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人何以活千年

不管积“阴德”还是积“阳德”，就算是为了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功德录上，总归都还能算是“好人”。可是同样的，民间还流传一句话：“好人不长寿坏人活千年”，这又如何解释，这不是跟前边的说法相矛盾了吗？其实，这两个地方的“好人”并不是一个意思。

这个“好人”—决定长寿与否的好人，是相对于自己的身体而言，他懂得顺应自己的身体、自己的本心，他就是“这个身体的好人”，他就是能照应好这个身体的人。反之，他就不能算作是这个身体的好人。

公众口中的好人，基本上与长寿无关。与长寿相关的是感觉，好人做好事，他感觉很好；一样的坏人去做坏事，他也一样感觉很不错，他的坏，他可能意识到了，也可能只是其他人依据各种社会规范对他所做的评判，不管哪种情况，他所做的坏事，在他自己，最后都被他化作了很不错的感觉—盗也有盗，所以他也就能长寿。

这种类型中典型的比如严嵩。“平生报国惟忠赤，身死从人说是非”，很难让人想象这两行字居然是他临死前对自己一生的定论。与汹汹世议截然不同，这么高的自我评价，这么好的自我感觉，真是想不长寿都难，老家伙享年竟达 87 岁。

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做了些坏事，而后耿耿于怀，无法释然，更不能自圆其说或自欺欺人的转化为最终的良好感觉，那么这个人不能算作前边所说的“坏人”，更不能算作前文所说的懂得照顾自己身体的“好人”，他经常性地被一些自责和内疚的情绪所困扰，他用这样的方式对待和折磨自己的身体，他自然也就不可能长寿。

前边说了积阴德的好人和乐于做坏事的坏人的长寿，都是在顺应着自己的内心，照顾着自己的感觉。再来看看那些不长寿的好人，他们通常是怎样的做法。

这类型的所谓“好人”，与前边所说的“积阴德”的好人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这类好人，通常是别人—是来自他自身之外的，诸如法律道德的、社会舆论特别是自我形象这些外在因素评判的结果，当然他们一般也比较认可，比较配合，甚至为了追求这种认可而不遗余力。

这个时候，他的身体—他的心向他发出的一些信号，催促他采取的一些行为，如果与他的那个“好人”形象相抵触，他会怎样？轻里说，可能是忽略，重里说，则是置之不理。一次被你忽略，二次被你不理，三次四次你还不调养休息、不接受治疗，还在那里为这个“好人形象”苦支硬撑，这样慢慢由量变到质变，当疾病从腠理深入膏肓时，自然也就没什么长寿可言了。

那些累死在工作岗位上的“好公仆”，大多就是这种类型的典范，他们的政绩或许可圈可点，但他们的养生却不足以垂范后人，没有了身体这个本钱，结局就只能是英年早逝、赍志而没，令人扼腕也正在这里。

“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事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这是《史记》里司马迁对“好人不长寿，坏人活千年”这类现象发出的不解和叹息。盗跖的寿终不用说了，他是典型的想干坏事就干坏事，并且可能是以干坏事为乐的家伙；颜回的短命，也不难理解。孔子曾赞叹他说：“贤哉，回也 !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这是孔子眼中的颜回，颜回眼中的自己是不是这样呢？

如果不是，那他就是迫于无奈；如果是，那他就是在违背着自己的本心。综合来看，可能是二者兼备的：颜回的家庭条件不好，营养不足又刻苦求学导致了体力透支，同时呢，他又违背着自己的本心，示人以安贫乐道的形象，这样的好人，让自己的内心承受了多大的痛苦，对自己的身体有着怎样的不负责，可能就不是那些给他戴上“好人”帽子的人所能想象的了。

从心理学上看，“不长寿”和“活千年”用弗洛伊德的三我人格来分析，也很简单明了：意外的特殊情况除外，一般来说，不管好人坏人，只要长寿的，多是顺从了本我的结果，本我是以快乐为原则的，长期的感觉很好，也就少出毛病容易长寿了。

而不长寿的好人，则多是超我比较发达的一类，超我以道德为自己的行事原则，这一类型的人，为了他们的道德和信仰，断然终止自己生命的事都可以做出来，至于养生，恐怕就更指望不上了。

不长寿的“好人”，多是委曲自己的结果，长寿的“坏人”正相反，他们很少去做对不起自己的事，就养生来说，他们把自己“照顾”的很好，委曲自己的事情，他们不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