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汉学专栏 || 吴伏生：来自异域的知音——宇文所安对杜甫《旅夜书怀》一诗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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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伏生教授在天津师大做讲座

《文心雕龙·知音》篇把理想中的读者称为作者的“知音”。他能够通过“六观”，即“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达到对作品的“圆照”或全面理解。刘勰（465—520）在本篇开头便感叹“知音其难哉”！但是他也坚信，既然诗人（“缀文者”）作诗是“情动而辞发”，那么读者（“观文者”）便一定可以“披文以入情”，也就是通过阅读诗人的作品进入到他的感情世界，并且“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千百年来，无数中国读者便是怀着这种态度和信念去“尚友”古人及其作品。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虽然来自语言文化背景相差甚远的异域，但却对杜甫（712—770）情有独钟，堪称其知音；他对《旅夜书怀》一诗的解读，亦堪称对该诗的圆照。

宇文所安

上面提到的解读载于宇文氏所著《传统中国诗歌与诗学：世界的征兆》(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 Omen of the World, 1985) 一书。在“序言”(Prologue)中，宇文所安对本书的宗旨做了简要介绍。一般来说，人们都认为诗歌依赖语言而存在，因此它是一种语言艺术。宇文所安则声言：“诗歌……不是一种语言艺术：它‘在语言中发生’，但不‘属于语言’。语言对诗歌是必要的，但只是一个必要的条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我们在解读一首诗时，诗中的语言总是“试图要变得透明，不再‘仅仅是文字’”。诗歌语言虽然千变万化，但它们都是要把我们带到语言以外的境界。因此，宇文所安指出：“简而言之，诗歌是一个事件，而不是一个实体。”亦即是说，作为实体的语言必须要引导读者进入诗歌所记录的事件中；前者只是一个媒介，后者才是诗歌本身。这本是个极为传统的定义，令人想起中、西传统中“言志”“抒情”的诗歌理念。但是，当代西方文论的一个重要倾向便是强调语言的作用与功能。语言不仅仅是个媒介，因为它可直接影响甚至制约我们的思想和表达。因此，在诗歌研究中，从新批评到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一般都强调语言的作用。宇文所安对诗歌的上述定义，颇有反其道而行之的味道。难怪本书序言的副标题是“让你[读者]从当前这个世界的关注中脱身出来”。他甚至指出，我们只有在停止解读一首诗时，才会注意到其语言的构成与功能。对这些语言现象进行研究固然无可厚非，但那毕竟是舍本求末，“与诗歌无关”。

宇文所安著《传统中国诗歌与诗学：世界的征兆》

既然诗歌是一个事件，而且在传统诗歌中这一事件早已成为历史，那么要解读一首诗首先便要“重新建构”(reconstruct) 当时历史境况下的解读规则。这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跨文化、跨语言的比较文学中尤其如此。但是，宇文所安认为，我们必须坚信，通过解读我们能够让一首古诗“用它自己的声音说话”(speak with its own voice)，成为某种“征兆”(omen)，并通过它去解读其中的“世界”(world)。这不禁令我们想到上面引用过的《文心雕龙·知音》篇中的文字。宇文所安便是带着这种理念和信念来解读杜甫的《旅夜书怀》一诗的。下面让我们先看此诗的原文：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名岂文章著，官因老病休。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在中国文学中，杜甫的诗歌一向有“诗史”之称；用它来说明汉诗乃是“世界的征兆”，确是再恰当不过了。历代注家对此诗的年代背景皆有详细的注释。宇文所安评论说：

杜甫的文字或许是一种特殊的日记，但比一般日记更加强烈和直接，它们表现一个在当时发生的经验。同日记一样，这首诗承诺一个历史经验的记录：虽然确切时间、确切地点、确切情形之间的关联已经永远失去，无法挽回，但是读者相信它们的历史真实性，并且依赖这一真实性。此诗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其在诗歌上的发明创造，而在于诗人与此时此境的惬然邂逅。

Tu Fu’s words might be a special kind of diary entry, differing from common diary in their intensity and immediacy, in their presentation of an experience as occurring at that very moment. Like diary, the poem promises a record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the exact time, the exact place, the exact conjunction of circumstances may be lost beyond recovery, but the reader trusts their historical reality and depends on it. The greatness of the poem emerges not through poetic invention but through the happy chance of this poet meeting this moment at this scene.

