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铮：张之洞与《书目答问》二种
张之洞不是学者。但在晚清后期，在光绪朝的三十三年间，他却与教育、学术结下了不解之缘。同作于光绪元年的这两部书，《书目答问》和《轩语》，便提供了最初的例证。
那一年，张之洞三十八岁，正在提督四川学政任上。两书都是写给本省初学者看的普及性读物。张之洞曾自嘲说，《书目答问》“可作公牍观，不可作著述观”，《轩语》则“真是告示公牍一例物事”。也许他当初自己也没有料到，两书刊行后，很快便突破了省界限制，风行海内，没几年就已有数种翻刻本，包括两书的合编本，在读书家中近于“家置一编”。尤其是《书目答问》，被一些学者视作可以上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佳制。近二十年后康有为在两广讲学还说，书目“精要且详，莫如《书目答问》”，“可常置怀袖熟记，学问自进”。史学家陈垣直到晚年还承认，他少年时对四书五经以外的学问发生兴趣，即得力于《书目答问》的导引。
当然，对这两部书的成功，张之洞是很得意的。他在晚年再提及时，便不那么谦了，说是当初“撰”此两书教士，“宗旨纯备，于学术源流门径，开示详明，令学者读书，即可得师”。这引起一些学者的含蓄不满乃至公开批评。《轩语》所设定的读者对象，本来是害怕岁考的秀才，渴望进学的童生，以及三家村的塾师之类，内容就是如何学做绅士，如何通经读史，如何应付考试，总之是自命钦使的学官教训学生的“发落语”。没有学者愿意著文就此同他争论。《书目答问》则不同。当初张之洞虽说它不是著述，却又自负地说，“其去取分类，及偶加注记，颇有深意，即是无数语言，非仅止开一书单也”。真是这样吗？还有，这部书真是张之洞本人所“撰”的吗？
轩语，直白就是“天子使者的告诫”。书名已规定了说话的对象与限度。如前所述，学政的权力所及，主要是本省的诸生和童生。所谓诸生，不论是拿地方政府津贴的廪膳生，虽无奖学金或有定额的增广生，或者是初入官学而等待升级的附学生，都属于帝国政府所认可的“士”。他们虽然还不像高一层的举人贡生那样，已具有初等候补文官的资格，却享有与这种身份俱来的若干特权。可以穿着缘青的蓝绸长袍，可以免缴人头税并免服杂差，可以见官不跪并免受官刑，可以参与地方宗教的或公益的事务，可以成为家族的当然代表乃至首领，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考试或捐纳晋入候补文官的层次而获得更大的特权。诸如此类，都是童生所没有的。因此，诸生和童生，同属于“生”，即所谓儒者，在仍然存在中世纪的等级身份制的晚清，实际上分属治人者和被治者两大类。童生通不过学政主持的院试，只好终身做“白丁”。张之洞从来重视身份和等级。他把已有初级绅士身份的诸生，作为首要说教对象，是很自然的。但他也很清楚，由于他中解元到列鼎甲的顺遂，由于他握有进退士绅身份的权柄，因而那些渴望博取一袭青衿的童生们，将更会视他的“告戒”为“举业指南”。这就是《轩语》叙目强调正文三篇语多浅近的缘由。张之洞还以为这三篇，“中人以下及乡塾童蒙未能遽领”，又附录“别说二十四条，告教授初学者”。这更是直接指点学做帖括诀窍和进场规矩。
然而全书并非“科举考试指南”。正文三篇，“上篇语行，中篇语学，下篇语文”。其中只有下篇真在讨论如何做“时文”以应付程试，旨在帮助“良材困学”在场屋中不致因犯规犯忌而被黜落。张之洞虽是两榜出身，但对科举考试却没有好感，身任学政而奚落八股，在湖北任内已如此。首篇教童生习做八股，篇题却用了颇含调侃意味的“学究语”，以示他“在官言官谊”而无可奈何。
