乡县志》成了一个令胥绳武深思的问题。胥绳武在县志自云道：“我将因仍原刻缀为后编，分成两橛以补之，是续志也，我则不敢续志；我将全袭原本各类附入，依样葫芦以补之，是抄志也，我则不敢抄志；我将彼此互岐前后交混，治丝而棼以补之，是芜志也，我则不敢为芜志；我将粗具大概苟简自安，供人覆瓿以补之，是略志也，我则不敢略志；我将平平散铺，毫无纪律，如滩头揑沙以补之，是漏志也，我则不敢为漏志；我将曲徇已私，是非变易，索米绸缣无所不可以补之,是秽志也，我则不敢为秽志。何则，我之心良苦矣，我之力则良难矣。”不敢续志、不敢抄志、不敢芜志、不敢略志、不敢漏志、不敢秽志，这六个“不敢”可以看出胥绳武欲求在前志的基础上对《萍乡县志》的完善做到极致，对于如何修好县志，胥绳武更是谨慎仔细，多方考虑。与康熙志战乱初定的背景不同，胥绳武在修纂乾隆志的时候正值清朝盛世，胥绳武此次修志对比前志而言，能更好地调动地方的人力、物力、财力，自然花费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其为乾隆志作的《萍乡县志序》中说道：“陆志数二百四十三，尚志数二百八十四，今志数七百四十一，详欤？略欤？工欤？拙欤？抑志果难言欤？”与陆志和尚志的规模相比，可以认为乾隆志的工程量应该是两志的数倍。在修志过程中，胥绳武所花心血应该是历任萍乡知县之最，他认为“类书犹治军也”，不怕资料繁多，只要有正确的方法，也能有条不紊地排列，所以胥绳武在此期间全身心地投入到修志工作当中，甚至慷慨解囊，把自己的岁俸拿出来购买古籍万卷，以供修志使用。其在序言中陈述道：“余念由开馆而来矣，岁俸所支，购古籍几万卷，公退之余值志稿汇到检书室中，烧白蜡、啜苦茗，悉心搜研之，徵疑信、参异同，毋敢以苟率完公事。僮子傍候良久，方垂头而睡，近听谯楼漏辄三四下，余因之例前志矣。”在公务完毕之余，胥绳武将志稿汇集到检书室亲自搜检，悉心校对参照直到深夜，烧白蜡照明、喝苦茶提神，以至于旁边侍僮忍不住打瞌睡，更楼都已经敲了三四下。胥氏心迹，可见一斑。胥绳武的良苦用心造就了一部在当时背景下可以认为是至善至美的《萍乡县志》，乾隆志成书共有十二卷，篇目分别为卷一志天，卷二志地，卷三志制，卷四志赋，卷五志教，卷六志兵，卷七志官，卷八志名，卷九志贤，卷十志外，卷十一志古，卷十二志文，体例如下：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萍乡县志》总目录可以看到，康熙志大部分的条目在乾隆志中得以保留，只是部分条目变更了名称，同时对不能反映社会需要的条目进行了删减或者更新，详目的划分尤为细致，是“总类中分类，分类中又分类”，这种创新说明胥绳武搜集的资料来源详实而广泛，范围广而深，考证工作做到细致入微。乾隆志最珍贵的史料价值就是补充了萍乡康熙至乾隆年间100年来的缺失史料，并且记载了乾隆末年萍乡史实。可惜的是，这部价值极高，倾尽了胥绳武心血的《萍乡县志》还未能付梓，胥氏便因事而被免官，“书未上呈，以诖误去”，他为这部《萍乡县志》作序的时候已是“前知萍乡县事”，证明志书刊刻之时他便是待罪之身。他在志序中写道：“予今以事免官矣，一篑之差，亏及九仞。”并以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和朱熹注《大学》来自比，以表明其“平生精力尽于此书”的心境和感受，而面对未来黯淡无光、壮志难酬的仕途，他也只能“手抚新编，为之喟息”。铭曰：“才如铦锋，一割中綮。学如大觽，万棼就理。酿其才学，蒸为诗歌。匪售伊传，得失孰多？游于公卿，乐居吴会。歾浙殡苏，神其罔怼。有室有嗣，无忘遗言。感我宿草，勒此贞珉。”胥绳武生平最好的写照，便是此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