宇文所安还特别指出，此诗题目中的“怀”说明诗中所描写的是诗人的切身感受。为此，尾联“飘飘何所似”一行中的“似”字虽然在修辞上是个明喻(simile)，但它表现的也只是诗人的感受，或是他那“活生生的心灵为自我发现对应物的一种行为，而不是一种写作诗歌的手法”。应该指出，杜甫本人颇以自己在诗歌艺术上的努力和成就感到自豪。“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便是著名一例。在中国诗歌诗中，杜甫被誉为“诗圣”，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的诗歌除了真实反映与表现社会自然之外，还是诗歌艺术的集大成者。对此，宇文所安当然清楚。此处，他之所以要极力淡化甚至消解杜诗在艺术上的成就，是要将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区别开来，因为他要强调，中国诗歌注重内心表现，而西方诗歌则追求艺术创造；前者基于历史真实，后者则来自发明与虚构。为了说明这一点，他特意征引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一首十四行诗中的前八行：

Earth has not anything to show more fair:

大地拿不出更美的景色：

Dull would he be of soul who could pass by

只有迟钝者才能经过此地

A sight so touching in its majesty:

却对它的恢宏无动于衷：

This City now doth, like a garment, wear

此刻，这座城市如着外衣，披上

The beauty of the morning; silent, bare,

清晨的美景；静默，朴素，

Ships, towers, domes, theatres, and temples lie

船只、楼塔、圆顶、剧院、寺宇

Open unto the fields, and to the sky;

面对着田野、天空开怀而卧，

All bright and glittering in the smokeless air.

在无烟的空气中熠熠闪烁。

此诗的标题为《作于威斯敏特桥上，1802年9月2日》(“Composed Upon Westminster Bridge, Sept. 2, 1802”)。一般来说，诗歌题目的作用便是通过点明某一诗篇的主题或情境，为读者提供一个解读的框架和语境。这首诗便是如此，诗人在标题中明确向读者交代了此诗创作的地点与时间。但是，宇文所安认为，“即使在那些最热情、好古的读者眼中”，所有这些，包括诗中所描写的细节，“对这首诗都并非必要”，因为：

华兹华斯究竟是亲眼看到、隐约地记起，还是从想象中构造了这一景色都不重要。诗中的文字并不指向历史中的伦敦和其无限的细节；这些文字把你带向另外的东西，其意义与泰晤士河上有多少船只没有任何关联。

But the most passionate antiquarian will know that this interest in circumstance is not essential to the poem. It does not matter whether Wordsworth saw the scene, vaguely remembered it, or constructed it from his imagination. The words of the poem are not directed to historical London in its infinite particularity; the words lead you to something else, to some significance in which the number of vessels on the Thames is utterly unimportant.

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在西方诗歌传统中，读者的视野与期待基于一种与中国诗歌传统截然不同的观念与阅读规则。为了说明这一点，宇文所安特别征引了韦勒克(RenéWellek, 1903—1995) 与瓦伦(Austin Warren, 1899—1986)合著的《文学理论》(The Theory of Literature, 1956)一书中的如下文字：

……文学的性质在其所指方面最清楚地显现出来。文学艺术的中心明显体现在抒情诗、史诗、戏剧这些传统文类中。在它们当中，所指的都是虚构、想象世界。一部小说、一首诗或一部戏剧中的言论都并非确切真实；它们不是逻辑性的陈述……甚至在强调主体性的抒情诗中，诗人[所使用]的“我”也只是一个虚构、戏剧性的“我”。

…the nature of literature emerges most clearly under the referential aspects. The center of the literary art is obviously found in the traditional genres of lyric, the epic, the drama. In all of them the reference is to a world of fiction, of imagination. The statements in a novel, in a poem, or in a drama are not literally true; they are not logical propositions…Even in the subjective lyric, the “I”of the poet is a fictional, dramatic “I”.