中篇所谓的“学”，便撇开了相沿八百年的帖括之学，而大谈应该通过读四部书而增进学问，逐一列举阅读经史子集的门径，甚至不厌其烦地列举可读的版本目录。尽管他也说“为学忌分门户”，“读书期于明理”以及“致用”，实际介绍的却是清代汉学家读书治学的常识。谁都知道，清中叶吴皖两派汉学家的宗师惠栋和江永，都终老于诸生。从科举制度鼓励读书人应把金榜题名作为最高追求的传统来说，张之洞如此提倡“作秀才后宜读书”，大有存心“误人子弟”的气味。
有趣的还是上篇。对诸生说行，自然是指与士绅身份相称的行为守则，包括道德、人品、志向、气节、见识、习尚等等。这一篇罗列的守则共十七条，但都在清廷颁布的所谓圣谕、学规之外。据张之洞说，那些教条都已刻在碑上，写在书上，用不着再解说，“兹择其切于今日世风、本省士习者言之”。
说些什么呢？通观十七条，给人的印象，就是这位“天使”，最爱说“不”。后十条守则都以“戒”字开头，从“戒早开笔为文”，到“戒滥保”、“戒好讼”、“戒孳孳为利”、“戒讲学误入迷途”，直到“戒洋烟”，已使人感到由四川到全国，士林普遍存在的恶劣风气何等严重。但前七条守则，虽属肯定命题，其解释所用的“不”字之多，更令人感到所谓“同治中兴”的外观，掩盖官绅社会的肮脏程度，真如清末谴责小说的描绘。
例如第一条“德行谨厚”，解说如次：“德行不必说到精深微妙处。心术慈良不险刻，言行诚实不巧诈，举动安静不轻浮；不为家庭事兴讼，不致以邪僻事令人告讦，不谋人良田美产；住书院者不结党妄为，无论大场小场守规矩不生事；贫者教授尽心，富者乐善好施、广兴义学、捐钱多买书籍置于本处书院；——即为有德。”
例如第二条“人品高峻”，解说如次：“不涉讼，不出入衙门，不结交吏胥；不参与本州县局事，——必不得已入局者不侵渔；教书院义学不素餐，求功名不夤缘，试场不作弊；武生勿与'帽顶往来(原注：蜀人谓匪类为帽顶)；——即为有品。”
两条解说不到一百八十字，却有十九个“不”字。而由“不”字所肯定的道德人品标准那样低微，甚至说没有欺诈劫略行径，便算“德行谨厚”，没有钻营舞弊劣迹，就是“人品高峻”。很难想象，这竟是对所谓四民之楷模、帝国之俊彦，所提出的行为尺度。两百年前，顾炎武曾提议“废天下之生员”，以为科举取士实为政府腐败的根由。黄宗羲没有那么激烈，但也说这种取士法，“徒使庸妄之辈充塞天下”。他们都是备受张之洞推崇的人物。看来他推崇顾黄的理由，不尽因为他们是经史之学的大家，还由于他们对人才教育方面的见识。《轩语》关于诸生操行的要求，通篇都是“不”字“戒”字，连“宜”字即应该如何也罕见。这是否表示张之洞已觉得八股取士的情形，远比明代更糟，作为选拔人材的制度，非废除不可呢？至少在这时还没有见诸他的言论。但他到处兴办书院学堂的活动，则可说明他的确在寻求某种替代“举业”的方式。三十年后，即一九○五年，已有千余年历史的科举制度，就在张之洞主持下废除。效应固然出乎张之洞的逆料，教育制度的这一重要改革，没有挽救他所效忠的大清帝国，反而加速了帝国的官与绅的分裂，使皇帝很快成为紫禁城的囚徒，颇似作法自毙。但教育改革到底将读书人从八股教条的桎桔中解脱出来，促使大群旧式士人转变为近代型的知识分子。这又是中国社会涤荡中世纪污秽的必要条件。因而，在这一点上，对张之洞作诛心之论，未必公允。
相形之下，《书目答问》更受学林重视。于是张之洞去世不久，便发生了著作权的问题。
问题是缪荃孙提出的。晚年自号艺风老人的缪荃孙，从光绪元年在成都拜张之洞为师以后，备受张之洞提携，几乎是如影随形。直到张之洞在一九○九年去世前夕，还要学部奏派他任筹建中的京师图书馆正监督。但在清亡后，他自编年谱以及其他文字，都说《书目答问》是他代“撰”的，虽然还说“撰”时曾得到藏书家章寿康之“助”。此说得到叶德辉、柳诒徵的支持。因而在学术界相当流行。
