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沈聊戏：当年北京京剧团的光鲜背后

北京京剧团是从1955年到1960年间由马连良剧团、北京市京剧二团、北京市京剧三团和北京燕鸣京剧团四个剧团先后合并组建，拥有马谭张裘赵五大头牌的最强大阵容，被称为解放后京剧院团里的“超级航母”。

笔者曾在《北京京剧团十年》《北京京剧团的几强几弱》《几位宝石级的绿叶》等多篇小文中对北京京剧团当年的盛况和辉煌业绩做过一些介绍。俗话说，“大有大的难处”。本篇就说说北京京剧团的另一面。

人们经常赞叹北京京剧团的阵容强大，此话不假。马谭张裘赵之外，还有李多奎、马富禄“二老”。团内生旦净丑各个行当齐全，到张君秋加入时，团里人数已经达到170多位，各个行当的演员不仅够用，而且都是两份或三份的富余。众多名角来自四个团，过去都是台柱子，现在聚在一起合成一个团，演员安排就要重新调整，于是就难免出现角色和排位之争，甚至闹意见。据马龙在《我的祖父马连良》一书中记载，谭富英贴《失空斩》，在市二团是裘盛戎的司马懿，这个活儿显得轻了点，裘往往在前边加演一出，合团后改周和桐唱司马懿，周和桐就有看法了：我本人也是郝寿臣的弟子，艺术上不亚于裘盛戎，为什么让我傍谭先生，他上不是一样吗?谭富英唱《奇冤报》，在二团是慈少泉去张别古，合团后，“二老”之一的马富禄傍谭富英，大受戏迷欢迎。可慈少泉不乐意了，说这分明是看不起我呀。

在几大头牌中，张君秋似乎较为“独立”，他从市三团带进来的刘雪涛、陈少霖、李四广、耿世华、钮荣亮等大都依然傍张君秋。他在合团后排了不少新戏，配角也基本上这些人。可以说是团内比较稳定的小团体。

赵燕侠进北京京剧团后，配演力量强大了，马富禄特别给她配戏，小生换上了茹富华、闵兆华，花脸换上了周和桐、张洪祥，而赵在燕鸣团的老搭档就靠边站了。

谭富英在市二团时的配角很硬整，李多奎、杨盛春、慈少泉、谭元寿、马长礼、张洪祥等个个都是角儿，合团后，除了傍谭富英外，他们也充实了马派戏的演出阵容。不过，谭富英排的新戏并不多，后来身体也不好，北京京剧团排演了四大头牌合作的《秦香莲》《赵氏孤儿》两出大戏，谭均担任配角，于是有人对谭先生颇抱不平。其实，说到底，这也是团大、名角扎堆挤在一起不得施展的缘故。

观众对北京京剧团的组建报以期待，以为可以天天看大合作戏了，其实不然，《龙凤呈祥》马谭张裘齐上阵固然热闹，可那也只能过年过节偶尔一露，剧团平日的商业演出就要几大头牌分别贴演，合理安排，如果全围绕马谭张裘转，那团里可就窝工了。于是，出现了“小团”演出，即由谭元寿、马长礼、陈少霖、杨盛春、黄元庆、小王玉蓉、李世济、李毓芳等担纲主演。在其他剧团里有种情况：挑班主演如果不演出，由其他人担任主演，那么就叫做某某团的分团演出。北京京剧团则不然，大团和小团一起上，一个晚上，北京京剧团在两个剧场、甚至三个剧场同时演出，是常有的事儿。

名角儿聚在一个团，戏迷自然希望他们多有同台演出和合作剧目，特别是对马连良与裘盛戎的合作最有期待。马连良的戏缺不了架子花脸，但对铜锤花脸用的较少，因此马、裘同台合作机会不多，常演的大概也只有《打严嵩》《审潘洪》等寥寥几出。马裘倒是合作排演了几出新戏，最成功的是《赵氏孤儿》“打程婴”一折，两位艺术家把魏绛和程婴之间由相互猜忌到真相大白的戏做的很足，最后裘盛戎唱了那段创新的【汉调二黄】“我魏绛闻此言如梦方醒……”。

马裘还排了《舍命全交》《官渡之战》《海瑞罢官》。《舍命全交》是讲左伯桃和羊角哀两个结拜弟兄为友情而舍性命的故事，是唱功戏，但故事性不强，不吸引人，很快就挂了。

《官渡之战》是为曹操翻案的戏，曹操由裘盛戎扮演，但是作为铜锤花脸并不对工，裘盛戎硬着头皮上，他私下对袁世海说，他一上台就浑身不自在。不自在归不自在，戏还得演，裘是第一主角，马、谭两位师哥还在傍着呢。原来这么大的角儿也有自己的难处，外人谁知道啊!

《海瑞罢官》是政治应景之作，裘盛戎扮演退休太师徐阶这样一个应该由副净来演的次要角色，纯属“低职高配”，更何况为保护犯罪的儿子而以权谋私也不符合裘一贯扮演的正义人物的刚正性格。尽管他和马连良扮演的海瑞多次正面交锋，唱念都不错，但裘的角色都很“瘟”，叫人憋气。可是陪师哥唱，能挑三拣四的吗?

裘盛戎陪着马连良唱了这几个新戏，但他那高亮醇厚、挺拔有力的嗓音并没有得到发挥，缺少了裘派代表人物包拯、姚期、窦尔墩的那种刚劲儿。戏迷们看了这几出新戏不解气，都说裘盛戎的风格变了，变得沉闷和婉约，连伴奏的琴音也缺少了激情，这哪里还是裘派?直到1962年，他和李多奎先生合排《赤桑镇》，真正的裘盛戎才又回来了。

裘盛戎的这段曲折，其实也不无原因，他作为北京京剧团副团长必须带头展示团结合作精神，更何况是与马先生合作，更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1959年，排《赵氏孤儿》时，裘为团结计二话不说就接了屠岸贾的活儿，后实在不行，这才换成魏绛。所以，外界人士只看到北京京剧团的名角云集，却很难看到头牌们之间合作的不易和困难。

马连良，身为一团之长，烦神之事也不少。建团之初，裁剪冗余人员，留下者的工作量必然加大，马连良的鼓师姚占琦跟随马多年，是马离不开的搭档。姚因新分配的工作太重，要求涨薪。团里领导认为不合理，要求马连良“杀一儆百”，裁撤姚占琦。结果马连良为顾全大局“挥泪斬谡”，把多年的老搭档辞掉，又重新培养马派戏的鼓师。马连良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马连良作为团长还要特别注意紧跟政治风气，那时正鼓励学习海瑞精神，他接到《海瑞罢官》的本子，剧本出自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之手，他能不接吗?尽管本子不成熟，但他和裘盛戎、李多奎、李毓芳等依然排演出来，很快公演。谁也没有想到《海瑞罢官》后来成了文革导火索，马连良为此也丢了老命。……

这些都是北京京剧团光鲜的背后发生的故事。

和北京京剧团不断扩大充实力量一样，当年中国京剧院也以国家剧院名义广招贤才、人才济济，最壮大时形成四个团的演出规模，这些都是京剧史上的创举。这和过去众多名角儿各自挑班、独自演出而造成演员分散，流动性大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中国京剧院和北京京剧团在稳定队伍、优化组合、改善管理、推出新剧目等方面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一体制并非十全十分，其存在的弊端，如人浮于事和吃大锅饭，至今依然是需要认真解决的严肃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