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丨九州地理观
九州地理观
龚鹏程
十九世纪后期，英国人博克尔所著《英国文明史》代表的地理决定论风靡一时，中国也受其影响。如梁启超有《地理与文明之关系》、《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刘师培有《南北学派不同论》，蒙文通《古史甄微》也是把上古族群分成江汉（炎族）、河洛（黄族）、海岱（泰族）三系。徐中舒《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氏族》分殷周为东、西两族，傅斯年《夷夏东西说》谓夷商在东、夏周在西，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分华夏（西）、东夷（东）、苗蛮（南）三系等亦皆是这类思想之产物，傅斯年还曾翻译博克尔之书前五章，写了《地理史观》一文。
地理史观，是把地理看成解释历史之决定性线索。相较之下，钱穆写《古史地理论丛》、《史记地名考》，其弟子严耕望著《唐代交通图考》等，则属于历史地理学。研究历史上的地理问题，取径与地理史观不尽相同，但彼此颇有桴鼓呼应之效。
故地理之学，自清末民国以来，颇为煊赫。至三十年代乃有顾颉刚之《禹贡》半月刊及学会崛起。论者多谓顾氏治史，在《古史辨》时代乃破坏的，在《禹贡》时代则为建设的，评价尚在前者之上。
而“禹贡”也者，取名即本于《尚书‧禹贡》。
让我们从《幼学琼林‧地舆》头两句：“黄帝画野，始分都邑；夏禹治水，初奠山川”开始谈。第一句说分野，指天上星宿跟地理的配合，王维《终南山》中“分野中峰变”即指此。其实分野并不起于黄帝，而正是《禹贡》。所以刘禹锡《送华阴尉张苕赴邕府使幕》说：“分野穷禹画，人烟过虞巡。不言此行远，所乐相知新。”据《史经·天官书》，具体分法是：
1.角、亢、氐：兖州。2.房、心：豫州。3.尾、箕：幽州。4.斗：江州、湖州。5.牛、女：扬州。6.虚、危：青州。7.室、壁：并州。8.奎、娄、胃：徐州。9.昴、毕：冀州。10.觜、参：益州。11.井、鬼：雍州。12.柳、星、张：三河。13.翼、轸：荆州。
以上是按照各州来划分，《淮南子·天文训》则按照列国划分，大致如下：
1.角、亢：郑。2.氐、房、心：宋。3.尾、箕：燕。4.斗、牛：越。5.女：吴。6.虚、危：齐。7.室、壁：卫。8.奎、娄：鲁。9.胃、昴、毕：魏。10.觜、参：赵。11.井、鬼：秦。12.柳、七星、张：周。13.翼、轸：楚。
分野说很复杂，在政治、风水、命理等方面都有运用。在文学上的应用情形，则可以唐王勃《滕王阁序》第一段来做示例：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雄州雾列，俊采星驰。台隍枕夷夏之交，宾主尽东南之美。都督阎公之雅望，棨戟遥临；宇文新州之懿范，襜帷暂驻。十旬休假，胜友如云；千里逢迎，高朋满座。腾蛟起凤，孟学士之词宗；紫电青霜，王将军之武库。家君作宰，路出名区，童子何知，躬逢胜饯。
这一段又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全讲地理，第二部分说“我”为何来到这个地方。稍解释一下：
滕王阁，在今江西南昌。豫章，汉郡名，唐改为洪州，所以称豫章为故郡，洪都为新府。南昌本是豫章郡治所在的县名，到五代南唐时才改为郡名。“星分翼轸，地接衡庐”：古人习惯以天上星宿与地上区域相对应，称为“分野”。据《晋书‧天文志上》，豫章属吴地，吴越、扬州当牛、斗二星的分野，与翼、轸二星相邻。衡指衡山，此代指衡州（治所在湖南衡阳）。庐指庐山，此代指江州（治所在江西九江）。“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因豫章在三江上游，如衣之襟。三江，指太湖的支流松江、娄江、东江，泛指长江中下游的江河。五湖，一说指太湖的别名，其派有五，故称五湖。又一说指南方之湖：“洞庭，一也；青草，二也；鄱阳，三也；彭蠡，四也；太湖，五也。”（杨慎《丹铅总录》）蛮荆，古代称楚地为蛮荆，今湖北、湖南一带。瓯越，古越地，今浙江地区。古东越王都于东瓯（今浙江永嘉），境内有瓯江。
整段都用地理来铺排，紧扣滕王阁。事实上这也是中国文学写亭台楼阁之惯技，写法从汉赋来，欧阳修写醉翁亭、范仲淹写岳阳楼都差不多。诗法常说写景需“庶几移不动”，扣死地理，自然就移不动了，故一般都这样写，王勃此文尤为典范。
九州之名，古已有之。最早提及九州的当属《尚书·禹贡》。古人认为《禹贡》是“禹别九州岛，随山浚川，任土作贡”而作，最终，“九州同攸同。四隩既宅，九州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孔修。”
其实这是上古中国人对天下的认识。把天下看作一个整体，以帝都为中心，向外扩展。五百里之内为“甸服”，即王畿；再向外五百里为“侯服”，即诸侯领地；再次为“绥服”（已绥靖地区，即中国文化所及的边境地区）、“要服”（结盟的外族地区）和“荒服”（未开化地区）。这表明了赋制和政治文化影响随距离帝都的远近而不同。
《禹贡》作为中国最古老、最系统的地理文献，体现出明确的地理观念，所以它对中国后世地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代毛晃《禹贡指南》、程大昌《禹贡论》、傅寅《禹贡说断》，清代朱鹤龄《禹贡长笺》、胡渭《禹贡锥指》、徐文靖《禹贡会笺》、焦循《禹贡注释》、马俊良《禹贡注》、王纲振《禹贡逆志》、 张能恭《禹贡订传》、黄翼登《禹贡注删》、夏之芳《禹贡汇览》、夏允彝《禹贡古今合注》等，都是对它重要的研究。
《禹贡》与《山海经》为中国地理学两大文献，但论实际影响，它比《山海经》大得多，因为中国实际地理区划皆本于它，分中国为九州，形成了中国的基本疆域观及区域划分传统。后世行政区划变来变去、朝代版图屡有增扩，乃至世界观不断扩大，却都仍不能脱离《禹贡》规模，只是在它上头再做一些补充变造而已。
例如，战国时期邹衍提出了一种新世界观，比《禹贡》大了许多倍，当时人称他为“谈天衍”，可见是恢廓无涯的宇宙论。但这种宇宙论仍须依附于《禹贡》的九州说，称为大九州岛理论，谓天下有九州，中国仅居其一，而九州之外更有九州，李商隐《马嵬·其二》诗云：“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就用这个典。显然邹衍新说仍须套着《禹贡》的旧说来讲，后世更没有试图打破它的人了。中国古代那么强，却没有发展出世界殖民行动或思想、没有领土扩张的概念，从来都在战略上采取守势，只说“国防”，而不说“征服”，也是因自《禹贡》以来，即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中国地理观，觉得中国就该以此九州为限。此外皆为海外荒服，属于《山海经》的《大荒经》、《海外经》一类地方，不该强行纳归己有。地理观之影响文化思维，可见一斑。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祖籍江西吉安，是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
曾获台湾中山文艺奖等，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擅诗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