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维尔|历史的教训
本文译自保守派刊物 Townhall
原标题:Lessons From the Past(1月28日)
托马斯·索维尔 著,万吉庆 译,译文约1200字
英文原文见文末的“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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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年前的这个月,也就是1948年1月,一个17岁的黑人辍学生外出工作。当时,他的最高学历是九年级,身无所长、经验不足、也远远谈不上成熟。不过,他找到了一份能够养活自己的工作,如今,相同条件的人已经很难办到。
我之所以知道这件事,因为那个17岁的黑人就是我。后来,我对那个年代的经济状况做过研究。
说到1948年,当时17岁黑人男性的失业率低于10%,这个数字并不比同龄的白人男性高。
几十年来,青年男性的失业率已经是当时的几倍,而黑人青年的失业率往往是白人青年的两倍,有时会更高,对此,我们已经熟视无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很多人不假思索地认为,失业率上的悬殊状况主因是种族歧视。难道1948年没有种族歧视?任何一个头脑健全、1948年尚在人世的人都不会相信。种族歧视在当时更糟,很明显,1964年的民权法案还没有通过。
那么,当时的失业率为什么会这么低,而且几乎没有种族差异?种族主义确实可鄙,但这并没有告诉我们,相较于其他因素,种族主义在造成失业等特定社会问题方面发挥了多大作用。
20世纪下半叶,最广受谴责的种族主义或许发生在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当时,那个种族主义政府公开宣称白人至上,并且否认黑人的基本人权。但是,即便在这种政权下,黑人工人在特定职业中的人数仍然多于白人工人——尽管在这些特定职业中,雇佣黑人是非法的。可见,即便在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经济学仍然发挥了重要影响。
在美国,1948年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最低工资法尚未落到实处。明面上,确实有最低工资法。不过,最低工资法是在1938年通过的,十余年的高通货膨胀提高了工资水平,即使是低薪工作,也高过最低工资。
最低工资法一旦落实,其中的一个后果是,无技能、经验不足的工人被排挤出就业市场,因为雇主认为雇用他们不划算。最低工资法的另一个影响是,它会造成持续性的求职者过剩。
40名合格的求职者应聘20个职位时,雇主可以不假思索地拒绝雇用10名合格的黑人应聘者。但是,如果合格的应聘者不足20人时,又是另一番情形了。
问题的关键在于:经济因素扮演了重要作用,而且,有时候,在许多情形下,这类经济因素比种族歧视发挥的作用大得多,即便在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非。
在美国,从1950年代开始,为了追上通货膨胀,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不断上涨,这个时候,最低工资法又开始产生效果,而且,不同种族间的失业率的差异开始浮现,并一再扩大。
作为黑人青年,当最低工资法因通货膨胀而失效时,我幸运地找到了工作。同样幸运的是,我在纽约求学时,当时的学校尚保持着很高的教育水平。
几十年后,在检查一些年轻亲戚(他们生活在我生活过的哈莱姆区)的数学教科书时,我发现,他们在11年级学的数学比我在9年级时学的还要少。
我的哈莱姆区的年轻亲戚,以及其他地区的黑人青年,他们所面对的机会,远不如1948年的我。
后来,进步主义者所推行的许多看似富有同情心的政策——不论是经济政策还是教育政策——都取得了适得其反的后果。
我们时代的一大悲剧是,太多的人根据花言巧语做判断,而不是根据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