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义一切的能力（连载四十八）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作为存在的局部，正因为人的存在具有显而易见的主客观一致性，所以通过人的存在以点代面地探寻存在的本体，比西方文明承接自然哲学时代的学术惯性在哲学领域所进行的漫无目的的空想更具认识论便利和方法论便利，至少不会轻易弄丢与主客观一致性相关的人的主体性。上述观点，只是学术批判，只为通过颠覆性批判建构具有可直接复制性终极自圆其说能力的终极哲学，不为彻底否定历史，因为历史不允许假设的逻辑内因恰在于人的文明存在一贯未摆脱从零起步自行建构的局限性，所以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虽然极具颠覆性，但实际延续的，却依然是哲学一贯通过与转向相关的颠覆性创新惯性，只求在继往开来的宏观一致性趋势当中尽快通过微观一致性理论体系推动人的文明的终极主观成熟。借助于对作为历史内在逻辑主线的哲学史所内涵的因果一致性，任何不能自主摆脱与非终极性逻辑认知相关的文明局限的人都有必要参照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理解，通过相对精准的逻辑认知诱变现代科技文明，一是使逻辑命题在宏观方面有了终极文明意义，二是通过逻辑作为人的主观存在本体的本质发现，不但在微观方面成功解决了现代人用逻辑而不知逻辑本质的尴尬，而且通过可终极自圆其说的终极本体论和终极认识论的常识化建构，为终极方法论的建立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基础。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人是主客观一致性存在，其中的主观存在即人的思维活动，所以判定逻辑是人的主观存在本体，不是说逻辑是思维所依赖的神经的本体，因为神经是客观物理存在，而是说逻辑是人的神经现象所内涵的与语言文字相关的思维活动的本体。如果没人能推翻逻辑是人的主观存在本体，就意味着相对于逻辑是人的主观存在本体，那么人的客观存在还有客观本体，因此从局部与整体的一致性关联和人的存在具有显而易见的主客观二元本体来看，不但可以直接判定旧哲学一贯追求一元本体的荒谬，而且可以直接明确，正因为一贯盲目用一元存在本体强行统揽“存在”命题的主客观二元复合性，所以旧哲学虽然诱变了现代科技文明，但也正因为在逻辑认知方面有以偏概全的基础性错误，所以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文明以权威角色把人类整体推入盲目追求一元本体的悖论陷阱。那么西方哲学为什么会以偏概全地盲目追求存在的绝对客观性和现实性呢？答案显然与非终极文明存在的人无法通过终极理性对潜意识理性所内涵的消极性进行终极压制直接相关，也就是说，对于有明确自我意识的人而言，只要不能通过哲学常识化转向而自主实现终极自圆其说，那么就只能下意识地活在非终极意识理性状态下。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人的意识理性承接于兽，其本体论源头在于原始细胞膜对物质交换的感性控制行为所内涵的潜在理性，在漫长的生物进化历程中，这种潜在理性被循序渐进地放大为潜意识理性之后，才通过神经系统的形成而进一步进化出可被人反向感知的显意识理性，因此这种意义上的人之初才是哲学前提批判的终点，只有把这个前提批判的终点作为基点，具有可直接复制性的终极自圆其说能力的终极哲学才能循序渐进地建构成功。这样再看作为人的自我意识与动物的自我意识之间区别的反向感知能力，虽然同样能把感知的结果通过积累形成经验，但只有具备如人一样清晰的自我意识，相应的生命有机体才能把积累的经验迅速导向与物理自由和思想自由相关的理论纵深方向，因此人的文明的终极成熟就分别有了终极思想自由和终极物理自由两个层次的不同标准。正因为相对于人，其他动植物缺乏这种经验的迅速积累之后的纵深发展能力，所以人的自我意识是动物的自我意识的进化极点，所以只有具备主客观一致性的人是文明和文化存在，然后通过语言文字的运用，把人身上所独具的“存在”的主客观一致性映射给其他一切自然存在，所以其他一切存在在命题上有主客观一致性，但其根源在于有主体性的人通过主客观两个视角对命名对象进行了人为赋能。这就是“存在就是被感知”的内在逻辑机理，正因为只有通过常识化视角才能终极厘清，所以在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建构成功之前，世人只能整体似是而非在活在有潜在一致性的语境人生中，因此无知于语境的潜在一致性的任何人都是非终极文明存在，下意识地活在显意识理性对潜意识理性的束手无策状态。这种状态下的人，无论是通过理论创新能对自己所感知到的新事物进行命名，还是基于文明惯性只能对旧思想语境进行一般性运用，其本质上的知行合一人生都一样是低层次的知行合一，因为这种本体论意义上的知行合一与认识论意义上的知行不一具有异名同出的一致性，与方法论人生的终极自圆其说不能直接相关，所以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人无论成熟与否，始终都是作为自身主观存在本体的逻辑的奴隶，享有与自己的自圆其说水平相当的自由人生，其中又具体细分物理自由和精神自由。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只要人人都能明白人是自己的逻辑认知的奴隶，那么上帝就可以彻底从人的知行合一语境人生退场了，因为相对于动物的有限逻辑分析能力，人的逻辑分析能力具有指向终极自圆其说的无限革命性，因此人是类似造物主一样的存在。