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信芳与黄金大戏院的缘分，不仅仅在演戏，还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上海闹市中心有一座标志性建筑，该戏院虽然不是上海“四大京剧舞台”，但戏院经营者连年邀请京剧名角前来演出，其影响绝不在“四大京剧舞台”之下，有一段时间甚至成为麒麟童周信芳开展民主活动的据点，由此使其在上海京剧演出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这就是1930年1月30日，在恺自尔路敏体尼荫路转角上(今西藏南路口金陵中路1号位置)建成开幕的——黄金大戏院。
黄金大戏院外貌
新建成的戏院钢筋水泥结构，占地约1亩8分，舞台等建筑面积约2500平方米，内有三层观众大厅，1575个观众席位。戏院早期放映欧美黑白电影，后来演过歌舞剧和魔术，但是这些都没有让戏院红火。建造戏院的出资人是海上闻人黄金荣。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黄金荣将戏院交给门徒金廷荪经营，金廷荪为了招徕观众，专门登报招聘美貌小姐做招待，穿着统一的服装，并对戏院进行了全面装修。重新开幕的那天，一批著名演员登台献艺，一时轰动了上海。1933年9月，为纪念九一八事变两周年，上海戏剧协社联合电影界人士在此演出抗日救亡话剧《怒吼吧！中国》，引起轰动，旋遭租界当局禁演。
金廷荪等人都是京剧票友，看到天蟾舞台等几大舞台盛演京剧，观众盈门，便开始邀请京剧名家前来演出。1934年，邀请梅兰芳来演出，期间梅兰芳同年仅15岁的李少春合演《四郎探母》，轰动了上海滩。1935年2月春节期间，又邀请著名京剧世家高庆奎、高盛麟父子，同时请来章遏云、金少山等一批名角配档，演员阵容齐整浩大，受到观众欢迎，由此戏院开始以京剧演出为主。
【广受欢迎的演出却触怒日方】
1935年4月，黄金荣专门派人到天津，将麒麟童周信芳请到黄金大戏院演出。17日首场演出即受到上海观众的热烈欢迎，麒社骨干胡梯维特地撰写了一副楹联：“此别忽三年，坐教孺子成名，百口皆称萧相国；重来歌一曲，且喜使君无恙，万人争看薛将军。”
周信芳从1935年4月起，在黄金大戏院演了近半年的戏。1936年6月又重回黄金大戏院，一直演到1937年3月。在这两年中，周信芳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是在上海黄金大戏院舞台上度过的，其中演出的《明末遗恨》，曾给周信芳带来“麻烦”。
这是周信芳自编自演的一部历史剧，以明王朝覆灭为背景，揭露封建官僚的腐败。在抗日战争即将全面爆发的前夕，这部以国破家亡为题材的历史剧，对于讽喻国民党当局实行对日不抵抗主义，激发观众的民族意识，具有十分强烈的现实意义。因此，《明末遗恨》在黄金大戏院公演后，成了一出非常叫座的戏，开演不久，戏院门口即挤满了抢购戏票的人群，购票的队伍长龙一直延伸到马路上。最后戏院不得不拉上铁门，巡捕房出动巡捕来维持秩序。演出时，当周信芳一出场，台下观众即报以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甚至使戏不能演下去，周信芳只好暂停演出向台下拱手致谢。
《明末遗恨》的演出盛况惊动了在沪的日本机构。日本驻沪领事馆认为上演此戏“有碍睦邻’、“煽动反日”，要求法租界当局予以禁演。起初，因此戏是在黄金荣的戏院里演出，法租界当局碍于面子，对日本人的要求敷衍了过去。后来，日本总领事亲自出马，向法租界公董局递送照会，要求明令禁演《明末遗恨》。迫于日本方面的威胁，法租界当局只好要黄金荣照办。
黄金荣虽然是青帮头目，但还有那么一点民族意识，所以黄金大戏院一开始上演《明末遗恨》，他没有反对，后来看到越演越热，票房收入大增，他当然高兴。但为了能保持长久经营，他也不敢得罪日本人和法租界当局。因此，当他得到法租界的禁令后，就让戏院歇业停演，解散班底。就这样，当帮会势力屈服于日本机构的压力时，周信芳只得离开黄金大戏院。
【新秀在此崭露头角】
抗战期间，上海被日军占领，黄金大戏院的演出暂时得以继续，其间戏院邀请了一些初出茅庐的新秀前来演出，想不到却引起轰动。
1939年9月22日报纸刊登的宋德珠演出广告。
1939年9月，“四小名旦”之一宋德珠应黄金大戏院之聘，率颖光社到上海演出。这是宋德珠从北平戏曲学校毕业后挑班组建“颖光社”以来头一次率剧社来上海，演员阵容里，老生是后来自成杨派的杨宝森，武生是吴彦衡，铜锤是后来自成裘派的裘盛戎，架子花是后来自成袁派的袁世海。第一天打炮戏，在杨、裘、袁合演《失空斩》之后，宋德珠上演《金山寺》大轴戏，曲子霞飞，出手雷动，只一个“大刀下场”，硬跷矗立舞台上亮相5分钟，如玉树生根，纹丝不动，台下观众的喝彩也长达5分钟，有人大声疾呼：“瞧哇！钉在台板上了！”宋德珠因此被誉为“钉在台上纹丝不动的白娘子”。
从9月20日至10月29日，一个多月的演出，宋德珠的武旦戏给上海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就连老一辈演员周信芳、林树森、赵如泉、盖叫天、赵桐珊等，也对他推崇备至。
1941年年初，北平戏曲学校有名的“四块玉”之一（其他三块玉分别是侯玉兰、白玉薇和李玉芝）李玉茹，因黄金大戏院的马治中特地赶到北平邀请，便带着她的“如意社”来到上海，当时李玉茹才17岁。