The Theory of Literature

具体到上面华兹华斯这首诗，宇文所安进一步指出：

至于华兹华斯是否曾于1802年9月3日站在威斯敏特桥上凝望伦敦城，这一点根本不重要。那只是一个虚构—这个佯装报告所见所闻的抒情之“我”。读者会认为，诗人的历史之“我”在利用抒情之“我”；他的视像，或真或假，只是为了其他目的才成为诗歌。

It matters not at all whether Wordsworth ever actually stood on Westminster Bridge on September 3, 1802, and gazed at the city of London. It is only a fiction—this lyric “I”which pretends to report what it perceives. The reader assumes that the poet’s historical “I”makes use of the lyric “I,”and that his visions, real or pretended, become poetry only for the sake of some other ends.

既然如此，对华氏诗中的语言现象当然也要不同对待。宇文所安认为，与杜甫在《旅夜书怀》中所使用的明喻，即“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不同，华氏诗中的明喻，即“This City now doth, like a garment, wear/ The beauty of the morning（此刻，这座城市如着外衣，穿上/ 清晨的美景）只是“一种具有许多神秘动机的诗歌艺术；其中的比较并非是历史中曾站在桥上的诗人心中的行为”，因为“对华兹华斯的读者来说，[诗中的]一切都是隐喻和虚构”。

宇文所安著《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

必须指出，华兹华斯是英国诗歌史上自传性最强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大部分都以其个人生平为素材，为此，“传记批评”(biographical criticism)，即以诗人生平为基础的文学批评，始终是华兹华斯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西方读者在阅读华兹华斯诗歌时，并非如宇文所安所声称的那样，把诗中的描写都看作“隐喻与虚构”，而是尽可能将它们与诗人的生平及历史经验结合起来，其详细程度甚至不亚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中为诗人编纂年谱。例如，在注释上面这首诗时，各家都注意到诗题中的年月与华氏生平以及其妹多丽丝·华兹华斯(Dorothy Wordsworth, 1771—1855)的日记所记载的略有出入，而且1836年之前这首诗所标明的都是1803年9月3日。华氏本人还曾说过，此诗“于1802年9月作于马车顶上，在我去法国的途中”，但根据他的生平记载，华兹华斯与多丽丝是在那一年7月31日离开伦敦前往法国的。多丽丝几乎一生都与华兹华斯生活在一起，她的日记是研究华兹华斯的必读物，因为它们为读者提供了大量华兹华斯本人生平的资料。正是为此，许多注本在注释这首诗时都引用了她1802年7月31日日记中的下面这一段，以便为解读这首华诗提供一个历史的语境：

我们星期六7月31日早上五点半或六点（我忘了是哪个时间）离开了伦敦。我们在Charing Cross 登上了多佛马车。那是个美丽的早晨。[伦敦]市，圣保罗教堂，[泰晤士]河及其众多小船在我们穿过威斯敏特桥时显得异常美丽。房屋上面并没挂着云烟，它们一望无际，但是太阳在明亮地照耀，阳光是如此纯净，甚至带有大自然本身辉煌景致中的那种纯净。

…We left London on Saturday morning at half past five or six on the 31st of July (I have forgot which). We mounted the Dover Coach at Charing Crossing. It was a beautiful morning. The city, St Paul’s, with the River and a multitude of little Boats, made a most beautiful sight as we crossed Westminster Bridge. The houses were not overhung by their cloud of smoke, and they were spread out endlessly, yet the sun shone so brightly, with such a pure light, that there was even something like the purity of one of nature’s own gran spectacles.

据此，一位注释者推测说：“可能华兹华斯在离开时草拟了这首诗，9月3日才完成。”不难看出，上述这些注释与评语都试图重新建构这首诗所产生的历史语境，并以此为基础对其做历史性的解读。至少对这些读者而言，华兹华斯这首诗并不都是“隐喻与虚构”，而是诗人生平片段的记录和真实感受。这样的解读，实际上与中国古代知人论世的传统并无大异。

总体来讲，与中国文学相比，西方文学更加倾向于艺术与虚构，这是毋庸置疑的。从中西文学的整体视野上强调这一区别，也的确有利于我们了解中西文学各自的独特风格。但是，任何一个文学传统都不是一个千篇一律的整体，其中的复杂与多样性往往也无法用一个整体框架来概括和形容。因此，虽然虚构与想象是西方诗歌的主要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诗歌中的表现都不具有历史性，正如在中国传统中，虽然“诗言志”这一经典论述把诗歌与诗人的内心感受与历史经验联系起来，但它也未能阻止不少诗歌含有虚构的成分。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美国犹他大学世界语言文化系）