最早对缪说提出异议的是陈垣，以为缪荃孙在张之洞撰著《书目答问》时曾“随同助理”，刻成后又“为之订正”，都是事实，然而“均与代撰不同”。一九六三年柴德赓重提陈垣的异议，更批评缪荃孙在张之洞生前不作此论，“年谱作于张死后，未免有掠美之嫌”。
缪荃孙的自述，叶德辉引杨锐语作证，的确存在死无对证的问题。然而在清代，达官贵人倚仗权势，命人撰书，署为己作，早成积习，虽大学者也不免。著名的《水经注》校本官司，被告竟是乾嘉考证学的皖派大师戴震，虽有胡适积晚年之精力替戴震翻案，而至今仍属疑案，便是显例。何况戴震当初不过是翰林院庶吉士，区区一名皇家学院“博士研究生”而已，由于充当四库馆臣，享有审查赵一清手稿的小小特权，尚且不免瓜田李下的重大嫌疑。何况张之洞身任通省教育长官，已显示为正在上升的政治明星，而缪荃孙以举人充当四川总督西席的身份，不惜拜年长仅七岁的张之洞为师，显然有求于他。此后缪荃孙三十余年的宦学经历，都视这位“南皮师相”的升迁为转移。要求他在张之洞生前，而且在清帝国灭亡前，直承自己是《书目答问》的捉刀人，可能吗？因此，他在张之洞死后，并在“张文襄公”的谥号已成过去之后，躲在上海租界里写回忆录，提及此事，可能是“掠美”，但也可能是含蓄地批评恩师“掠美”。
两种可能性都存在。目前我们还没有真正的第一手证据，例如《书目答问》的原稿或改稿，来推翻任何一说，所以不妨将这场著作权官司，交给出版史家去继续审理。根据目前的种种陈述，以下三点应属历史的事实：第一，《书目答问》的总体构想出自张之洞的策划；第二，《书目答问》的学术取向顺应张之洞的爱好；第三，《书目答问》的取舍评骘经过张之洞的裁定。这里不拟逐点论证。有一点是肯定的，即缪荃孙和他的支持者，从未对以上任何一点提出异说。
张之洞曾说，《书目答问》的意向，首在“指示门径”。这使人记起《轩语》已“指示”，读一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即略知学问门径矣”。既然如此，他为什么又要另开书单，别指“门径”呢？据他说自有“深意”，却不曾明说。据缪荃孙说，在编撰《书目答问》期间，张之洞“谈言偶及”邵懿辰的未刊稿《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甚为推崇，并惋惜当初未曾过录，“否则出诸箧中，按图索骥，数日事耳，不似如今考及两月，尚未惬心贵当也。”照这样说，张之洞所别指的门径，颇有阴袭邵书之嫌。
然而，张之洞欣赏邵书或许是真的，却不可能以邵书作为蓝本。一个原因，便是两人的学术取向并不一致。邵懿辰名为经学家，实则专用李光地、方苞的理学见解，排击乾嘉汉学，指古文《逸书》、《逸礼》为刘歆伪造，却反而推崇东晋出现的《伪古文尚书》。张之洞虽说“为学忌分门户”，自称“性恶闻人低宋学，亦恶闻人低汉学”，但他附庸汉学的隐衷在两书中到处流露。例如《书目答问》通篇不提邵氏著作，已很奇怪，因为《礼经通论》已刻，不能用体例不收未刊书予以解释；而末附《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列举十三家数百人，也漏举邵懿辰，则更奇怪，因为他既有著述，且非生者，还是因力抗太平军“殉难”而名跻“国史儒林传”的。这种疏漏，倘非显示张之洞本人的某种价值取向，便很难理解。缪荃孙的说法，也只能存疑。
从《四库提要》问世以后，有学者含蓄地对它的分类法表示不满。孙星衍、张金吾等所藏私人藏书目录，都采用有别于四库藏书的分类法，便是例证。张之洞进了一步。他强调他的书目，所示对象不是“藏书家”，而是“读书家”，并特指初学者，由此取得了某种自由度，可对传统分类法实行改造。张之洞是谨慎的，对于《四库提要》那种“钦定”的分类范式，总体不冒犯，具体作调整。
