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小龙：试论明代万宝全书图文模式的来源
摘要：长期以来，学界往往将古代典籍中的图像称为“插图”，但这样的界定不仅忽略了中国传统文献中图文的关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图像成为文字的从属。实际中国古代文献反映的图文关系非常复杂，其中图和文在形式上既可以各为一体，也可以出现在同一文本；在图文同体的文本上，图文间既能形成相互对应的关系，也会产生图文并不对应的并列关系。产生于明代的万宝全书，便分布了多种类型的图文模式，其中的部分图文模式，甚至在写本中就已形成，并延续到宋元以后的刻本。
一、图文有别
二、汇版成册
注：《事林广记》中常常出现目录中的门类名称与卷首的门类名称不相同的情况，凡有此类情况则将两个相异的名称并列，各卷首的名称置于目录的名称之后，并以“（）”标注。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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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胡道静《事林广记·前言》，中华书局，1963年；后收入《胡道静文集·古籍整理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82-94页。又见王正华《生活、知识与文化商品：晚明福建版“日用类书”与其书画门》，原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1本，2003年，后收入同作者《艺术、权力与消费：中国艺术史研究的一个面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1年，第336-342页。
②李零教授对古代的“图书”有分类和解释，但他认为马王堆帛书《天文气象杂占》是以图附文，因此其中的图像具有插图的性质，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有待继续讨论。详见李零《中国方术正考》，中华书局，2006年，第150-151页。
⑪李零认为子弹库帛书中的十二神的形象往往是人和动物的变形，可能是楚地流行的一种演禽系统，见《楚帛书的再认识》，252页。亦可参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0-61页。李零《楚帛书与〈式图〉》，《楚帛书研究（十一种）》，中西书局，2013年，第167-168页。
⑫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第669-671页。
⑬饶宗颐先生指出，古代巫术必借重于图画。巫鸿也认为，子弹库楚帛书可能是巫师所用的“图籍”。见饶宗颐《〈楚辞〉与古西南夷之故事画》，《故宫季刊》1972年第4期；[美] 巫鸿著，柳扬、岑河译《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三联书店，2015年，第96页。如与子弹库楚帛书性质相近的《白泽精怪图》，便具有禳镇解除的功能，《抱朴子内篇·登涉》记载山中山精喜来犯人，其名曰蚑，知而呼之，即不敢犯人也。又称如有《录百鬼录》及《白泽图》、《九鼎记》，可知天下鬼之名字，则众鬼自却。详见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卷十七，中华书局，1985年，第303-308页。《荆楚岁时记》也记载，五月五日口内常称“游光厉气”四字，“知其名则鬼远避”。亦见饶宗颐《跋敦煌本〈白泽精怪图〉两残卷（P.二六八二，S.六二六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1卷第2册，1969年，第539-546页；此二文分别见《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十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97页；第257-263页。
⑭顾铁符《马王堆帛书〈天文气象杂占〉内容简述》，《文物》1978年第2期，第1-4页。整理后的图版见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第一册，中华书局，2014年，第203-208页。
⑮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室《马王堆三号汉墓帛画导引图的初步研究》，《文物》1975年第6期，第6-13页，第63页。整理后的图版见《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第二册，第103-106页。
⑯连云港市博物馆等编《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第1-2页，第165-166页；张显成、周丽群《尹湾汉墓简牍校理》，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84-86页。
⑰[美] 巫鸿著，柳扬、岑河译《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第98-99页，第262-263页。
⑱[美] 巫鸿著，柳扬、岑河译《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第257页。
⑲参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中华书局，1979年，第167-169页；郑炳林、郑怡楠《敦煌写本P.2683〈瑞应图〉研究》，樊锦诗、荣新江、林世田主编《敦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纪念向达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11年，第500页。
⑳余欣《索象于图，索理于书：写本世代图像与文本关系再思录》，《复旦大学》2012年第4期，第65-66页；亦见同作者《博望鸣沙：中古写本研究与现代中国学术史之会通》，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2-23页。
㉑余欣《索象于图，索理于书：写本世代图像与文本关系再思录》，第66页；亦见同作者《博望鸣沙：中古写本研究与现代中国学术史之会通》，第23页。袁婷《敦煌藏经洞出土绘画品研究史》，兰州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23-126页。关于日本学者对《白泽精怪图》的研究，详参冈部美沙子《白泽研究の现状と课题》，《史泉》第115号，2012年。另外佐佐木聪在《〈礼纬含文嘉·精魅篇〉的辟邪思想与鬼神观》一文中，对《白泽图》也有涉及，详参[日] 佐佐木聪《〈礼纬含文嘉·精魅篇〉的辟邪思想与鬼神观》，《复旦学报》2014年第5期，第10-18页。
㉒详参马世长《敦煌县博物馆藏星图占云气书残卷———敦博第58号卷子研究之三》，《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82年，第477-508页；何丙郁、何冠彪《敦煌残卷占云气书研究》，艺文印书馆，1985年；马世长《“敦煌星图”的年代》，《中国古代天文文物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195-198页；何丙郁著，台建群译《一份遗失的占星学著作——敦煌残卷占云气书》，《敦煌研究》1992年第2期；邓文宽、刘乐贤《敦煌天文气象占写本概述》，《敦煌吐鲁番研究》第9卷，中华书局，2006年，第409-424页；后收入《邓文宽天文历法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第8-9页。邓文宽《敦煌文献中的天文历法》，《文史知识》1988年第8期，后收入《敦煌吐鲁番天文历法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亦见《邓文宽天文历法考索》，第24-26页。