黄金大戏院搞经营的孙兰亭等人，既是资深京剧票友，又具有现代商业头脑和眼光，对于“如意社”前来演出，在宣传上下足了功夫，不仅提前一周在各报纸上刊登预告，介绍“如意社”的主要演员，演出期间还请《半月戏剧》杂志撰写文章和评论，出版专刊。此外，还联络吴幻荪（别号吟碧馆主，擅长国画）和景孤血（京剧评论家）等人编辑了一本《北平戏曲学校毕业生剧团特刊》，其中有照片、各位演员的小传、新戏内容介绍以及为李玉茹六十一部不同剧目所撰写的诗词。所用的一些广告词非常吸引眼球，如：“京朝派独有唯美新剧；如数搬到黄金大戏院”，“久慕大名，如雷贯耳，今日一见，名不虚传”，“万目睽睽，众人悠悠，李玉茹：戏校皇后”，并称她为“花旦的奇卉”。这些夸张的广告词，吊足了上海观众的胃口。
“如意社”全是年轻的演员，十分整齐，大家铆足了劲，合作默契，再加她们接受的是严格“京朝派”的训练，又有许多新剧目演出，因此演出受到上海观众的热烈欢迎，每晚都座无虚席。特别是李玉茹主演的《鸳鸯泪》，连演连满而不衰，“征服了各个阶层的所有观众”。“如意社”在上海演了48天，经常是日夜演两场。头一次来上海演出，李玉茹的名字已腾誉整个上海滩。
1937年5月1日，黄金大戏院经重新改造后开张，晚上开幕演出，由著名老生马连良在大轴戏《龙凤呈祥》中前饰乔玄，后饰鲁肃，那天最高票价卖到二元五角。1939年12月底，“四大坤旦”之一章遏云在上海黄金大戏院演出《双姣奇缘》和程派戏《红佛传》《碧玉簪》《费宫人》《青霜剑》等，还合演《八本雁门关》。她的青莲公主，老搭档叶盛兰的杨八郎，杨宝森的杨四郎，芙蓉草的萧太后，马富禄的畲太君，连演满座很多天，轰动上海滩。1941年3月，时隔7年后荀慧生应邀来黄金大戏院演出，依然迷倒了上海观众，吸引了刚开设不久的上海戏剧学校组织学生前往戏院观摩。
1938年黄金出版社出版的《程砚秋专集》。
在这些名家演出前后，为对外进行宣传，也为了扩大票房效益，戏院经营班子由吴江枫出面担任主编，以黄金出版社名义，为这些名家出版了专辑，其中有1938年出版的《程砚秋专集》、1938年10月出版的《春秋笔特刊》（马连良专集）、1939年出版的《章遏云专集》、1941年出版的《荀慧生专集》等，这是一般戏院所没有的。这些专集，除刊登这些京剧名家演剧和生活照片外，还刊登了著名京剧评论家的评论文章，以及这些名家当时演出的剧目内容和唱词，对宣传这些名家的演技和艺术风格等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当时上海京剧演出留下了十分珍贵的史料。
【舞台背后的民主堡垒】
1946年春至1947年底，周信芳承租下黄金大戏院，一人兼任了戏院的前后台经理。周信芳在20世纪二十年代初就同田汉交好，参加了田汉主持的话剧团体南国社和左翼戏剧界的一些文化活动。1941年，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派负责上海文化工作的姜椿芳同他联系，逐渐成了好朋友。由此，周信芳租下黄金大戏院后，这里不但是麒氏剧团的演出基地，也成了民主活动的据点。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上海妇女生活互助社”就设在黄金大戏院，互助社的名誉理事便是周信芳的夫人裘丽琳，周信芳还把襄理办公室腾出来给互助社使用。
1946年初，为了推动上海妇女的民主运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决定举行一次政治游行，时间放在三八妇女节，“上海妇女生活互助社”成了此次活动的中心。3月8日，庆祝“三八妇女节”的游行队伍就是在黄金大戏院集队出发的。
当时上海有—个由京剧界进步青年研究京剧改革的组织“艺友座谈会”，是1943年在中共地下党帮助下建立起来的。1946年6月，周信芳参加并担任了艺友座谈会主持人，活动地点也在黄金大戏院。为推动上海京剧改良工作，加强与文化界进步人士的联系，周信芳带领艺友座谈会一班人积极开展工作。当时田汉和欧阳予倩战后回到上海，周信芳在黄金大戏院举办欢迎会，艺友座谈会全体成员出席了会议。会后，周信芳对田汉提议，让艺友座谈会成员与上海文化界进步人士聚聚。于是，由田汉出面发起，在上海红棉酒家举办改良京剧的专题茶话会，郭沫若、许广平、夏衍、史东山、张骏祥、欧阳山尊、叶浅予等应邀出席。欧阳山尊因刚从延安访问回来，在会上介绍了解放区的情况，并传达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会者一致表示文化界应该大力支持京剧艺术的改革，于是会议决定创办《戏剧杂志》，组织编委员会，举办星期日艺术讲座。周信芳主动提出，活动的据点就放在黄金大戏院。
1947年，艺友座谈会改名为“伶界联合会艺友联谊会”，周信芳仍然是主要领导人之一，活动地点仍在黄金大戏院。后来，因周信芳在戏剧界人士《反内战争自由宣言》上签了名，被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传讯，黄金大戏院因此受到监视，艺友联谊会只得被迫解散。在宣布艺友联谊会解散的会上，周信芳大声宣讲，要大家牢牢记住这件事，并鼓励会员们为争取民主自由而斗争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