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安顺》往事追忆 安顺书店印象 2020年第112期（总595期）
杜应国
如果城市是一张脸，书店该是那脸上的瞳仁；
如果城市是片沙原，书店该是那沙原深处的一抹青黛；
如果城市是条汹涌的河，书店该是那潮流过处一湾宁静的回漩……
——题记
（一）
我最早的书店记忆是在夜晚，在灯光明亮的新华书店。
那还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正读小学五年级。老师教做作文，方法之一是要大家备下一个本子，把平时读书见到的好句子都抄下来。状物、写景、写人，凡是生动的句子都不放过。我们没有书，也很少读书（课外书），怎么办？于是有那头脑机灵的同学出主意，到新华书店去现翻现抄。
安顺老大十字，百货大楼左为安顺新华书店 博雅相馆提供
那时，安顺的新华书店位于城中最繁华的大十字东街口（我后来知道，几乎全中国的新华书店都占据着各个城市最黄金的路段）。书店全是开架，而且晚间营业到十点方关门。下午放学后，玩够了，吃了晚饭，便邀了几位同学少年，装模作样地拿着本子，仿佛奉旨一般，到了书店，随意地取下书来，然后或蹲着，或站着，胡乱地翻阅一通，发现不合适，再另取一本就是。有时不小心，习惯地靠上书架，营业员便会过来干涉，以免遮挡或损坏书籍。那时虽已是六十年代，但绝大多数人家都只有一盏十五瓦的电灯，有不少人家甚至还点着煤油灯。所以，无论那翻书抄书是真是假，能否抄到些什么句子，至少那明亮的灯光对我也是一种诱惑，一种享受……
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平坝新华书店 图片来源《镜像安顺》
（二）
少时很奇怪，人为什么要买书？喜欢看书，借来看看不就得了？至于跟谁借？那处于被借的源头的人为何要买等等，则不在我的思虑之内。
待到真正懂得，人确实需要买书，需要逛逛书店的时候，我已从少年变作青年，从知青变成了工人。几年文化大革命翻来覆去的折腾，知青生活的枯燥、乏味，以及最重要的，被放逐被遗弃的命运和被欺骗被利用的委屈等等，忽而使迷失的自我醒悟过来。我终于渐渐懂得了书籍的重要，懂得了作为知识和思想的载体的书对于生命，对于个体的思索与成长的特殊意义。于是，渐渐喜欢跑起书店来了。
在新华书店旁代书春联 博雅相馆提供
但那恰恰是一个书籍匮乏的时代。过去书架上那些琳琅满目的读物——那些饮誉世界的经典、名著，早已变成了“封资修”的毒草，被铲除得一干二净了；取而代之的，除了一些大批判性的小册子之外，就只有一些少量的马列著作和大量的毛选、语录。
那也是一个罕见的个人主宰群体的时代。一个人的兴趣、爱好就足以左右和影响整个中国。当然这是一个极特殊的人，一个人人敬仰的伟大领袖。伟大领袖喜欢游泳，于是全国人民跟着游泳；伟大领袖喜欢写诗，于是全国人民跟着写诗。所幸，伟大领袖也还喜欢读书，所以，书店里就有了几本被打入另册又获得“解放”的好书。譬如《红楼梦》，伟大领袖让人读，书店里就不能不卖；再如《水浒》，伟大领袖要批宋江投降派，所以书店里就有了八十回乃至百二十回的《水浒》。
我的运气不知是坏是好，爱逛书店的时候，正是伟大领袖号召“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于是书店里开始一本本地出现了被称作“白皮书”的马列著作单行本：《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等等。碰巧那也正是我刚对这些伟大的著述深感兴趣的时候，于是，也就不知深浅地一本本往家里搬，什么《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等。可惜当时极想读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又译《路易·波拿巴政变记》，是马克思的三大名文之一），只因伟大领袖在批判陈伯达时说了句这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所以，书店里就没有这本书的踪影。
想不到的是，这一业余的阅读爱好，后来竟成了我吃饭的本钱 ——就赖读单行本的那一点根基而闯入的研究领域，数年后，使我成了一名靠讲授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谋生的中专教师。
（三）
印象最深的买书盛况，是一九七八年。一向门庭冷落的新华书店，忽而热闹非凡，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四人帮”倒台了，文革结束了，过去加诸在中国人民头上的那些禁锢，也开始一条条地瓦解、崩塌。在长达十年的干涸中，中国人民患上的精神饥渴疾，就有如那龟裂的土地，渴盼着一场酣畅淋漓的浇灌和抚慰。随着实践标准大讨论的展开，思想解放的激流一浪高过一浪，历史的天空电闪雷鸣，“民主与法制”的呐喊响彻云霄，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的知识分子高高亮起了一个时代的关键词——“解冻”。正所谓“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中国的出版界，正象中国所有郁积待发的领域那样，突然迸发出那么巨大而奔涌的热力，那些如雷贯耳却又沉寂多年的名字：巴尔扎克、莎士比亚、狄更斯、雨果、斯汤达、托尔斯泰、普希金、歌德、契呵夫、塞万提斯……等等，又挟着巨大的感召力，闪亮登场，诱惑着无数年轻或已不年轻的读者们那饥渴的目光。以至小城新华书店每每贴出第二天将售什么书的通知时，就有如发布甚么重大的新闻，当天夜里就会传遍全城；第二天还等不到店门洞天，激动的读者就在门外自动排起了长龙。头一晚奔走相告的朋友们，都会整整齐齐地出现在那欢天喜地的队伍里。