例如经部。《四库提要》原分十类，先五经(包括《孝经》)，后四书，附小学，在编纂形式上仍然体现中世纪后期的信仰体系。《书目答问》却将它拆散，重分三类。除“小学”类目依旧，凡清代列祖列宗颁定的官方教本，统称“正经正注”；凡清代汉学家或汉宋兼采者，重作整理诠释的古典经解及其校本，则统归“列朝经注经说经本考证”，题注还申明“空言臆说、学无家法者不灵”。这一调整，受害最烈的是朱子学系统的“四书学”，它作为中世纪晚期信仰体系的理论根基，在占据官方教育舞台中心位置七百年后，除朱熹本人的几本小书外，那些阐发所谓圣贤义理的大堆著作，几乎全被当作空话的楷模，驱出这份准官方的必读书单。
与此攸关的，再如子部。《提要》首列“儒家类”，所收大半是宋元明道学夫子的“语录”，虽然作者在本类诸序中对道学时加讥嘲。《答问》却把儒家降作二类，而新增“周秦诸子”居首。九流十家的代表作丛聚一类，固然反映诸子研究已成显学的现状，但取消《汉书·艺文志》以来儒家称尊的地位，对传统信仰体系更近于亵渎。何况儒家类三子目，居首的也是两汉至明清的“议论经济之属”，所选诸书多少都有批评正统学说的取向；“理学之属专书”又抑居二等，且只取周程张朱陆王等十几种书，其它“语录”剔除殆尽；还在下一子目小注中讽刺理学诸书多“腐陋”。相反，“儒家类考订之属”，则以它们“为读一切经史子集之羽翼”作理由，不厌详列，其中大半是清代考据家著作。
重视丛书是张之洞的特识。《轩语》已提倡“学子宜置丛书”，并以为清人校刻丛书，精好远胜于明刻。《书目答问》更说：“丛书最便学者，为其一部之中可该群籍；搜残存佚，为功尤钜。欲多读古书，非买丛书不可。”接着便在合刻、自著两篇中，一连列举了百余种丛书目录，其中明刻仅三种。
张之洞没有忘记他的童生们，以“别录”为题开列了四类读物，前三类都属于揣摩制艺或学习考订的入门书。第四类是初级启蒙读物，只列六种。有意思的是特别说明，“上海新刻《三才略》最佳。不惟童蒙，凡学人皆不可不一览。”这部由湖南湘乡人蒋德钧所编的西学入门书，内容为天文学、世界地理与世界历史的常识，看来张之洞本人曾经“一览”，并且印象很深。
当初张之洞策划编纂《书目答问》，可能没有想过做一份清学史提纲，岂知最终却形成了性状类似的提纲。
说是类似，因为张之洞没有那种意向。比照《轩语》和《书目答问》，前者说及世风士习的现状，非讥刺即抨击，而后者述及清代初中叶的学术文化，尤其是乾嘉汉学，则赞礼之情跃然纸上。张之洞不是说《答问》“去取分类，及偶加注记，颇有深意，即是无数语言，非仅止开一书单”么？由两书的比照可知，他赞礼清代学术那种接近消逝的光辉，无非是映照“近日风俗人心日益浇薄”。
正因如此，张之洞主持开列的这份书单，竭力表彰清代学者在传统学术诸领域的成就，便不足为奇。一八七五年他年近“不惑”，却仍然只有在翰林院放差的经验，离他超升封疆大吏并成为所谓洋务运动头面人物，还有六年。倘说他这时还是书生见识，还在指望端正学风以造就重振朝纲所需要的有用人才，那大概是不错的。
结果呢？《书目答问》成了主要胪举清代学术既往成果的全面清单。张之洞特别赞赏清中叶汉学家的经史诸子研究，说是“实事求是”、“有实用”等等。于是，毫不奇怪，为什么在卷终出现了一份《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他解释这是应诸生为择良师要求，急中生智，用此编替代，“凡卷中诸家，即为诸生择得无数良师也”。可是，《姓名略》的小序，又道出他的“深意”，在彼不在此。
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