㉓见《旧唐书》卷三十二《历志》，1152页；《旧唐书》卷三十五《天文志》，中华书局，1975年，第1293-1294页。亦见《新唐书》卷二十一《天文志》，中华书局，第806-807页。
㉔吴燕武《〈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功能考》，《新美术》2013年第12期，第31-36页。
㉕[美] 巫鸿著，柳扬、岑河译《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第161-208页，第289-332页。
㉖伏俊琏《先秦两汉“看图讲颂”艺术与俗赋的流传》，《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后收入同作者《俗赋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第134-156页。
㉗饶宗颐先生结合萧统《文选序》中“图象则赞兴”的记载，认为赞在画之后产生。详参饶宗颐《文选序“画像则赞兴”说——列传与画赞》，《文物汇刊》创刊号，南洋大学李光前文物馆，1972年，第12-23页；后收入《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十三，第205-216页。
㉘参李征宇《文图关系视野下的汉魏六朝人物图像——以〈女史箴图〉、〈列女仁智图〉为中心》，《文学评论丛刊》2013年第2期，第231-243页。
㉙其中主要包括道德表征和箴戒劝勉等。
㉚巫鸿著，郑岩译《何为变相？——兼论敦煌艺术与敦煌文学的关系》，《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三联书店，2005年，第380-381页。
㉛巫鸿《何为变相？——兼论敦煌艺术与敦煌文学的关系》、徐小蛮、王福康《中国古代插图史》都认为P.4524有六幅图，但实际上只有五幅。
㉜刘波、林世田《〈孟姜女变文〉残卷的缀合、校录及相关问题研究》，《文献》2009年第2期，第18-25页；张新朋《〈孟姜女变文〉、〈破魔变〉残片考辨二题》，《文献》2010年第4期，第21-25页；张涌泉《新见敦煌变文写本叙录》，《文学遗产》2015年第5期，第131页。
㉝如这部经卷末尾所题“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等字样，便使其具有特殊的意义。
㉞张富祥《宋代文献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512-513页。
㉟班宗华（Richard M. Barnhart）,'Li Kung-lin's Hsiao Ching t'u, Illustrations of the Classic of Filial Pie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pp43-45,pp74-129. 孟久丽（Julia K. Murray）著，何前译《道德镜鉴：中国叙事性图画与儒家意识形态》，三联书店，2014年，第113页。
㊱Richard M. Barnhart, 'Li Kung-lin's Hsiao Ching t'u, Illustrations of the Classic of Filial Piety',pp37-46.方闻著，李维琨译《超越再现》，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7页；
㊲何前《女孝经图研究》，中央美术学院2009年硕士毕业论文。
㊳薛冰《插图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64页。杜京徽《传顾恺之〈列女图〉研究》，中国美术学院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60-64页。
㊴森田宪司《关于在日本的〈事林广记〉诸本》，《国际宋史研讨会论文选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66-280页。
㊵如元禄本“素王事实”部分引用宋高宗对孔子的论赞，则称“高宗御制赞”，至顺本“圣贤类”直接称“宋高宗御制赞”。元禄本中有“至元杂令”，且此本“正统门”最后的部分记载“今上皇帝：中统五年，至元万万年”，由此可见刊印于元世祖至元年间（1265-1279）。元禄本“岛夷杂志”记载占城国“建隆、元祐间尝入贡”，至顺本、后至元本则改为“宋朝建隆、元祐间尝入贡中国。”另外还要加上一句“今大元奄有四海，诸蕃悉皆归附矣”。元禄本《事林广记》“岛夷杂志”又称单马令曾于“国朝庆元二年”贡物，至顺本、后至元本则将其改为“宋朝庆元二年”。类似的变化还有很多，限于篇幅恕难赘论，但以上所列基本可以证明，元禄本的一些内容，特别是其中的“岛夷杂志”，基本上还是保持了宋本的特征。
㊶柳玭《柳氏家训序》记载：“中和三年癸卯夏，銮舆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浸染不可尽晓。”见陈尚君《唐柳玭〈柳氏叙训研究〉》，《国文学报》五十一期，2012年，第154页。由此可知当时这类具有实用特征的资料因为需求量较大，便采用雕版技术加以印制。
㊷许多学者都结合《墨子》中“书于竹帛”的记载，认为最早的书籍就是竹简，并非甲骨文。参张政烺《古史讲义》，中华书局，2012年，第405页。钱存训《书于竹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53页。李零《简帛佚籍与学术史》，三联书店，2008年，第47-48页。
㊸如元禄本《事林广记》所收的《灵龟逐盗图》，就与尹湾汉简中的《神龟占》并无太大区别，见《和刻本类书集成》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11页。敦煌写本中还有“推神龟走失法”（Дх.01236）等与之类似的占卜文书，详见刘乐贤《简帛术数文献探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05-112页。
㊹关于语言文字和图像关系的研究，可参李彦锋《中国绘画史中的语图关系研究》，上海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赵宪章《文学和图像关系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江海学刊》2010年第1期；赵宪章《语图互访的逆势与顺势——文学与图像关系新论》，《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赵宪章《语图符号的实指和虚指》， 2012年第2期；赵宪章《“文学图像论”之可能与不可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李彦峰《中国美术史中的语图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
㊺其实楚帛书《导引图》上所绘的各种人物已经非常成熟，其价值不在《人物御龙图》与《龙凤仕女图》之下，却没有引起艺术史学者的充分重视。饶宗颐先生对长沙子弹库楚帛书上所绘树木和神像的艺术性也有所研究，详见饶宗颐《楚绘画四论》，后收入《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十三，第153-174页。
编辑：朱利华 排版：廖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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