这是新华书店最鼎盛的时期，也是新华店员们最风光、得意的时候。在习惯了开后门买烟买酒之后，社会上第一次出现了开后门买书的现象。只是，这样的现象非常短暂，很快，我们就进到了一个不愁无书只愁无钱买书的过剩时代。
八十年代的新华书店 图片来源网络
（四）
改革开放，市场经济，这些在政治、经济领域已成定句的词语，在业界，或者具体一点，在书业的真正含义，是新华书店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了。大约自八十年代中期起，安顺出现了最早的个体书店，其中较有影响的，有位于民主路的（今顾府街）晨钟书店，位于北街的纯德书店，位于塔东路的剑桥书店，以及位于东关的亚南书局，位于四官桥的九叶书店等等。这些在当时还被视为“附属”和“补充”的个体户，虽然店面极小，很少有超过二十平米的营业面积，品种有限，大多都在千种以下，但由于贴近读者，经营灵活等特点，很快就赢得了读者的欢迎。其中，较早问世的纯德书店是家民国时期的老店，已经消失多年，老板是位瘦削的中年人，店面在北街卫坝口一侧，后又迁到西街小十字附近。大约是子承父业吧，店中还夹杂着卖些纸笔文具。而影响较大的则是晨钟书店，由于进的书都比较时新，颇对一般读书人的味口，所以很快就成为朋友们经常光顾的地方。至今犹记，当时在读书界极为行香走俏，好评如潮的“走向未来丛书”，有好几本就是在这家书店里买到的。到了九十年代，在几位朋友的撺掇怂恿下，我们六、七个书生，竟也按捺不住，合伙开起了一家书店，店名“沧浪书社”。虽然那店小极，不过十数平米，但我们的定位是专营理论学术书与部分文学艺术类读物，拾遗补缺，填补了小城向无此类书店的空缺，所以，一下竟也声誉雀起，浪得不少诸如“品位高”“有档次”之类的虚名。就连远在省城的戴明贤先生，闻之也不免心动，特为之作《沧浪引》一文，内中有“书店，城市沙原中的青草池塘”一语，尤深得吾心，讽诵不已。
初时，朋友们皆视那小店如一个集体领养的孩子，有事没事，总爱到店里逛逛，聊天。倘获知当天营业额不佳，便会慷慨地排出几文大钱，拎了几本书去，称之为“制造营业额”。有时，遇有朋友约会，也爱邀在那店里聚首。不过，最让人得意的雅事，是除了发放书友卡（优惠卡）之外，还破天荒地制作过两枚藏书票，而且居然还创记录地举行过好几次读书活动。可惜只撑持了四年便告不支，终于散伙关门了。嗣后，心绪难平之余，挥笔写了篇《沧浪咏》的小文，其末云：
“呜呼，沧浪之水，浊乎？清乎？都已无须再空劳牵挂。面对那已成过客渐行渐远的匆匆背影，我只有扭过脸去，‘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了。”其苍凉、无奈，哀怨、惆怅的心绪，尽在其中矣……
八十年代的书店购书场景 图片来源网络
（五）
沧浪之后，安顺的书业经过两三年的沉寂，复又转向勃发之势。于是，不仅先后有了息石、旭新、随缘……这样的小书店，而且更有了行知、西西弗等这样面积过百、品种逾万的中大型书店；不仅有了席殊这样的全国连锁，而且更有了专营特价书的松云书店。在书价渐高，读书人叫苦不迭的时下，后者自然备受欢迎。
安顺的书店，终于呈现出一个林林总总、互补共存的繁荣局面。这是书业之幸，也是城市之幸，读者之幸。
现在的安顺新华书店 图片来源网络
（附言）
这是一篇旧文，如今读来，竟成了那个书业繁华，书店琳琅的黄金时代的追怀和伤悼了。念及此文草就之后不过数年，在强大的互联网荡涤之下，举国之内，几乎所有的实体书店都受到冲击，难以为继，不少在改革开放后引领风骚，享誉一方的老店、名店，皆难以支撑，一个个败下阵来，先后宣告倒闭、关张。安顺也不例外，大潮之下，零落一片，风潇雨瑟中，还剩得一二家书店，以及二三家专营旧书的小店，在愈益萎缩的窘困中苦苦支撑，一起勉力维系着这座城市的颜面。以此观之，当初欣欣然的所谓繁荣，其实不过是衰败前的回光返照罢了，如此，讴歌变成了挽歌，倒似乎多了份追挽的意蕴了。援笔至此，脑中不觉竟浮起了杨升庵那首著名的《临江仙》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呜呼！岁月不居，逝水流年，回首来路，在壅塞的琐碎和平淡的遗忘中，不知当年的主事者们，是否还能从时间冲刷的沙滩上，认出自己浅浅的足印或模糊的身影？
2020年11月22日补记
· 作者简介
杜应国：贵州省文史馆特聘研究员。主要致力于地方文化研究和思想评论。著有《山崖上的守望》《故乡道上》等。参编或主编出版的有《贵州读本》《神秀黔中》《安顺人物》及其《续编》《苍茫岁月——来自知青群体的历史记忆》《赏石安顺》等文史、艺术类图书。
2020年12月
值班编辑：黄 斌
电子排版：王敏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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