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常识化视角之下的动植物之间也有广义的思想交流，可惜动物之间交流的只是与生存相关的基本信息，无法像人一样把感知和认知过程向本能生活以外扩展，所以动物无法像人一样，通过理论的持续创新把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拓展为类似造物神性一样的主体性。明白了人与动物之间与感知和认知相关的主观能动性差异，就不难理解，通过内涵人格异化的神话手段，人类的文化先祖把动物身上的某些自然力上升为妖魔鬼怪命题的神话色彩，它的文化意义在于安抚作为非终极文明存在的人的内在恐惧与不安。通过这样的表述，不难理解，广义而言，动植物都与人一样，具有基于广义的感知和认知能力基础上的意识行为，所以通过本体论承认人的存在的主客观一致性，就是对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的终极明确，然后人的思想体系才能以明确的主客观一致性命题为起点，通过哲学的常识化转向彻底瓦解不可知论，这就是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封闭了哲学开放性之后的终极文明意义。正因为只有具备主客观一致性的本体论才是可封闭哲学开放性的终极本体论，所以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相对于西方文明相对精准的逻辑认知的终极文明和文化意义，作为史上唯一一个一以贯之的主流存在的中华文明，它的文化内核处不可能没有待常识化挖掘的终极哲学命题。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相对于中文语境有公认而且明确的一言以蔽之于一切的道本体认知，西方哲学语境不是没有，而是被盲目依赖形式逻辑的他们选择性放弃了，比如类似道生万物的道的上帝，还有“存在”，在语境上都有一言以蔽之于一切的能力，正因为都没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判定，在归纳能力上，任何盲目推崇西方哲学的人都没把自己的理性认知水平发挥到极致，所以既不真懂逻辑，又不真懂本体论他们没有统一的本体认知，从而导致西方文明虽然命名了哲学，却根本无法定义哲学，因为逻辑认知缺陷切断了他们定义一切的能力。关于西方文明无法定义哲学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只要不真懂逻辑，就很容易错判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因为哲学常识化转向之前，世上根本没人真懂本体论，所以就没人能常识化论证清楚，科学看似强大的实证能力，却只能止步于与世界本原相关的本体论命题的论证式发现，因为科学活动所应用的形式逻辑分析是非黑即白于低级辩证的，所以在方法层面采用形式逻辑的科学之证是狭义科学，是非终极辩证，只有与科学哲学异名同出的广义科学才具有终极辩证属性，因此相对于哲学和科学哲学的辩证的终极之证，狭义科学只是哲学方法论所指导的方法体系而已。正因为只有广义科学才与科学哲学具有异名同出的一致性，而狭义科学则只是技术层面的方法体系而已，所以盲目相信只具有局部辩证能力的形式逻辑的西方文明，因为选择性排斥了对终极辩证的追求，所以在语言学方面都必然不懂语言文字的“强名”产生机理，这给中西方文明的文化交流制造了根本障碍——只要西方文明不承认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一定内涵明确的哲学属性，那么就没人真懂狭义哲学与广义哲学的一致性，当然就没人真懂狭义科学与广义科学之间的一致性，科学与哲学之间的一致性就更无从可知了。同理，只要中华文明不能通过差异性当中的一致性比对将自身文化精华与西方文明进行常识化互译，那么中华文明就无法通过真懂哲学而知行合一地进入终极文明状态，因为常识化视角下的终极文明与老子的天下大同理念具有异名同出的一致性。综上，只要不通过中西方思想精华的常识化互译，人的文明存在就很难常识化建构终极本体论，因此只要不能从理论层面实现与终极和谐相关的终极自圆其说能力的可直接复制性，人的非终极文明存在就避免不了战争的危机，从而在当前物理自由日益提升的情况下，必然南辕北辙地错失和谐走向与终极思想自由相关的终极文明的机会。通过这样的常识化视角再看占据了人类文明的主导地位的西方文明，他们从来缺乏谋求全人类文明共同进步的主动性的原因就不言自明了，因为西方基督教文明在本质上延续的是类似古希腊奴隶制民主，自诩高明于基督教文明不但不代表他们的善良，反而只代表他们的色厉内荏本质，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所预见的天下大同的历史必然性是对一切保守的阶级现象的彻底否定。由此可见，相对于妖魔鬼怪作为文化现象所内涵的用人的主体性异化心理机制安抚人的内在恐惧与不安，在文化一贯的常识化发展趋势中，其实也一贯隐含着任何保守的统治阶级的内在恐惧与不安，所以资本主义政治才会天然抵制社会主义政治，因为社会主义政治是唯一明确表示完全接受哲学指导的政治类型。综上，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由哲学常识化所代表的文化常识化发展趋势内含对一切保守的既得利益的终极否定，只有通过理论层面的哲学常识化转向把人类下意识盲目依赖直观与直觉的心理机制彻底厘清，人的文明存在才能整体摆脱非终极文明的文化背景，成为终极文明的文化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